Good Wind Like Water

2010-08-04T18:38:00.001+08:00

華仔手記之熄匙務者為俊傑

胡恩威

(政治自白小說,歡迎對座入號)

每天早上醒來感覺特別良好，作為一個問責局長，感覺良好十分重要。我每天都會對著鏡子說＂我是一個好官”真的我真的覺得自已很掂，和我同年入職的同事都沒有我昇得這麼快，成就那麼高. 做官最重要是有得昇，昇得高才可能夠為市民做更大的事。就算今天我昇到咁高，我都會提醒自已，高山還有高山高, high mountain always have higher mountain higher, 不可以過份滿足, 要好努力去做好呢份官. 做官最緊要係識做, 識做官最重要是識做兩個字。做野雖然係好重要，但係識做都好重要，點先至係識做? 就係在識當的時候做識當的事, 好似朝早起身一定係去刷牙而吾系去游水。停車一定係熄匙. 環境一定係要保護啦.

記得幾年前的今天老細叫我pick up環保呢個政策, 我就唸都吾唸就答應了, 環保呢個政策真係好識合我, 因為我是一個吾會做錯野的官, 回想這幾年,香港的環保政策真係做得吾錯not bad, 吾錯, 所以係我下面的環保政策真係無也點錯,推動膠袋稅,反吸煙,新高中課程,研究電動車邊度可以叉電,點叉法呢D政策都無野好錯。環保係一種精神,也是一種科學,所以研究很重要,做每一個決定都是應該先要研究清楚, 依家香港越黎越民主, 民意好重要, 環保一定要有民意support 至得,我吾可以在沒有民意支持下面做野, 每個policy都要好深入地諮詢每一個階層的市民,個班環保團體太心急太精英, 他們可能真的是對,但是對的事不一定是絕對的對。錯又沒有絕對的錯。人生在世但求心安理得,對得住人對得住自己, 人係有好多,所以要對得住甘多人就要好小心的去insult, sori 係consult , 今日我在我的AM福士座駕裏就consult 我個司機阿ken支吾支持”停車熄匙”, 他想也不想就話"支持....”,一定支持, 我仲問阿ken 熄匙之後支吾支持得住, “支持得住' , 聽到阿ken 甘講,真係同我唸的是一樣,停車熄匙一定要支持得住. 環保要成功,一定要付出,仲要change the way we do thing, 現在的人沒有停車熄匙, 所以就要改變他們的行為. 停車熄匙之後香港的空氣質素一定得到大大的改善,根據我的觀察同分析, 目前香港空氣污染最大的源頭最有可能是在街上吸煙的人士, 所以我已經同幾十個政府部門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研究禁止戶外吸煙的可能性。政府做事最重要的是團隊精神team spirit,因為每個政策都係同其他政策相互關連, 即是佛教說的互即互入,我中有很多個不同的你,環保政策裏面有教育政策,城市規劃,醫療政策,運輸政策,經濟政策,文化藝術政策,電訊政策保育政策,能源政策好多好多政策,環保政策吾可以甘自私,只是看見自己的需要,而吾理其他政策. 做人做官都不可以自私,我雖然不是佛教徒,但係就好認同佛家的很多道理,佛家叫我們不要執著,做官也是一樣,不可以執著,因為所有事都係無常, 世界每分每秒都係度變,做官一定要娣定D , 以不變應萬變,佛家又說我們要'活在當下', 所以依家係比未來更家重要, 那些反對停車熄匙的人想得太多, 未執行就認定一定有人有可能會熱死。那位長者小巴司機是自願停車熄匙而過身,他的離身令我感到很悲傷。正所謂”熄匙務者為俊傑“, 停車熄匙是識時務的表現. 所以我一定吾會好像他們那樣執著,好似膠袋稅,最後我地政府都無執著地要每一個膠袋都要比稅, 每一件垃圾也不一定要分類, 環保政策的目標係要改變人的心, 行為只係表像,好似今次好多投票支持政改的立法會議員,心裏面不一定是支持政改。反對高鐵的心裏面不一定是反對高鐵。寫到這裏,我真的覺得做官是一件十分有趣和令人愉快的工作,我能夠昇到今天的位置,有人說是因為我進了合適的馬房,特首視我為'契仔', 又有人說因為我做人做事夠”契弟”會逢合老細的想法, 這些想法實在太封建了,他們都受了八卦雜誌的影響,所有人都係衰人,我吾會比這些負能量影響, 能夠做特首的契仔係一種honor, 契弟有什麼不好,關雲長也不就是劉備的契弟嗎? 能夠做到關公那樣的契第真係終身無遺呀.

(政治自白小說,歡迎對座入號)

第九場——特首跑馬仔 ——東宮西宮8.2之西九龍珠 (升呢版)

2010-07-08T04:55:00.000+08:00

第六場——千個商場 ——東宮西宮8.2之西九龍珠 (升呢版)

2010-06-22T20:59:00.000+08:00

每當變幻時(原曲サヨンの鐘 1977年)-薰妮

2010-06-14T21:17:00.000+08:00

2010-05-15T16:12:00.001+08:00

香港公務員需要再教育　．胡恩威

九七回歸以來，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質素一直為人詬病。不
論是始於前特首董建華時期提出的「知識型社會」，還是時至今天特首曾蔭權常說的「進步發展觀」等宏大施政理念，似乎皆未能真正實踐。反之，各種社會政策諸如教育政策、規劃政策、環保政策、保育政策、文化政策的失誤卻造成了很多社會矛盾，窒礙香港整體發展之餘，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也每況愈下。歸根究柢，這局面乃由政府管治能力、公務員團體體制落伍所致。

回歸前，英國殖民政府掌控了香港的政策制訂，公務員只須妥善執行政策的工作便可；但九七過後，政制不再一樣。在高官問責制下，局長負責決定政策的具體方向，並須向立法會、持份界別解釋政策以吸納更多支持；而公務員的工作則為政策支援的專業隊伍，應憑其專業知識向局長提供不偏不倚的資料作為施政參考。香港的問責局長是由特首任命，不過特首卻是由間選產生，以致特首及至局長的認受性一直存在問題。

而事實上，目前所見，局長一般也鮮見資深政治人才，未具有彰顯政治家精於制訂、推舉、維護政策的本領。故此，在現時的政制環境下，公務員尤其是專門負責協助政策制訂的政務官，就推動香港管治質素的角色特別重要，因為政務官便是各項經濟、社會、民生政策的推動源和基礎。沒有了政務官這層施政基礎，局長也會缺少施政的參考方向。政府施政與政務官的政策研究能力，其實是緊緊相扣。

特區的管治屢遇挫折，公務員的責任首當其衝。但不能否認，沿襲英國文官制度的香港公務員體制也有其良好的本質。香港公務員制度自殖民政府時期見雛型至今，已建立一套體現公平、公正精神的價值系統。傳統上，香港公務員的工作模式都十分尊重程序，辦事有規有矩且透明度高，政府公布的資料數據準確可靠，這便於市民大眾監察政府、監察官員。可是，隨著社會的變化，政策方向亦須作調整，才能顧及城市的發展需要。二十一世紀，全球先進地區都邁向推動知識型的經濟發展，然而，我們的公務員體制有沒有隨之而變革，還是仍停留在英治時期的官僚模式？

為了應對社會發展取向，真正推動香港作「知識型經濟」，特區政府的首要工作是要重新界定「政務官」的角色。回歸以後，「港人治港」，政務官再不能只作行政秘書之類的工作，而是要求走向專業路線，以學識和政策研究能力，成為政府施政的驅動平台。觀乎現時的公務員制度，政務官似乎只單單側重行政辦事效率而不是以政策質素為本的工作邏輯辦事。政務官須每隔兩至三年調職一次，又怎能鼓勵政務官在其熟悉的政策範疇專注工作，以專業帶動香港長遠發展？在「調來調去」的機制下，政務官的工作變相更像是應付當前政治問題多於制訂長遠政策。

再者，香港公務員現時的考核制度只偏重於上司評語，專業知識考核（如透過考試）則欠奉。政務官的表現取決於其上司的看法，他們的晉升亦不在乎是否擁有相關層面的專業知識。若「知識水平」不是考核政務官的重點，作為公務員之首的政務官憑甚麼特質顯示其「政治中立」的特質？難道是是討上司歡心的政治手腕？

現時公務員的培訓工作主要是公務員事務局下的政府部門「公務員培訓處」負責。不難想像，在向來只視政務官為行政通才的思維模式下，其對政務官的培訓工作亦只多集中在行政、溝通、語文等技巧，至於針對相關學科專業和政策研究的訓練則少之又少。全球各先進地方過去十多年對公務員的專業化都作出不少探求。譬如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布萊爾）便訂出公務員往後發展的藍圖，內容重點是強化公務員的政策研究能力。針對戴卓爾年代，太著重公務員管理制度的改革，忽略加強政策質素。貝理雅成立了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並將原有的文官學院納入中心之內，既一方面培訓公務員的政策能力，另方面推展政府的政策研究工作。

同樣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新加坡，其公務員制度也有所改革，非常注重對高級行政官員及專業技術官員的培訓。新加坡設有專門培訓公務員精英的計劃，獲挑選參與計劃的公務員會安排到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實習的機會，待實習過後，當局會評核他們應否加入高級行政官員的行列，還是到特定的部門作專門長遠的發展。整套培訓計劃經過嚴謹設計，而新加坡當局亦設有公務員的進修機制，供他們申請獎學金到海外著名學府，修讀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或與自己個別工作範疇相關的學科，深化知識基礎。

綜觀海外乃至中國大陸的公務員發展趨勢，都以提升專業性為目標，為甚麼唯獨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仍是這麼落伍，只要求政務官作行政通才的角色？曾特首若要兌現「香港必須發展『知識型經濟』」，公務員團隊也必須循「知識」方向改革。加強公務員專業性，提升各政策局的政策質量是推動香港正面發展的關鍵。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經濟需要及競爭，香港的發展再不能單是就政策制訂作取巧式的程序檢討而漠視專業導向的重要性。■

wooyanwai@yahoo.com.hk

2010-04-05T23:27:00.001+08:00

香港娛樂圈隨想
胡恩威

娛樂圈,不論是香港,是日本,是美國,都是以“造假“為本。只是香港娛樂圈太過獨沽一味的低俗,沒有什麼人文情懷,所以是假上加假,或者是說因為要節省成本,所以不用花太多心機和資源去做真。香港娛樂圈的假和西方娛樂圈不同,西方是把假造成很真,要觀眾相信。香港娛樂圈只有娛樂兩個字。即時官能不用思想那一種,這種香港式的假,每年在那些分豬肉樂壇獎典禮上面是一種假,那些打打殺殺黑道片又是另外一種假了,電視台的電視劇也是要假,假的歷史假的感情,假的演技,因為香港是一個不要看見”現實“的狀況 ? 因為現實是是太多可佈了?香港人追求們是“頭腦簡單“生活,最容易的說法是香港人工作壓力大,娛樂就是為了減壓,所以不用太真也不需要太認真, 這種說法成為了一種好像是真理的藉口,也成為了香港娛樂圈退化的理由.

『平常心』是香港常用的一個名詞,意思是“以平常的心態“去處理和面對一些事情,來自佛家的道理,面對什麼大事非常之事都以”平常心〝面對,但是這個平常心,好像都是出自一些不平常人的口中說出來,高官大明星歌星政客商人,記者追問什麼,最典型就是用”用平常心面對“,平常心成為一種model answer, 也許日後通識考試也會以“平常心”作為一種標準答案了香港人的心是平常嗎?,看看那些遍地八卦,那些俗到不能的氣質,娛樂圈是在影響著很多人的價值思想和氣質,香港人的心不正常的可能比平常的多, 非禮勿言勿視勿聽的道理,在香港就是正好相反,非禮之事最多人在言在看在聽。甲由是最“平常”的“生物”,最低最低的,生命力也特別強,也許香港人這些年追求的,正正是一種甲由人生,沒有什麼能夠生存就好了,什麼大智慧大理想太不平常了。

香港娛樂圈是西遊記裏面的各種妖精之集成嗎?白骨精蛛蛛精牛魔王豬八介猴子精牛鬼蛇神一大堆,對號入座看娛樂圈也許是一種樂趣,要有娛樂人的本事,也是要成為一種精,或者是一種魔,才有那種魔力去迷惑人心。娛樂圈就是要放大我的慾望,性的慾望,愛的慾望,恨幻慾望。唐僧也是一種慾望的Icon, 禁慾的慾望,破戒的慾望,白白的皮膚和單純的理想,理想也是一種慾了。慾望之物object of desire, 香港娛樂圈八十年代很會創造object of desire, 男男女女名種類型都有,小生花旦肉旦妖男妖女,有身材的有智慧都任君選擇,今天是平凡的年代,所以平凡入屋就ok, 不要太多幻想了。

2010-02-05T23:18:00.001+08:00

香港作為一個現象

胡恩威

香港作為一個現象，香港殖民地的本質，形成了一種不能有著一種可以發展傳統的文化土壤，沒有傳統就是香港的傳統。在香港一百多年的歷史裏面，只有眾多沒有關連的短編小說，而沒有一種像長編小說一樣的連續性。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紀，都有著各自不相連的事件和運動出現，香港的文化土壤只是一種不能落地生根狀態，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香港被稱為文化沙漠的理由，培育文化的土壤太多沙石了太荒涼了，人人為了生存都沒有好好的去思想了，思想被即是反應所取代，反應要馬上要立即，像動物本能一樣，資本主義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下的一種生態環境，只有很多很多很復雜的思想和頭腦很簡單的動物本能，香港的文化成為了膚淺和反對深度思考反對認真討論，一切都回歸致動物本能的求存，在這個主流膚淺文化之下，其他的文化也成為了一種存在的現像，表像化的多元化現像，多元化的香港現像有的只是多，數量的多而不是多種類的多，不是因為香港沒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有很多很多，像沙漠下面也存在很多植物和生物，但都是小小的隨時消失的，香港就是一個充滿著各種小文化的地方，英國人六十年設計出來的文化体制，由博物館表演場地演藝學院都是由西方移殖過來，目的不是建立一個培養人才和傳統的土壤，而是提供一些文娛活動場地，再加上香港過客城市的本質，香港只是一處中轉站，一處轉机到其他地方的地方，八九之後香港那種未大難臨頭已經各自飛的情况。也許香港只是一個不能共患難只能共富貴的地方。居英權加拿大移民，一代人一代人就這樣走了；九七後回來的香港已經是人面全非了，都是過客式的過度式的烟花式的轉眼即逝，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一直一直數下去，一代只是年份吧，香港本質上只有一代人，自私的一代，沒有根一代，事事都要馬上解決，馬上上馬，馬上的立刻，分析也沒有時間，找個外國顧問來分析吧，把思考簡約到最簡約，把生活簡化到只有吃，把人生簡化到只有供樓，人人活在無線電視劇的權力遊戲價值系統裹面，利益著數就是原則，沒有原則就是原則，對與錯永遠是相對的，香港只可以是現像，香港不可以是歷史，香港不可以是理論，香港不可以是知識，香港的言論自由只可以是一系列的活動而不是運動，香港的民主運動也只是一系列的活動，而不是深層次的体制改革，因為只有感性式的活動而沒有深刻的去思考。一切都是現像，一切都是活動，這也許是香港深層次茅盾的源頭，應付了一件事又一事，前言不用對後語，每一個人都只有即時利益的立場，批評也被異化了，知識已經沒有需要了，只有一連串的立場，支持和反對，我永遠是對的你永遠是錯的.

2009-11-15T12:26:00.000+08:00

胡恩威：發展創意產業　教育先行

胡恩威香港大學建築系畢業，現為跨媒體文化人，多年來從事劇場及多媒體創作、文化政策評論、藝術教育、建築設計、電影劇本等工作，他自1988年加入進念．二十面體，現任該機構的行政總裁。自80年代起，他積極參與藝術評論、文化政策研究、城市發展等活動，06年獲政府委任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轄下之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成員，今年又獲委任為經機會成員。他亦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創意教育委員會委員，積極推廣藝術教育。
特首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將重點放在發展六大產業，追溯政府首次提出六大產業，是今年4月特首主持香港經濟機遇委員會（下稱經機會）第四次會議後發表的措施，目的是發展本地中長期經濟機遇。身兼經機會成員的跨媒體文化人胡恩威認同政府發展六大產業的建議，不過他認為《施政報告》所提出的六大產業發展方向不夠深入，若要有效地發展知識型產業，當由教育入手。作為本地創意專才的一分子，他認為政府應善用社會的自由空間，既培育創意人才，又要教育公眾，營造合適的生態環境，這才是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下稱創意產業）的出路。

本身從事劇場及多媒體創作超過20年的胡恩威認為，香港社會獨有的自由空間，是發展本地創意產業的最大優勢。「相對地說，香港有言論自由，創作上少了很多掣肘，例如內地政府對歌詞、劇本都有審查的機制，反之香港沒有事先審查，這為創意人才提供很大的創作自由度。足見在發展創意產業上，香港已有適當水土，尚欠政府為這片水土所準備的養料。

有知識才有創意

縱有自由的創作空間，但胡恩威不諱言，現時欣賞舞蹈及藝術性較高的舞台劇的觀眾比以前少。「現時在戲劇方面，只有搞笑及愛情喜劇才能吸引觀眾入場，而舞蹈表演的觀眾流失更為明顯，由於舞蹈是與抽象思維相關，香港教育又不著重文學和藝術欣賞，觀眾又怎會懂得欣賞呢？」因此他認為要有效發展創意產業，當從教育及科研入手，這就是他一向強調的——「有知識才有創意。」

創意是長遠投資

胡恩威表示，在經機會「文化及創意產業」（下稱創意產業）的3小時小組研討會中，不同的委員均提出「教育」這兩個字，足足有成70、80次，足見不少委員都明白教育對發展創意產業的重要性。當時他曾指出，現時香港的藝術教育不是必修科，只當作課外活動，但很多國家已把藝術當作必修科，所以香港在人才及觀眾培養方面較為薄弱，加上香港大專教育較倫敦、紐約及其他國家與地區，在量與質方面都還未如理想。

他指出，韓國本身有7,000萬人口，共有700多間電影、電視學院和學系；香港有700萬人，按比例計，應該有70多所才對，然而香港至今仍只有香港演藝學院。他又指，倫敦、紐約有很多藝術學院，學生不為金錢而學，他們想學甚麼藝術範疇都有，可是在香港，學生只是為未來賺錢求生而學，而不是為興趣而學。

他進一步舉例說，韓國在80年代已經投放資源來培育創意人才，因此現時市場上出現很多大型韓國品牌，如Samsung、LG等，由此可見，發展創意產業實屬一項長遠的投資。「創意產業可結合工業來發展，如韓國品牌Samsung花了20年時間來建立品牌，過程中要培育一些具備設計技巧及美學觀念的設計師，須知道要訓練一個人的美學觀念，並非一朝一夕做得到，政府需要作出長遠的投資。」

從教育入手　營造文化環境

創意產業涵蓋範圍甚廣，包括表演藝術、設計、出版、電影、動畫、網絡遊戲……等等，胡恩威認為政府須了解每一個行業的生態環境，才可以知道如何協助各行各業的發展，他以表演藝術為例，該行業的生態環境可以包括由紅磡體育館的演唱會以至一些商業的演出，由1萬個座位至200個座位都有，或是在酒吧聽爵士樂都有；有些團體需要政府補貼，如管弦樂或芭蕾舞等屬於high culture的演出，有些則可以依靠票房的商業模式運作。

不論屬於創意產業內的哪個行業，他都強調要由教育入手，即是培育創意人才及教育觀眾，從而為業界創造合適的生態環境。

「要有良好的教育政策才能帶領市民追求文化，從基礎教育來令到學生對文化藝術產生興趣，以致追求有品味的生活，這樣將來的聽眾、觀眾、受眾的數量才會增加，才可以推動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為業界營造合適的生態環境。」

為支援業界，政府於6月成立「創意香港」辦公室，並推出一系列計劃，包括：「設計智優計劃」、「電影發展基金」、「電影貸款保證基金」、「創意智優計劃」等以助業界發展及拓展市場。不過胡恩威認為這是不足夠，他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專責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局，這樣才能表現出政府有心去發展創意產業。

要為六大產業找定位
胡恩威認為《施政報告》的著眼點始終放在土地運用方面，政府未能提出深層次且具針對性的措施，因此他表示十分失望。「六大產業本為知識型產業，要有效地發展知識型產業，就要得到教育及科研的配合，而不是撥地了事，重點應該放在為六大產業尋找定位，並創造良好的行業發展生態。」他以創意產業為例，如果政府有意將本地的創意產業拓展至全中國的話，就要幫助業界培訓人才，以及打開內地市場才行。

他強調，六大產業並非救助本地經濟的特效藥，而是需要時間來烹調的藥材，所以政府不能心存「賺快錢」的心態，以增加土地來發展產業，否則便變相成為以六大產業作包裝的地產產業。

樓價太高阻礙文化發展
胡恩威表示六大產業是用來豐富市民的生活，而市民能夠安居樂業才能為產業提供理想的發展空間及社會氣氛，換言之，安居是發展產業的基本要素。可是近月來本地樓價一再攀升，他直言樓價太高，加上生活緊張，以致市民太多焦慮，難以安居樂業。既然基本條件也符合不到，又怎能空言發展產業呢？

但他認為經濟與文化並不呈現對立的關係，也不存在很大的矛盾。「文化影響一個人的價值觀，要有文化作基礎，社會及經濟才可以持續地發展。」

2009-11-15T10:28:00.002+08:00

The Heart of Bach

2009-10-28T21:22:00.000+08:00

人文西九還是「搵食」西九？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10-24]

胡恩威

致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司長：

唐司長，你好。數周前，本人所屬藝團進念‧二十面體接到一家西九管理局委託的顧問公司來函，表示其正就香港表演藝術項目及場地的市場進行研究。為進一步了解訪問的內容方向，我團要求顧問公司提供一些參考資料予作接受訪問前的準備。顧問公司及後傳來一份「討論指引」，列出了訪問預期涵蓋的範圍和相關的問題。但是，「討論指引」卻只有英文版本，而當中的問題更反映顧問公司的研究竟全是以商業角度來考量，完全漠視司長提出的「人文西九人民西九」發展理念，實在令人費解，故望司長仔細思量並作出回應。

只是研究西九「賺錢」能力？

仔細看看這份只有英文版本的「討論指引」，甚至發覺這項以關於「香港表演藝術項目及場地的市場」為名的研究，其實只是集中研究西九的「賺錢」、「搵錢」能力，而就針對如何提升大眾的文化賞析力，培養藝術家，擴大觀眾群這些更關鍵的部分卻絕無提及，令人驚訝萬分。「討論指引」的字裡行間充分反映顧問公司看待西九如「搵錢」工具的思維，關注的是藝團有關「YourCustomers」，「subscriber」的情況，以作為有關西九市場的參考。

「Customer」即是顧客，到商店買東西的人才稱作顧客。難道西九是商店？是商場？是大型娛樂區？為何顧問公司的思維會把進入劇場的觀眾等同(具消費力的)顧客？顧問公司的市場研究單是傾向藝團和場地所能涵生利潤的能力，強調的只是「商業市場」，只是「顧客」而已。再者，顧問公司研究西九文化場地的方向不應集中於從「需求者」方面出發。文化藝術是應由「供應者」來帶動，即由文化藝術工作者創作和規劃節目，吸引觀眾參與和欣賞，創造需求，建立市場。但如今西九連最基本的定位也沒有，顧問公司在「討論指引」中卻問及西九應設有哪一些場地、市場和觀眾對發展文化場地/項目扮演甚麼角色，這是沒意思的，這是否意味西九根本不是發展文化而只是用來「搵錢」？

誰來培育藝術家和觀眾？

若政府真的希望發展文化，帶領香港由從前所謂的「文化沙漠」這初階，發展至其他先進城市如倫敦、紐約的多元文化，政府和西九管理局現時最要做的是提升文藝教育的質素，提升人民的素質，繼而拓展文化市場。本人希望唐司長能用心檢視西九現時的發展方向，並懇請司長回答以下問題，以說清楚政府和西九管理局如何言行合一，切實推動發展「人文西九人民西九」，謝謝。

問題一：唐司長在《人文西九人民西九》一文中強調「軟件的配合是西九成功與否的關鍵……即將實施和研究中的舉措，集中在培育藝術家、擴大觀眾群、加強藝術教育三方面」，請問司長說的「培育藝術家」和「加強藝術教育」是由哪一些政策局或機構負責？有關的項目預算一共是多少？具體來說，「培育藝術家」和「加強藝術教育」的工作是如何執行？司長說的「藝術家」確切是指哪類藝術人士；加強藝術教育予哪些人？有否就培育人才制訂指標？若有，那些指標是甚麼？

問題二：顧問公司現正進行的有關表演藝術項目/市場研究，其方向反映了西九的發展是由市場主導，加上政府和西九管理局至今仍未就強化文化軟件的工作例如培訓文藝人才作實質的承擔，請問司長是否已打算將西九商業化、走向發展文化的低俗路？請司長交代西九真正的發展方向。

問題三：政府多次強調發展西九是硬件軟件兼重。但如今所見，西九管理局成立近一年，文化軟件的部分例如西九的定位和節目策略發展方向卻仍未形成，請問原因何在？若司長真的重視西九的軟件規劃，為什麼在規劃西九之初至今都未曾認真聆聽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專業意見？倒過來卻委託不熟悉本地文藝發展的顧問公司展開市場研究，作為決定西九場地定位的重要參考？若西九的規劃發展嚴重欠缺本地文藝專業的參與，將來落成的西九怎能有公信力？胡恩威謹啟

2009-05-26T09:41:00.001+08:00

人文西九人民西九？

人文西九人民西九 ?

唐司長，你好！

讀過了唐司長兩個多星期前在報章發表的文章《人文西九人民西九》，當中提及到的西九六大願景和列出的(即將實施和研究中)的十多項舉措，本人認為都是一些方向正確的原則性重點。但是，本人更關注的是那些措施將如何落實執行。政府或唐司長有否就那些方向可取的舉措構思周詳的執行方案？

在唐司長文章的末段提出的多項應對加強文化軟件的舉措，雖然都是圍繞着「培育藝術家」、「擴大觀眾群」、「加強公眾藝術教育」的方向，但卻沒有附以具體的執行綱領，諸如該些舉措是由哪個部門哪個組織負責、會以怎樣的形式準則、基於哪些檢討和問責機制執行，以及清楚列出各項舉措的執行時間表等。

有關西九的討論已輾轉多年，如今各項針對其發展的舉措只是娓娓道出，卻欠缺具體封行細則的表述，唐司長，大家怎能不擔心這只會可能是「講一套做一套」呢？

以下是本人細閱唐司長提出的多點加強文化軟件舉措後想到的10點問題，請作為西九管理局主席的唐司長逐一解答，好讓市民大眾也可更清楚了解西九的發展進程，以作更具建設性的評議和審視。

問題1.

就「強化公眾藝術教育」，得悉現時教育局、民政局、康文署，以致各大藝團都會做一些此類工作，政府有沒有就各方的工作作出清晰的分工？政府如何協調各部門和組織的工作？政府有沒有制訂具體的藍圖訂明強化公眾藝術教育的政策、列出哪單位負責哪方面的藝術教育工作？

問題 2.

跟前題同出一轍，就司長提出的措施「發揮香港藝術節的品牌效應」，政府各部門將如何協調推動呢？民政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或其他相關組織會否就此有一些分工安排？若有，司長可否交代具體的周詳計劃及期望達到的目標？

問題3.

就「支持藝團和藝術工作者赴內地和海外演出、參展、交流」，政府會在哪方面作出支持？是財政資源上的支持還是交流網絡拓展方面上的支持？若是財政上的支持，政府的預算是多少？有沒有設立交流次數、海外演出參展次數的上限？若是拓展交流網絡的支持，可否交代具體的工作時間表？

問題4.

就「將更多文藝活動帶進地區和學校」，唐司長這裏所指的文藝活動包括甚麼？政府安排哪些組織負責推行此項措施？是安排藝術團體定期到社區會堂或學校表演、教授文藝相關課程？還是由康文署和區議會組織活動？政府有否預留相應的資源予負責組織，並同時清楚訂出他們須作的工作？

問題5.

就「為年輕藝術工作者和中小型藝團物色表演場地並提供資助」，政府過往規劃土地用途時，是以哪些準則衡量地點是否適合發展成藝術表演場地？現時有沒有一些地點已在政府考慮之中，擬作為予年輕藝術工作者和中小型藝團的表演場地？若有，選址是甚麼？政府何時完成物色場地的過程？及將如何資助藝術工作者和藝團租用藝術表演場地？

問題6.

就「新高中學制引進更多元的藝術學習機會，並加強對藝術教師的支援」，新高中學制明年便會正式推行，直至現在，政府對藝術教師作出了哪些具體的支援？有沒有檢討成效？政府未來又會如何協助藝術教師適應配合新學制？會否對老師提供特定的培訓？若會，培訓課程的內容是甚麼、由誰負責制訂？

問題7.

就「檢討演藝學院的定位」和「增設學位和培訓職位，專門培養藝術行政人員」，首先請問已說了至少兩年的演藝學院定位檢討何時才會有結果報告？負責檢討演藝學院定位的人員是怎樣產生？他們擁有甚麼資歷、會根據哪些準則作檢討？請政府馬上交代檢討演藝學院定位的進度；另外，在主要培訓藝術人才的學院定位還未完全清晰時，政府憑甚麼準則釐定向哪些學院增設藝術相關的課程學位、並確保課程可真正培育文藝人才？

問題8.

就「鼓勵個人和商界贊助藝術」，政府將推行哪些實質的政策或措施鼓勵個人和商界贊助藝術？在現時還未有相應的法例如博物館法的配合下，政府如何締造一個可信賴的投資環境吸引個人和商界贊助藝術活動？請唐司長說明具體的安排。

問題9.

就「進行政策研究」，唐司長所指的政策研究包括哪些範疇？政府現時有哪些研究項目是針對強化文化軟件？該些研究是由誰負責開展？研究的經費是多少？為期多久？政府有沒有就文化發展訂立長期性的政策研究計劃？若有，投放的資源是多少？

問題10.

最後，請問政府如何確保提出的舉措是由具資格的文化專才來執行管理呢？政府現時有沒有制訂評估負責文化相關政策的官員是否稱職，以保證文化工作的管治具質素？

美其言「人文西九人民西九」是不足夠的，現在大眾期望的，是司長可領導各部門有系統、有計劃地執行各項推動文化軟件的政策。故此，本人十分期待司長對以上的問題可作出詳盡的答覆，謝謝。

胡恩威

2009-05-17T22:40:00.000+08:00

街道研究

街道是城市的形式，每個城市均有自身的街道格式，紐約的打格子模式，像數學的橫直表格，直是avenue大道，橫是以阿拉伯數目字為結構的街，紐約舊城一帶是不規則的街道棋式，是典型早期西方城市的格局。紐約的路很易走，找對橫直位置便好了。街的長和闊度影響著一個城市的生活模式。倫敦的街道格局也是不規則的交錯連橫，因為是老城，老街小街特別多，像迷宮，倫敦城市特色是那大大小小的廣場square,早期的城市均以廣場作多用途公共空間，經濟的市集，政治集會，各種節日的慶祝活動。香港也是一個街道城市，但這十多年的城市規劃和舊區重建本身是沒有街道觀念的，新市鎮是沒有街道只有一個一個自我中心封閉式的商場，像天水圍將軍澳，街道是開放的外向的，商場是內向的，總是會一個大業主控制的，街道是一種真正的公共空間，但香港的舊區重建就目的不是優化街道，而是要把街道消滅，把香港舊區的街道文化和以小商戶為主導的方式，完全改變為大大財團完全控制，香港因此失去大量宝貴的舊區特色文化，不單止是舊區重建，整個香港政府的各項改策，運輸偏旦港鐵消滅單車，一條又一條高架高速路，不發小販牌，消滅大排檔，都是要把街道消滅，這是英國人高地價政策留下來的惡是老城，老街小街特別多，像迷宮，倫敦城市特色是那大大小小的廣場square,早期的城市均以廣場作多用途公共空間，經濟的市集，政治集會，各種節日的慶祝活動。香港也是一個街道城市，但這十多年的城市規劃和舊區重建本身是沒有街道觀念的，新市鎮是沒有街道只有一個一個自我中心封閉式的商場，像天水圍將軍澳，街道是開放的外向的，商場是內向的，總是會一個大業主控制的，街道是一種真正的公共空間，但香港的舊區重建就目的不是優化街道，而是要把街道消滅，把香港舊區的街道文化和以小商戶為主導的方式，完全改變為大大財團完全控制，香港因此失去大量宝貴的舊區特色文化，不單止是舊區重建，整個香港政府的各項改策，運輸偏旦港鐵消滅單車，一條又一條高架高速路，不發小販牌，消滅大排檔，都是要把街道消滅，這是英國人高地價政策留下來的惡果！

2009-05-03T11:01:00.001+08:00

電影的質素是取決於電視

電視的角色很重要，它不僅影響市民的價值觀，亦是傳媒的龍頭，它可培育明星、以致音樂出版等多項創意產業，牽連甚廣。例如，電影的質素是取決於電視，電視理應為電影的編劇、導演、演員、技術人員作培訓所，但香港的電視多年流水作業，培養不到人才，輸出創意產業的軟件人才配套。要改善電視的節目質素，推動資訊自由及多元，以致為創意產業灌輸人才，檢討廣播政策刻不容緩。首先是更新發牌制度，其實香港的市場並不少，我們實在是有需要改善現時傳媒產品單元化，壟斷的局面，引入多元，開放頻道，以免大氣電波被浪費。其二是傳媒要重新定位，取消跨媒體擁有權的限制服務區域性；其三是政府應著手培訓廣播人才。最後，政府在制訂廣播政策的時候，應連繫本港電訊、廣播、文化工業的結構和市場，進行宏觀的分析和研究，從而提出一套長遠的傳媒政策。

若負責廣播政策的官員/人員質素不夠，一些在廣播政策中的基本原則也會難以體現，導致我們現時傳媒十分單一化、走向低級而不是多元化的結果。由於本港的廣播未合時宜作適當的支援，令傳媒的發展湧現著危機。傳媒發展萎縮內向，不夠多元，不但影響了我們的選擇，也會直接影響言論自由的質素。在民主社會中，由不同的競爭對手擁有資訊資源是十分重要的。但現時的發牌制度令傳媒只集中由一、兩間企業支配，這將會嚴重影響本地的資訊自由，令內容單一化；而傳媒亦容易變了政府的喉舌、只是靠落廣告，而不是跟著市場規則運行。

2009-04-28T09:06:00.001+08:00

太多成龍

胡恩威

成龍關於中國人要管才不亂的言論, 先不要管是不是心直口快又或者是什麼無心,那是一種不可能有結論的討論。成龍的說法其實並不新鮮,那是典型怕事小商人的心聲, 以為只要表面太平,沒有反對聲音,就是好了,這種一箱情願其實也是一種不負責反智心態。香港台灣太自由,所以亂 ? 香港和台灣現在亂在那裏? 桃戰權威就是亂嗎 ? 台灣過去幾年的各項社會運動有沒有破壞台灣社會的安定?民進黨沒有當選台灣有沒有大亂 ? 成龍認為香港台灣亂在那裏? 用陰謀論我們會說成龍要給大陸貼金, 潛台詞是大陸沒有太多自由,所以沒有香港和台灣的亂, 但中國真的不亂嗎 ? 台灣和香港是明”亂”,中國是暗”亂”,香港和台灣的政洽制度透明度高, 所以好與不好也可以比較容易見到, 中國內地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國地方大,亂像在不同區域也不一樣,這些道理都知道, 因為成龍是大人物,這種言論當然是被傳媒大做文章,一面指責成龍不對, 但也是把成龍當作陳冠希那樣暴民式指責, 成龍這種言論也是自降身價, 不合身份, 身為”國際巨星”見個世界見個世面,理應有些智慧之言,這種”街佬維國阿伯之言,真的有失身份。當然若我用佛洛依德潛意識分析成龍心態,那太多自由所以要管其實是成龍大哥生性風流的自我反思, 成大哥自身太自由了所以私生活都有些亂,要管一下才不會出亂. 這也是有些典型功利的夫妻之道,”當妻子不可以讓丈夫有太多自由,不然一定會亂! 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不是男女關係, 政府要”管”人民和人民有沒有自由沒有關係, 人民質素高政府素質高才可以把人民”管”得住,中國的困局是,人民素質偏差太遠,香港台灣的能人異士太都只從商可只為自己利益服務,很少從政為公眾做事, 所以政府管治人才水平平均不高也是事實,從政人仕平均水平低也是事實,歐美教育和社會制度比輕有些分流,商界也有的人願全識從政。日本韓國這些亞州國家也有自身培育政治政府人才的布局,香港和台灣的政冶和政府人才培育,根本無人關心, 如何吸納人才從政也是缺乏深刻的分析。陳水扁這個個案也是民碎主義下,別無選擇的結果, 中國是政治先於經濟,所以總有人才是在黨和政府系統裏面,在不久將來中國也是政治制度集權,經濟人才也會被政治吸納,所以中國的政治管治能力是有的,香港台灣正正是相反,經濟不需服從政治,經濟具成就的能人也只會當政府顧問,不會全職問政執政。現在政府沒有機威是因為政府管治能力低,而不是單單有太多自由。

成龍大哥的那個“大哥”也是來自那種江湖味道,江湖也是自由人的世界,沒有自由也不是江湖了,成大哥這些年都喜歡像叔父輩那樣教訓人,但說一套做那一套也是光天化日人人看見,成大哥真的關心香港臺灣也許應該去上上政治課,知道多一些政府具体的運作, 也許會對”自由””太自由”會有多一些體會。

2009-04-04T10:06:00.000+08:00

自己查自己

香港樹木政策的落後早在十多年前己經先後已有香港學者專家提出,落後的重點在於政府內部沒有任何真正受過全面樹木植物學訓練的樹木專家, 那個由唐司長領導的樹木小組,也是要出人命才願意做些門表”程序”儉討, 而不是全面的樹木政策大改革!那個小組都是清一色的官員,都是程序專家,而不是以”樹木”知識為本的專家。政府要馬上做的是全面改革目前“白痴”的樹木保育體制,引入真正樹木專家,才是對正下藥,現在政府是自己查自己,根本是浪費時間. 為什麼不邀請港大的詹教授,作個全面研究,研究目前政府和樹木有關的決策制度, 專業人才培育和政府分工問題,自從兩個市政局廢除之後,香港的巿政越管越差,食環署康文署嚴重落後,公園政策,文藝政策,垃圾處理,樹木政策,小商販政策越來越“官僚”,這次樹木人命事件的整個過程,完全暴露了目前政府制度混亂權責不清知識不足意識不強的困局,現在唐司長自己查自己也像董特首那時查沙士一樣,出來的也是一些官僚自我感覺良好的程序改革建議。這次政府的麻木不仁再次說明改革公務員制度之必要和重要。現在的通才政務員三年調任一次根本不能應付目前香港發展之需要,不考的是政治問責局長也不是專家,負責樹木的康文署署長也無需因此而受處分或調識,無人問責,無人負責 !!

2009-03-02T09:39:00.000+08:00

你個度

香港廣東話口語的"你個度"和普通話"那話兒"意思相同, 都是字面"正常"暗意帶著和那個男性性器官有關,"信吾信我打爆你個度?""Miss 時,拒打我個度""我個度好痛?""你個度係邊度?",除了"你個度"還有"你條野""你枝野" "好長好粗。"這種"意識不良"的市井術語, 文字上沒有什麼"不雅",但也是意淫,有些是具像的, "食蕉"本身也只是形容吃香蕉的行為, 但"食蕉"的食和蕉,食的蕉當然不是指"香蕉",而是指食"你個度", 用"食蕉"兩字來罵人也是很常常聽到,"食蕉啦你!""食蕉"給合"啦你"才順口有力 ,還有"正唸樣"不是說你的樣貌像在思考(唸野) ,而是在罵你的樣貌像"個度", 唸樣曾經是小學生學習光明正大"講粗口的主要名詞", "唸野個樣"就係唸樣啦! "正唸樣"和"正契弟"都是罵男人常用的三字詞, 罵女人的都是和"雞"字,"臭"字有個共,"正臭X",X這個X通常都是和西方的"西"字有關。門裏有個小字, 西字, 能字都是廣東"粗話"主要動詞形容詞名詞, 但門中有日,有月,是很雅的間和閒,空間的間,空閒的閒, 小聰明的用"像型"文字分析, 門中有小的門, 可能不是指"門",而是一雙腿,"小"是在兩腿之間, "小"就是"那話兒"的形像, 而不是大小的小。

2009-02-20T08:50:00.000+08:00

公信力第幾報？ 

自稱公信第一的大報頭條，把石峽尾報導成一種公共資源浪費，大大隻字七成無人！好像文化創意人又在占香港人的便宜，記者去了三次，還是農曆新年前後在放假期間去採訪，便下結論說空置無人，我以為真的是七成無人租，馬上通知一些設計師朋友，去信政府求租，一查之下己經滿座租滿了，不知公信力第一報說的無人七成是什麼道理？還有的是公信力第一報有沒有先好好研究創意產業園是怎樣運作，以一種十分膚淺的手法去提出指控文化工作者浪費公眾資源，五元一尺是平是貴也應要比較一下同區和其他區的斤租金水平。香港主流傳媒不尊重和不喜愛文化是現况，不可一日改變，但新聞尊業操守是十分重要，公信力第一報這樣粗糙的採訪手法，何來公信力？當然又可以大大聲以傳煤監督的理由，去找新闐來做。 新聞自由是應該建基於新聞專業的操守，香港傅媒最近十多年是走火入摩，狗仔八卦，小報扮大報，大報小報化，起題要激要爆，用字充滿語言暴力，沒有分守也沒有修養！記者採訪手法沒深度，先有結論再找方法去"証明"，公信力透明度自由民主都是利用。過年時份沒太大新聞，要弄些大新聞也許是原因，但太過份了。公信力第一報變第尾了。    

2009-02-15T22:37:00.000+08:00

義氣與正義

  中國人的義氣觀念和西方的正義很不一樣，三國的義氣是建立是人和人的關係，我和你是朋友的話，你做好事壞事也要支持到底，朋友被剎就要好像張飛那樣不顧一切的去復仇，這是來自三國演義的一種義氣觀，也影響著中国人的行為價值，尤其是以義氣制約著低下階層的道德價值，中国幾千年從來沒有出現像西方那樣的”法律”制度，社會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的制約系統，知識分子的儒，低下階層的義，其實就算是革命一百年後的中國，儒和義仍然是管冶中國的價值系統，就算是有了全民投票民主制度的台灣，人民的價值行為也沒有進入一種法冶的正义觀念，一切都回歸到一些义氣觀念。其實義氣觀念好像很祟高，但背後也只是一種利益交換，沒有什麼原則可言。原則是可以隨時改變，但關係才是永遠不能改變。正義正正是關係的相反，大義滅親在西方是正常之事，但放在中國社會那是非常沉重的一件事，在新中国皇幸制度沒有了士大夫沒有了地主沒有了，但老中国的關係價值系統仍然存在，所以中國仍然是一種封建制度，因為個体的行為仍然是被關係制度控制，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這種價值系統下，是不是真的能夠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和法冶？中國式的民主和法冶又應該怎樣在關係文化中發展？ 

2009-02-08T12:30:00.001+08:00

京都的安靜

胡恩威

日本朋友告诉我京都是分手后一个人旅游的地方, 治疗情伤也好, 又或者是单身一个人体会一个人的安静, 安静是京都的。就是在人头涌涌的市中心,也是安安静静的。大大小小的寺院和老店,一个人安安静静在看在听在喝一杯茶一杯热热的咖啡。冬天下雪的时候,由东京出发坐火车看着那些雪那些布满白雪的大山小山,在阳光下这些白色的雪显得特别的白,像在梦境里面的白。慢慢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山洞, 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白雪山景。最后到了那个完全不像京都的京都火车站。这个八十年代带点后现代风格的京都火车站, 有点像日本科幻卡通片的太空基地, 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也是非常安静的火车站。京都的下雪有时比樱花更美丽,在房间里面看着那些白白的飘雪散落在那个小小的庭园里面,安静地读书也好,脑海空无一物的感受那种白色的安静. 京都的木屋小旅馆, 泡泡热水浴, 安静地呼吸着.打开小窗,零下的空气和热水的空气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白烟,飘着飘着。樱花三月的京都的热闹也是安静的,在那些小河旁边的樱花之树, 在布满一个山头的樱花开遍.不同的樱花之色,粉红,浅浅白里透红的红, 风吹着花在舞动,遍山的樱花和树和风在静静的呼吸,找一个山头去看更一个山头的樱花。安静的京都.

2009-02-08T11:04:00.001+08:00

《華嚴經》 2007 精華片段

2008-12-28T14:25:00.001+08:00

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揭晓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12/28/content_671214.htm
http://www.nddaily.com/cama/default_2858.shtml

94岁高龄的建筑师、教育家冯纪忠获杰出成就奖,最重要奖项爆冷由甘肃一小学夺取
日期：[2008年12月28日] 版次：[AA10] 版名：[城事]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条

　　本报讯全场近400名观众多次起立，向一位94岁的长者一再鼓掌致敬，这是在中国建筑传媒奖现场出现的一幕。12月27日晚7点30分时，由本报和南都周刊举办的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经过一年的筹备，两个月的提名和评选，最终五项大奖全部揭晓。其中，青年建筑师奖由标准营造团队获得；居住建筑特别奖则颁发给广东南海的土楼公社；组委会特别奖由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获得；94岁高龄的建筑师、教育家冯纪忠获得杰出成就奖；压轴的最佳建筑奖大爆冷门，甘肃庆阳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夺魁。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为获奖者颁奖。

　　甘肃一小学捧走最重要奖项

　　首届中国传媒建筑奖的口号为“走向公民建筑”，所以此次提名、获奖的团队、个人、建筑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关注民生，力图在现代化的居住建筑中找回更多公民权益的特点。

　　本次颁奖礼的最重要奖项———最佳建筑奖，共有三个作品入围。包括：台湾9·21地震教育园、甘肃庆阳毛寺生态实验小学、香港湿地公园。最终由于香港建筑师吴恩融、穆钧设计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爆冷，最终捧走大奖。

　　穆均在致获奖感言时表示，在学校设计的过程中，建筑师并没有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夸张的形式或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设计意念，只是想建一所学校。

　　而最令现场400多位嘉宾感动的是，毛寺生态实验小学校长带来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学校不再需要烧煤来取暖，省下来的钱可以为孩子们多买新书。”穆均说：“今天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已将目光从光鲜的都市阶层转向极需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国建筑传媒奖的设立便是其最好的证明。”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佳建筑奖是本次评奖的最大亮点，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奖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可以说，入围的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则属于‘高难度’的设计，外表质朴，规模小，跨度大，就地取材，体现高科技，低技术，使得当地农民也参与到施工当中。放在中国当代的建筑设计中，可以说颠覆了一般的惯性。这个结果非常恰当，也让我很激动。

　　冯纪忠让现场无比感动

　　94岁高龄的建筑师、教育家冯纪忠亲自到场领得杰出成就奖，亦成为本次颁奖礼的最大亮点。在主持人宣布冯纪忠获奖时，台下400多名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向这位中国建筑界的泰斗致以敬意。

　　冯纪忠在轮椅上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他说：“我领取这个奖，不是为我个人领取的，也是替和我同时代，有着共同思想、价值观的建筑师来领取这个奖。我年纪大了，现在做的工作少了，这是对我前半生工作肯定。我深知我做得还不够。”

　　冯纪忠老先生也发表了自己对于公民建筑的理解，他认为所有的建筑都应该是为公民服务的，建筑师在进行设计创作时候，更要时刻提醒自己，有责任为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而努力。

　　首届传媒建筑奖共设有五个奖项目，除了终身成就奖、最佳建筑奖外，其他三个重量级奖项，青年建筑师奖由标准营造团队获得；居住建筑特别奖则颁发给广东土楼公社；组委会特别奖由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获得。

　　标准营造团队的代表在发言时，以年轻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建筑理念，他说：“我们对追随和模仿现在流行的大师不感兴趣，对于成为山寨版的库哈斯不感兴趣，对形式上的抄袭和模仿会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沾沾自喜，对于以建筑设计为工具、追求利益为目的的人有一定的反感。”这正与本次大奖的精神不谋而合。

　　由都市实践设计的土楼公社则因为致力于关注改善低收入人群居住的环境，而受到评委的一致认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四川地震后，赶赴灾区，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并将自己在台湾十多年的经验带到四川，由此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出席典礼。

　　主办方观点

　　中国建筑传媒奖是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的奖项。从社会的层面评价建筑，关注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是该奖项由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大众媒体发起的意义所在，也是南方都市报“致力于做公民意识的启蒙者，公民社会的推动者”的办报宗旨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建筑传媒奖之前，中国还没有一个从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来评价建筑的奖项。中国建筑传媒大奖的举办，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有理由相信，超前的意识及认真的态度，能使这个奖项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奖。

　　———庄慎之，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

　　光荣榜

　　最佳建筑奖———毛寺生态实验小学

　　颁奖词：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它结合地形条件，使用地方材料，营造出丰富、自然的室内外空间环境，并在自然通风采光，保温和粪便处理等方面独具匠心，用适用技术达到了节能和环保的要求。另外，当地工匠的营造，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的结合，也使这个并非引人注目的建筑实践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范例。

　　居住建筑特别奖———土楼公舍

　　颁奖词：为今日中国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设计廉租房，将“新土楼”植入当代城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闲散土地建造，试图探索出中国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解决之道。作为一种解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迁入产生的居住问题的实践，土楼公舍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内部社区空间的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精神。但“土楼”是否能成为一种理性的定式？内封闭式的圆形设计是否会导致使用者与城市互动方面的脱离？还有高密度居住状态下容易产生的相互干扰问题，这些也是值得思考和有待观察的。

　　杰出成就奖———冯纪忠

　　颁奖词：冯纪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虽然冯先生的著作和设计作品并不多，但他的论文《空间原理》和设计作品“上海松江方塔园”，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新文人建筑思想和设计理念，其深邃的建筑哲学思想融入建筑教育和文化传播系统中，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青年建筑师奖———标准营造事务所（团队）

　　颁奖词：标准营造，中国目前最优秀的设计团队之一。标准营造的实践超越了传统的设计职业划分，其在一系列重要的设计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在历史文化地段中进行景观与建筑创作的特长和兴趣。标准营造尊重基层、隐藏自我、注意环保的设计理念，在当下社会值得褒扬和肯定。

　　组委会特别奖———谢英俊

　　颁奖词：谢英俊，为最具社会关怀之建筑师，以为弱势族群争取居住权及协助其自力造屋为职志之建筑师，为建筑师投入非营利性公共服务工作及关怀社会之典范。汶川地震后，大陆建筑师试图在重建中有所作为，然由于民居设计经验和“入世”经验不足，多半途而终。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携台湾“9·21”地震重建之经验，积极联系各重建官方、民间组织，以及海内外赞助企业，迅速建立重建工作小组，进驻震区，实地考察和开展大面积重建工作。谢英俊的重建团队长期居住在灾区，实地展开调查和设计，并以重建模式推广为己任，是值得特别关注和奖励的。

　　声音

　　“所有的建筑都应该是公民建筑”

　　“公民建筑是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作为公民的声音，它就不是建筑。”当满头白发、坐着轮椅的冯老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时，台下观众自动全场起立、掌声满堂。

　　冯纪忠已有94岁高龄，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的现场，大会颁给他“杰出成就奖”。这位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者、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在领奖台上一再强调“所有的建筑都应该是公民建筑”，他说：“在我工作当中，我的理念，我所坚持的，其实现在自问就是公民建筑，凡是不是公民建筑的东西我都加以批评或者不满意。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得这个奖，我就更加肯定了公民建筑不只是建筑，而是整体的建筑，整体建筑是什么？是整个自然界我们所接触到的都包含在内。”

　　“我们对形式上的抄袭和模仿会感到羞耻”

　　“我们对追随和模仿现在流行的大师不感兴趣，对于成为山寨版的库哈斯不感兴趣，对形式上的抄袭和模仿会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沾沾自喜……”获得青年建筑师奖的标准营造团队代表此番表白，赢得台下一片击掌赞同。

　　在走向公民建筑的主题之下，此次建筑传媒大奖的青年建筑师们对其自身定位和社会责任多有思考和探讨，标准营造团队代表说出了他们的理想：“我想我们代表一些年轻人，希望给建筑一个更干净的动机，用更平常的心态，认认真真地为普通的老百姓创造建筑的年轻人。”

　　（更多报道敬请留意12月30日，中国建筑传媒奖颁奖特刊，及中国建筑传媒奖官方网站。）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赵磊左娟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陈以怀

2008-12-28T00:27:00.001+08:00

Playwright Harold Pinter's last interview reveals his childhood love of cricket and why it is better than sex

* Andy Bull
* guardian.co.uk, Saturday 27 December 2008 00.05 GMT

Harold Pinter, who died on Tuesday, gave his last interview to Andy Bull, of the Guardian, on a subject very dear to the playwright's heart: cricket. Here we publish the interview for the first time

"I tend to think that cricket is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God created on earth," Harold Pinter once said, "certainly greater than sex, although sex isn't too bad either." No harm, then, that the game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his last interview, given in late October at his home in London. His health failing, Pinter was in nostalgic mood, recalling a childhood in Hackney, east London, during the blitz and his time as an evacuee. "I first watched cricket during the war. At one point we were all evacuated from our house when there was an air raid. We opened the door and our garden, with this large lilac tree, was alight all along the back wall. We were evacuated straight away. Though not before I took my cricket bat.

"I used to get up at five in the morning and play cricket. I had a great friend who is still going – he lives in Australia – called Mick, Mick Goldstein. He used to live around the corner from me in Hackney, and we were very close to the River Lea, and there were fields. We walked down to the fields; there'd be nobody about – it would really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here would be a tree we used as a wicket. We would take it in turns to bat and bowl; we would be Lindwall, Miller, Hutton and Compton. That was the life."

Pinter's study was heavy with the clutter of a cricket fan. On one wall was an oil portrait of himself, wearing whites, knocking a drive away to the leg side. The shelves creaked under his cricket library, including all 145 editions of the Wisden Almanack. On the mantelpiece were photographs and memorabilia of the Gaieties, the wandering club side of which Pinter was captain, and, when he gave up playing, chairman. Downstairs, on the wall was a framed copy of WG Grace's autograph.

His favourite, though, was the England great Len Hutton. He first saw him as an evacuee in Yorkshire. "I was sent for a brief period to Leeds, and I went to see some kind of game up at Headingley. I caught Len Hutton, who wa s on leave from the army. I fell in love with him at first sight, as it were. I became passionate about Yorkshire because of Hutton really. It is my great regret that I could have met him, but I was too shy."

Cricket was not in Pinter's family. His father did not play. "I learned about the game at Hackney Downs Grammar. We used to play a lot. A lot of my colleagues at the time were very, very keen on cricket. We felt so intensely about it. I remember going to Lord's, walking through Regent's Park on my way, one early evening. And coming away from Lord's there was another schoolboy, in uniform, and he saw me, and said: "Hutton's out!" I could have killed him. Really.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that I was going to see Hutton. So, you see, I have golden memories."

His playing days lapsed after childhood and did not resume until he had a family of his own. "I didn't start playing again until the 60s. I took my son, who was then about nine, to school for nets and I watched him be coached. I suddenly thought 'well why don't I have a net myself?' I hadn't played since school you know, but the next week I got some whites and started to have some coaching from a fellow called Fred Pelozzi, a cricketer of Italian descent but he was a cockney actually, and he was a bloody good player.

"And after a few weeks he said 'why don't you come and play for the club I play for?' So I said 'OK'. I went out for my first game for Gaieties [batting] at I think No 6. He was the only fellow I knew, they were all new to me, and a fellow bowled the first ball at me, and I hit it plumb in the middle of the bat, really a beautiful shot. Straight back to the bowler, who caught it. So I was out first bloody ball. That was my first introduction to Gaieties. But I carried on playing for them, and eventually I became captain."

It was cricket's endless potential for narrative, the games within a game, that appealed most. "Drama happens in big cricket matches. But also in small cricket matches," he said. "When we play, my club, each thing that happens is dramatic: the gasps that follow a miss at slip, the anger of an lbw decision that is turned down. It is the same thing wherever you play, really."

He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England play Australia next summer. "I don't watch as much professional cricket as I used to, because I'm not moving very well these days, but I used to do a lot of it. And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really. I had a piece of very good fortune three years ago and I managed to get a box at Lord's. I was there to see South Africa last year, and I shall certainly be there next year to see the Ashes.

"I don't know whether it is the same game these days. But I have a number of step-grandchildren, three boys. And they think of nothing else but cricket. They play cricket in the snow. So it is still very much alive actually. I think the facilities have been denuded, and there are now all the other beguilements of sport, and this obsession with bloody football. But my grandchildren still they get up at five in the morning and play cricket, just as I did myself.

"Cricket, the whole thing, playing, watching, being part of the Gaieties, has been a central feature of my life."

2008-12-27T23:13:00.000+08:00

Most Likely to Succeed

How do we hire when we can't tell who's right for the job?
by Malcolm Gladwell December 15, 2008

Effective teachers have a gift for noticing—what one researcher calls "withitness."

On the day of the big football game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igers and the Cowboys of Oklahoma State, a football scout named Dan Shonka sat in his hotel, in Columbia, Missouri, with a portable DVD player. Shonka has worked for thre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teams. Before that, he was a football coach, and before that he played linebacker—although, he says, "that was three knee operations and a hundred pounds ago." Every year, he evaluates somewhere between eight hundred and twelve hundred players around the country, helping professional teams decide whom to choose in the college draft, which means that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he has probably seen as many football games as anyone else in America. In his DVD player was his homework for the evening's big game—an edited video of the Tigers' previous contest, agains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Cornhuskers.

Shonka methodically made his way through the video, stopping and re-winding whenever he saw something that caught his eye. He liked Jeremy Maclin and Chase Coffman, two of the Mizzou receivers. He loved William Moore, the team's bruising strong safety. But, most of all,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Tigers' quarterback and star, a stocky, strong-armed senior named Chase Daniel.

"I like to see that the quarterback can hit a receiver in stride, so he doesn't have to slow for the ball," Shonka began. He had a stack of evaluation forms next to him and, as he watched the game, he was charting and grading every throw that Daniel made. "Then judgment. Hey, if it's not there, throw it away and play another day. Will he stand in there and take a hit, with a guy breathing down his face? Will he be able to step right in there, throw, and still take that hit? Does the guy throw better when he's in the pocket, or does he throw equally well when he's on the move? You want a great competitor. Durability. Can they hold up, their strength, toughness? Can they make big plays? Can they lead a team down the field and score late in the game? Can they see the field? When your team's way ahead, that's fine. But when you're getting your ass kicked I want to see what you're going to do."

He pointed to his screen. Daniel had thrown a dart, and, just as he did, a defensive player had hit him squarely. "See how he popped up?" Shonka said. "He stood right there and threw the ball in the face of that rush. This kid has got a lot of courage." Daniel was six feet tall and weighed two hundred and twenty-five pounds: thick through the chest and trunk. He carried himself with a self-assurance that bordered on cockiness. He threw quickly and in rhythm. He nimbly evaded defenders. He made short throws with touch and longer throws with accuracy. By the game's end, he had completed an astonishing seventy-eight per cent of his passes, and handed Nebraska its worst home defeat in fifty-three years. "He can zip it," Shonka said. "He can really gun, when he has to." Shonka had seen all the promising college quarterbacks, charted and graded their throws, and to his mind Daniel was special: "He might be one of the best college quarterbacks in the country."

But then Shonka began to talk about when he was on the staff of the Philadelphia Eagles, in 1999. Five quarterbacks were taken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college draft that year, and each looked as promising as Chase Daniel did now. But only one of them, Donovan McNabb, ended up fulfilling that promise. Of the rest, one descended into mediocrity after a decent start. Two were complete busts, and the last was so awful that after failing out of the N.F.L. he ended up failing out of the Canadian Football League as well.

The year befor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with Ryan Leaf, who was the Chase Daniel of 1998. The San Diego Chargers made him the second player taken over all in the draft, and gave him an eleven-million-dollar signing bonus. Leaf turned out to be terrible. In 2002, it was Joey Harrington's turn. Harrington was a golden boy out of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nd the third player taken in the draft. Shonka still can't get over what happened to him.

"I tell you, I saw Joey live," he said. "This guy threw lasers, he could throw under tight spots, he had the arm strength, he had the size, he had the intelligence." Shonka got as misty as a two-hundred-and-eighty-pound ex-linebacker in a black tracksuit can get. "He's a concert pianist, you know? I really—I mean, I really—liked Joey." And yet Harrington's career consisted of a failed stint with the Detroit Lions and a slide into obscurity. Shonka looked back at the screen, where the young man he felt might be the best quarterback in the country was marching his team up and down the field. "How will that ability translate to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He shook his head slowly. "Shoot."

This is the quarterback problem. There are certain jobs where almost nothing you can learn about candidates before they start predicts how they'll do once they're hired. So how do we know whom to choose in cases like tha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fields have begun to wrestle with this problem, but none with such profound social consequences as the profession of teach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ols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is "value added" analysis. It uses standardized test scores to look at how much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a given teacher's classroom changes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Suppose that Mrs. Brown and Mr. Smith both teach a classroom of third graders who score at the fiftieth percentile on math and reading tests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in September. When the students are retested, in June, Mrs. Brown's class scores at the seventieth percentile, while Mr. Smith's students have fallen to the fortieth percentile. That change in the students' rankings, value-added theory says, is a meaningful indicator of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Mrs. Brown is as a teacher than Mr. Smith.

It's only a crude measure, of course. A teacher is not solely responsible for how much is learned in a classroom, and not everything of value that a teacher imparts to his or her students can be captured on a standardized test. Nonetheless, if you follow Brown and Smith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their effect on their students' test scores starts to become predictable: with enough data,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who the very good teachers are and who the very poor teachers are. What's more—and this is the finding that has galvanized the educational world—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teachers and poor teachers turns out to be vast.

Eric Hanushek, an economist at Stanford, estimates that the students of a very bad teacher will learn, on average, half a year's worth of material in one school year.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of a very good teacher will learn a year and a half's worth of material. That difference amounts to a year's worth of learning in a single year. Teacher effects dwarf school effects: your child is actually better off in a "bad" school with an excellent teacher than in an excellent school with a bad teacher. Teacher effects are also much stronger than class-size effects. You'd have to cut the average class almost in half to get the same boost that you'd get if you switched from an average teacher to a teacher in the eighty-fifth percentile. And remember that a good teacher costs as much as an average one, whereas halving class size would require that you build twice as many classrooms and hire twice as many teachers.

Hanushek recently did a 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 about what even a rudimentary focus on teacher quality could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rank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ir schoolchildren, the U.S. is just below average, half a standard deviation below a clump of relatively high-performing countries like Canada and Belgium. According to Hanushek, the U.S. could close that gap simply by replacing the bottom six per cent to ten per cent of public-school teachers with teachers of average quality. After years of worrying about issues like school funding levels, class size, and curriculum design, many reformers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nothing matters more than finding people with the potential to be great teachers. But there's a hitch: no one knows what a pers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be a great teacher looks like. The school system has a quarterback problem.

Kickoff time for Missouri's game against Oklahoma State was seven o'clock. It was a perfect evening for football: cloudless skies and a light fall breeze. For hours, fans had been tailgating in the parking lots around the stadium. Cars lined the roads leading to the university, many with fuzzy yellow-and-black Tiger tails hanging from their trunks. It was one of Mizzou's biggest games in years. The Tigers were undefeated, and had a chance to become the No. 1 college football team in the country. Shonka made his way through the milling crowds and took a seat in the press box. Below him, the players on the field looked like pieces on a chessboard.

The Tigers held the ball first. Chase Daniel stood a good seven yards behind his offensive line. He had five receivers, two to his left and three to his right, spaced from one side of the field to the other. His linemen were widely spaced as well. In play after play, Daniel caught the snap from his center, planted his feet, and threw the ball in quick seven- and eight-yard diagonal passes to one of his five receivers.

The style of offense that the Tigers run is called the "spread," and most of the top quarterbacks in college football—the players who will be drafted into the pros—are spread quarterbacks. By spacing out the offensive linemen and wide receivers, the system makes it easy for the quarterback to figure out the intentions of the opposing defense before the ball is snapped: he can look up and down the line, "read" the defense, and decide where to throw the ball before anyone has moved a muscle. Daniel had been playing in the spread since high school; he was its master. "Look how quickly he gets the ball out," Shonka said. "You can hardly go a thousand and one, a thousand and two, and it's out of his hand. He knows right where he's going. When everyone is spread out like that, the defense can't disguise its coverage. Chase knows right away what they are going to do. The system simplifies the quarterback's decisions."

But for Shonka this didn't help matters. It had always been hard to predict how a college quarterback would fare in the pros. The professional game was, simply, faster and more complicat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pread, though,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levels of play had broken down almost entirely. N.F.L. teams don't run the spread. They can't. The defenders in the pros are so much faster than their college counterparts that they would shoot through those big gaps in the offensive line and flatten the quarterback. In the N.F.L., the offensive line is bunched closely together. Daniel wouldn't have five receivers. Most of the time, he'd have just three or four. He wouldn't have the luxury of standing seven yards behind the center, planting his feet, and knowing instantly where to throw. He'd have to crouch right behind the center, take the snap directly, and run backward before planting his feet to throw. The onrushing defenders wouldn't be seven yards away. They would be all around him, from the start. The defense would no longer have to show its hand, because the field would not be so spread out. It could now disguise its intentions. Daniel wouldn't be able to read the defense before the snap was taken. He'd have to read it in the seconds after the play began.

"In the spread, you see a lot of guys wide open," Shonka said. "But when a guy like Chase goes to the N.F.L. he's never going to see his receivers that open—only in some rare case, like someone slips or there's a bust in the coverage. When that ball's leaving your hands in the pros, if you don't use your eyes to move the defender a little bit, they'll break on the ball and intercept it. The athletic ability that they're playing against in the league is unbelievable."

As Shonka talked, Daniel was moving his team down the field. But he was almost always throwing those quick, diagonal passes. In the N.F.L., he would have to do much more than that—he would have to throw long, vertical passes over the top of the defense. Could he make that kind of throw? Shonka didn't know. There was also the matter of his height. Six feet was fine in a spread system, where the big gaps in the offensive line gave Daniel plenty of opportunity to throw the ball and see downfield. But in the N.F.L. there wouldn't be gaps, and the linemen rushing at him would be six-five, not six-one.

"I wonder," Shonka went on. "Can he see? Can he be productive in a new kind of offense? How will he handle that? I'd like to see him set up quickly from center. I'd like to see his ability to read coverages that are not in the spread. I'd like to see him in the pocket. I'd like to see him move his feet. I'd like to see him do a deep dig, or deep comeback. You know, like a throw twenty to twenty-five yards down the field."

It was clear that Shonka didn't feel the same hesitancy in evaluating the other Mizzou stars—the safety Moore, the receivers Maclin and Coffman. The game that they would play in the pros would also be different from the game they were playing in college, but the difference was merely one of degree. They had succeeded at Missouri because they were strong and fast and skilled, and these traits translate in kind to professional football.

A college quarterback joining the N.F.L., by contrast, has to learn to play an entirely new game. Shonka began to talk about Tim Couch, the quarterback taken first in that legendary draft of 1999. Couch set every record imaginable in his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They used to put five garbage cans on the field," Shonka recalled, shaking his head, "and Couch would stand there and throw and just drop the ball into every one." But Couch was a flop in the pros. It wasn't that professional quarterbacks didn't need to be accurate. It was that the kind of accuracy required to do the job well could be measured only in a real N.F.L. game.

Similarly, all quarterbacks drafted into the pros are required to take an I.Q. test—the Wonderlic Personnel Test. The theory behind the test is that the pro game is so much more cognitively demanding than the college game that high intelligence should be a good predictor of success. But when the economists David Berri and Rob Simmons analyzed the scores—which are routinely leaked to the press—they found that Wonderlic scores are all but useless as predictors. Of the five quarterbacks taken in round one of the 1999 draft, Donovan McNabb, the only one of the five with a shot at the Hall of Fame, had the lowest Wonderlic score. And who else had I.Q. scores in the same range as McNabb? Dan Marino and Terry Bradshaw, two of the greatest quarterbacks ever to play the game.

We're used to dealing with prediction problems by going back and looking for better predictors. We now realize that being a good doctor requires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listen, and empathize—and so there is increasing pressure on medical schools to pay attention to interpersonal skills as well as to test scores. We can have better physicians if we're just smarter about how we choose medical-school students. But no one is saying that Dan Shonka is somehow missing some key ingredient in his analysis; that if he were only more perceptive he could predict Chase Daniel's career trajectory. The problem with picking quarterbacks is that Chase Daniel's performance can't be predicted. The job he's being groomed for is so particular and specialized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know who will succeed at it and who won't. In fact, Berri and Simmons found no connection between where a quarterback was taken in the draft—that is, how highly he was rated on the basis of his college performance—and how well he played in the pros.

The entire time that Chase Daniel was on the field against Oklahoma State, his backup, Chase Patton, stood on the sidelines, watching. Patton didn't play a single down. In his four years at Missouri, up to that point, he had thrown a total of twenty-six passes. And yet there were people in Shonka's world who thought that Patton would end up as a better professional quarterback than Daniel. The week of the Oklahoma State game, the national sports magazine ESPN even put the two players on its cover, with the title "CHASE DANIEL MIGHT WIN THE HEISMAN"—referring to the trophy given to college football's best player. "HIS BACKUP COULD WIN THE SUPER BOWL." Why did everyone like Patton so much? It wasn't clear. Maybe he looked good in practice. Maybe it was because this season in the N.F.L. a quarterback who had also never started in a single college game is playing superbly for the New England Patriots. It sounds absurd to put an athlete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But perhaps that's just the quarterback problem taken to an extreme. If college performance doesn't tell us anything, why shouldn't we value someone who hasn't had the chance to play as highly as someone who plays as well as anyone in the land?

Picture a young preschool teacher, sitting on a classroom floor surrounded by seven children. She is holding an alphabet book, and working through the letters with the children, one by one: " 'A' is for apple. . . . 'C' is for cow." The session was taped, and the videotape is being watched by a group of experts, who are charting and grading each of the teacher's moves.

After thirty seconds, the leader of the group—Bob Pianta, the dean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s Curry School of Education—stops the tape. He points to two little girl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ircle. They are unusually active, leaning into the circle and reaching out to touch the book.

"What I'm struck by is how lively the affect is in this room," Pianta said. "One of the things the teacher is doing is creating a holding space for that. And what distinguishes her from other teachers is that she flexibly allows the kids to move and point to the book. She's not rigidly forcing the kids to sit back."

Pianta's team has developed a system for evaluating various competencies relating to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 Among them is "regard for student perspective"; that is, a teacher's knack for allowing students some flexibility in how they become engaged in the classroom. Pianta stopped and rewound the tape twice, until what the teacher had managed to achieve became plain: the children were active, but somehow the class hadn't become a free-for-all.

"A lesser teacher would have responded to the kids' leaning over as misbehavior," Pianta went on. " 'We can't do this right now. You need to be sitting still.' She would have turned this off."

Bridget Hamre, one of Pianta's colleagues, chimed in: "These are three- and four-year-olds. At this age, when kids show their engagement it's not like the way we show our engagement, where we look alert. They're leaning forward and wriggling. That's their way of doing it. And a good teacher doesn't interpret that as bad behavior. You can see how hard it is to teach new teachers this idea, because the minute you teach them to have regard for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they think you have to give up control of the classroom."

The lesson continued. Pianta pointed out how the teacher managed to personalize the material. " 'C' is for cow" turned into a short discussion of which of the kids had ever visited a farm. "Almost every time a child says something, she responds to it, which is what we describe as teacher sensitivity," Hamre said.

The teacher then asked the children if anyone's name began with that letter. "Calvin," a boy named Calvin says. The teacher nods, and says, "Calvin starts with 'C.' " A little girl in the middle says, "Me!" The teacher turns to her. "Your name's Venisha. Letter 'V.' Venisha."

It was a key moment. Of all the teacher elements analyzed by the Virginia group, feedback—a direct, personal response by a teacher to a specific statement by a student—seems to b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academic success. Not only did the teacher catch the "Me!" amid the wiggling and tumult; she addressed it directly.

"Mind you, that's not great feedback," Hamre said. "High-quality feedback is where there is a back-and-forth exchange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he perfect way to handle that moment would have been for the teacher to pause and pull out Venisha's name card, point to the letter "V," show her how different it is from "C," and make the class sound out both letters. But the teacher didn't do that—either because it didn't occur to her or because she was distracted by the wiggling of the girls to her right.

"On the other hand, she could have completely ignored the girl, which happens a lot," Hamre went on. "The other thing that happens a lot is the teacher will just say, 'You're wrong.' Yes-no feedback is probably the predominant kind of feedback, which provides almost no information for the kid in terms of learning."

Pianta showed another tape, of a nearly identical situation: a circle of pre-schoolers around a teacher. The lesson was about how we can tell when someone is happy or sad. The teacher began by acting out a short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hand puppets, Henrietta and Twiggle: Twiggle is sad until Henrietta shares some watermelon with him.

"The idea that the teacher is trying to get across is that you can tell by looking at somebody's face how they're feeling, whether they're feeling sad or happy," Hamre said. "What kids of this age tend to say is you can tell how they're feeling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them. They lost their puppy and that's why they're sad. They don't really get this idea. So she's been challenged, and she's struggling."

The teacher begins, "Remember when we did something and we drew our face?" She touches her face, pointing out her eyes and mouth. "When somebody is happy, their face tells us that they're happy. And their eyes tell us." The children look on blankly. The teacher plunges on: "Watch, watch." She smiles broadly. "This is happy! How can you tell that I'm happy? Look at my face. Tell me what changes about my face when I'm happy. No, no, look at my face. . . . No. . . ."

A little girl next to her says, "Eyes," providing the teacher with an opportunity to use one of her students to draw the lesson out. But the teacher doesn't hear her. Again, she asks, "What's changed about my face?" She smiles and she frowns, as if she can reach the children by sheer force of repetition. Pianta stopped the tape. One problem, he pointed out, was that Henrietta made Twiggle happy by sharing watermelon with him, which doesn't illustrate what the lesson is about.

"You know, a better way to handle this would be to anchor something around the kids," Pianta said. "She should ask, 'What makes you feel happy?' The kids could answer. Then she could say, 'Show me your face when you have that feeling? O.K., what does So-and-So's face look like? Now tell me what makes you sad. Show me your face when you're sad. Oh, look, her face changed!' You've basically made the point. And then you could have the kids practice, or something. But this is going to go nowhere."

"What's changed about my face?" the teacher repeated, for what seemed like the hundredth time. One boy leaned forward into the circle, trying to engage himself in the lesson, in the way that little children do. His eyes were on the teacher. "Sit up!" she snapped at him.

As Pianta played one tape after another, the patterns started to become clear. Here was a teacher who read out sentences, in a spelling test, and every sentence came from her own life—"I went to a wedding last week"—which meant she was missing an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that engaged her students. Another teacher walked over to a computer to do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only to realize that she hadn't turned it on. As she waited for it to boot up, the classroom slid into chaos.

Then there was the superstar—a young high-school math teacher, in jeans and a green polo shirt. "So let's see," he began, standing up at the blackboard. "Special right triangles. We're going to do practice with this, just throwing out ideas." He drew two triangles. "Label the length of the side, if you can. If you can't, we'll all do it." He was talking and moving quickly, which Pianta said might be interpreted as a bad thing, because this was trigonometry. It wasn't easy material. But his energy seemed to infect the class. And all the time he offered the promise of help. If you can't, we'll all do it. In a corner of the room was a student named Ben, who'd evidently missed a few classes. "See what you can remember, Ben," the teacher said. Ben was lost. The teacher quickly went to his side: "I'm going to give you a way to get to it." He made a quick suggestion: "How about that?" Ben went back to work. The teacher slipped over to the student next to Ben, and glanced at her work. "That's all right!" He went to a third student, then a fourth. Two and a half minutes into the lesson—the length of time it took that subpar teacher to turn on the computer—he had already laid out the problem, checked in with nearly every student in the class, and was back at the blackboard, to take the lesson a step further.

"In a group like this, the standard m.o. would be: he's at the board, broadcasting to the kids, and has no idea who knows what he's doing and who doesn't know," Pianta said. "But he's giving individualized feedback. He's off the charts on feedback." Pianta and his team watched in awe.

Educational-reform efforts typically start with a push for higher standards for teachers—that is, for the academic and cognitive requirements for entering the profession to be as stiff as possible. But after you've watched Pianta's tapes, and seen how complex the elements of effective teaching are, this emphasis on book smarts suddenly seems peculiar. The preschool teacher with the alphabet book was sensitive to her students' needs and knew how to let the two girls on the right wiggle and squirm without disrupting the rest of the students; the trigonometry teacher knew how to complete a circuit of his classroom in two and a half minutes and make everyone feel as if he or she were getting his personal attention. But these aren't cognitive skills.

A group of researchers—Thomas J. Kane, an economist at Harvard's school of education; Douglas Staiger, an economist at Dartmouth; and Robert Gordon, a policy analyst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have investigated whether it helps to have a teacher who has earned a teaching certification or a master's degree. Both are expensive, time-consuming credentials that almost every district expects teachers to acquire; neither makes a difference in the classroom. Test scores, graduate degrees, and certifications—as much as they appear related to teaching prowess—turn out to be about as useful in predicting success as having a quarterback throw footballs into a bunch of garbage cans.

Another educational researcher, Jacob Kounin, once did an analysis of "desist" events, in which a teacher has to stop some kind of misbehavior. In one instance, "Mary leans toward the table to her right and whispers to Jane. Both she and Jane giggle. The teacher says, 'Mary and Jane, stop that!' " That's a desist event. But how a teacher desists—her tone of voice, her attitudes, her choice of words—appears to make no difference at all in maintaining an orderly classroom. How can that be? Kounin went back over the videotape and noticed that forty-five seconds before Mary whispered to Jane, Lucy and John had started whispering. Then Robert had noticed and joined in, making Jane giggle, whereupon Jane said something to John. Then Mary whispered to Jane. It was a contagious chain of misbehavior, and what really was significant was not how a teacher stopped the deviancy at the end of the chain but whether she was able to stop the chain before it started. Kounin called that ability "withitness," which he defined as "a teacher's communicating to the children by her actual behavior (rather than by verbally announcing: 'I know what's going on') that she knows what the children are doing, or has the proverbial 'eyes in the back of her head.' "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to be a great teacher you have to have withitness. But how do you know whether someone has withitness until she stands up in front of a classroom of twenty-five wiggly Janes, Lucys, Johns, and Roberts and tries to impose order?

Perhaps no profession has take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quarterback problem more seriously than the financial-advice field, and the experience of financial advisers is a useful guide to what could happen in teaching as well. There are no formal qualifications for entering the field except a college degree. Financial-services firms don't look for only the best students, or require graduate degrees or specify a list of prerequisites. No one knows beforehand what makes a high-performing financial adviser different from a low-performing one, so the field throws the door wide open.

"A question I ask is, 'Give me a typical day,' " Ed Deutschlander, the co-president of North Star Resource Group, in Minneapolis, says. "If that person says, 'I get up at five-thirty, hit the gym, go to the library, go to class, go to my job, do homework until eleven,' that person has a chance." Deutschlander, in other words, begins by looking for the same general traits that every corporate recruiter looks for.

Deutschlander says that last year his firm interviewed about a thousand people, and found forty-nine it liked, a ratio of twenty interviewees to one candidate. Those candidates were put through a four-month "training camp," in which they tried to act like real financial advisers. "They should be able to obtain in that four-month period a minimum of ten official clients," Deutschlander said. "If someone can obtain ten clients, and is able to maintain a minimum of ten meetings a week, that means that person has gathered over a hundred introductions in that four-month period. Then we know that person is at least fast enough to play this game."

Of the forty-nine people invited to the training camp, twenty-three made the cut and were hired as apprentice advisers. Then the real sorting began. "Even with the top performers, it really takes three to four years to see whether someone can make it," Deutschlander says. "You're just scratching the surface at the beginning. Four years from now, I expect to hang on to at least thirty to forty per cent of that twenty-three."

People like Deutschlander are referred to as gatekeepers, a title that suggests that those at the door of a profession are expected to discriminate—to select who gets through the gate and who doesn't. But Deutschlander sees his role as keeping the gate as wide open as possible: to find ten new financial advisers, he's willing to interview a thousand people. The equivalent of that approach, in the N.F.L., would be for a team to give up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 the "best" college quarterback is, and, instead, try out three or four "good" candidates.

In teaching, the implications are even more profound. They suggest that we shouldn't be raising standards. We should be lowering them, because there is no point in raising standards if standards don't track with what we care about. Teaching should be open to anyone with a pulse and a college degree—and teachers should be judged after they have started their jobs, not before. That means that the profession needs to start the equivalent of Ed Deutschlander's training camp. It needs an apprenticeship system that allows candidates to be rigorously evaluated. Kane and Staiger have calculated that, given the enorm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of the profession, you'd probably have to try out four candidates to find one good teacher. That means tenure can't be routinely awarded, the way it is now. Currently, the salary structur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s highly rigid, and that would also have to change in a world where we want to rate teachers on their actual performance. An apprentice should get apprentice wages. But if we find eighty-fifth-percentile teachers who can teach a year and a half's material in one year, we're going to have to pay them a lot—both because we want them to stay and because the only way to get people to try out for what will suddenly be a high-risk profession is to offer those who survive the winnowing a healthy reward.

Is this solution to teaching's quarterback problem politically possible? Taxpayers might well balk at the costs of trying out four teachers to find one good one. Teachers' unions have been resistant to even the slightest move away from the current tenure arrangement. But all the reformers want is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to copy what firms like North Star have been doing for years. Deutschlander interviews a thousand people to find ten advisers. He spend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o figure out who has the particular mixture of abilities to do the job. "Between hard and soft costs," he says, "most firms sink between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dollars on someone in their first three or four years," and in most cases, of course, that investment comes to naught. But, if you were willing to make that kind of investment and show that kind of patience, you wound up with a truly high-performing financial adviser. "We have a hundred and twenty-five full-time advisers," Deutschlander says. "Last year, we had seventy-one of them qualify for the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the industry's association of its most successful practitioners. "We're seventy-one out of a hundred and twenty-five in that élite group." What does it say about a society that it devotes more care and patience to the selection of those who handle its money than of those who handle its children?

Midway through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e Oklahoma State–Missouri game, the Tigers were in trouble. For the first time all year, they were behind late in the game. They needed to score, or they'd lose any chance of a national championship. Daniel took the snap from his center, and planted his feet to pass. His receivers were covered. He began to run. The Oklahoma State defenders closed in on him. He was under pressure, something that rarely happened to him in the spread. Desperate, he heaved the ball downfield, right into the arms of a Cowboy defender.

Shonka jumped up. "That's not like him!" he cried out. "He doesn't throw stuff up like that."

Next to Shonka, a scout for the Kansas City Chiefs looked crestfallen. "Chase never throws something up for grabs!"

It was tempting to see Daniel's mistake as definitive. The spread had broken down. He was finally under pressure. This was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an N.F.L. quarterback, wasn't it? But there is nothing like being an N.F.L. quarterback except being an N.F.L. quarterback. A prediction, in a field where prediction is not possible, is no more than a prejudice. Maybe that interception means that Daniel won't be a good professional quarterback, or maybe he made a mistake that he'll learn from. "In a great big piece of pie," Shonka said, "that was just a little slice." ♦

2008-12-27T23:10:00.001+08:00

December 19, 2008
2008: The Year in Politics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from this year’s political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These rival conceptions of the Presidency—Clinton as executive, Obama as visionary—reflect a deeper difference in how the two candidates analyze what ails the country.

—“The Choice,” by George Packer (January 28, 2008)

One evening this past fall, Barack Obama's Presidential campaign went to Newark, bringing together the two leading figures of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Oprah Winfrey win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t a downtown rally, the task of firing up the crowd and introducing the candidate fell to Cory Booker, Newark's thirty-eight-year-old mayor, who is Obama's most prominent backer in New Jersey.

—“The Color of Politics,” by Peter J. Boyer (February 4, 2008)

Recently, I spoke with a number of conservatives about their movement. The younger ones—say, those under fifty—uniformly subscribe to the reformist version. They are in a state of glowing revulsion at the condition of their political party.

—“The Fall of Conservatism,” by George Packer (May 26, 2008)

When I asked why he moved to Miami, Stone quoted a Somerset Maugham line: “It’s a sunny place for shady people. I fit right in.”

—“The Dirty Trickster,” by Jeffrey Toobin (June 2, 2008)

Obama seems to have been meticulous about constructing a political identity for himself. He visited churches on the South Side, considered the politics and reputations of each one, and received advice from older pastors. Before deciding on 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he asked the Reverend Wright about critics who complained that the church was too “upwardly mobile,” a place for buppies.

—“Making It,” by Ryan Lizza (July 21, 2008)

A nose-holding base does not often deliver election victories, but few evangelicals could imagine what McCain might say or do, with any degree of authenticity, that could excite the base.

—“Party Faithful,” by Peter J. Boyer (September 8, 2008)

Recently, people in Ohio have told me that voters there have started to shift toward Obama. Gabe Kramer, of the S.E.I.U., said that, after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and amid the financial crisis, union members seemed to find Obama’s ideas and manner more persuasive than before. But even if Obama wins he will still have to overcome the deep skepticism of struggling Americans.

—“The Hardest Vote,” by George Packer (October 13, 2008)

How our votes are counted is, generally, a product of twentieth-century technology. (My precinct uses an optical scanner invented in the nineteen-sixties.) It really is patches all the way down. In places—like the Electoral College—the patchwork gets pretty shoddy.

—“Rock, Paper, Scissors,” by Jill Lepore (October 13, 2008)

Biden said that the best model for him is Lyndon Johnson, who, before serving as John F. Kennedy’s Vice-President, was the Majority Leader of the Senate, and who, even in the Kennedy White House, tried to remain something of a Senate man.

—“Biden’s Brief,” by Ryan Lizza (October 20, 2008)

Palin also learned that a number of prominent conservative pundits would soon be passing through Juneau, on cruises sponsored by right-leaning political magazines. She invited these insiders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and even led some of them on a helicopter tour.

—“The Insiders,” by Jane Mayer (October 28, 2008)

In early June, Senators Chuck Hagel and John McCain met in Hagel’s office on Capitol Hill. McCain, the presumptiv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considered Hagel—a fellow-Republican and the senior senator from Nebraska—among his closest friends in Congress.

—“Odd Man Out,” by Connie Bruck (November 3, 2008)

Much of the Obama campaign was consumed with making the candidate look Presidential.

—“Battle Plans,” by Ryan Lizza (November 17, 2008)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Obama declared, and everyone in a park remembered until now as the place where, forty summers ago, police did outrageous battle with antiwar protesters knew what change had come, and that—how long? too long—it was about damned time.

—“The Joshua Generation,” by David Remnick (November 17, 2008)
Keywords

* Chicago;
* Connie Bruck;
* David Remnick;
* Election;
* George Packer;
* Jane Mayer;
* Jeffrey Toobin;
* Jill Lepore;
* Obama;
* Peter J. Boyer;
* Politics;
* Ryan Lizza;
* Year in Review

Posted by The New Yorker
In

* 2008: The Year in Review

2008-12-21T01:55:00.001+08:00

今天三十年
北岛=文 2008年12月14日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秘密誕生在北京郊區一間狹小的農舍。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學刊物，它張貼在北京的政府機關、出版社和大學區。兩年後被警察查封，一九九○年夏天在海外復刊。三十年過去了。歷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過歲月風塵，我們看到那幾個圍着一台破舊油印機忙碌的年輕人。而他們看不到我們。

《今天》在中國出現，無疑與文化革命中成長的那代人有關。他們在迷失中尋找出路，在下沉中獲得力量，在集體失語的沉默中吶喊，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今天》的影響遠遠超出文學以外，遍及美術、電影、戲劇、攝影等其他藝術門類，成為中國當代先鋒文學與藝術的開端。

三十年以來，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早期《今天》相比，在海外復刊的《今天》面臨着遠為複雜的局面：權力與商業化的共謀，娛樂的泡沫引導着新時代潮流，知識界在體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傾向，以及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分崩離析的危險。

我要特別强調的是，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像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過海，在另一種語言的環境中倖存下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吧。在這個意義上，依我看至少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權力與資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還有一種是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的全球化。

在這裏，我們和朋友們歡聚一堂。這並非為了告別的紀念，而是為了送《今天》遠行，讓我們更勇敢地面對危機迎接挑戰。我相信，在大家的祝願下，《今天》一定會走得更遠，遠到天邊，直到和當年那些年輕人，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

2008-12-20T23:10:00.002+08:00

亞視得個呀字

亞視改名做阿視又或呀視可能響口一點,亞州電視也亞州不到那裏,亞視通病是得個"呀"字,用COST CONTROL 成本控制救不了亞視,不拍劇也救不了亞視,亞視要改名,要REBRAND,要有CONTENT內容,才可以有轉機,電視是SUPPLY創造DEMAND的,現在香港電視業最大的困局是SUPPLY的權只在兩個不爭氣的電視台,天天SUPPLY著百年如一日的白痴電視節目。政府若多發牌,多些不同的SUPPLY, 不同個性的節目, 香港巿場說小不小,不可以說不夠大,問題是經營電視人文化水平低社會責任低,低在自由社會不是問題,問題是只是香港只發兩個電視牌,兩個也發給了只要做低級的公司,TVB是多人看的低級, ATV 是少人看的低級. ATV 新領導有期望嗎?沒有,因為王先生和張先生都不是會創造"內容"的人,他們可能公關技巧好一點,管理遊戲玩得好一些,但始終都是不會"內容"的人.香港傳媒現在的特色是沒有內容的內容,不重視"人"的培育,記者,編劇,演員,只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個項目,控一下就可以DELETE ALL 了,這個天天叫著以人為本的社會,傳媒就最不重視人,人在那些電視裏面,扮好人假情假義一大堆,這些電視臺是香港發牌制度出來的怪物。大氣電波被浪費了, 政府更下流的事就是說這些是商業行為,政府不可干預, 電視不是雜誌,電視是公共空間,只發兩個牌就是最大的干預!

2008-12-03T00:05:00.000+08:00

政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香港的大學制度是八十年代後期衛奕信時期的產物，其概念是把當時各自為政的幾間大專院校收歸在一個統一的架構下運作，當時各大專院校在港府威迫利誘之下，最終也被收歸於政府之下，由研究撥款到收生標準都走向單元化，收生機制也是由以往各自為政到現在統一派位，這個高層單元和權力集中的制度帶來的好處是各大專院校的表現有一個統一的制度去評估。但是，主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委員都不是全職的，主席也不是全職的，背後真正影響委員會運作的是教育統籌局的政務官。眾所周知，香港的政務官是行政通才，不是教育學者，他們的行政能力很高，處事公正透明，但要他們處理大學教育學術研究這些不可能量化的政策時，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大學不是工廠、不是政府部門、不是商業機構。但由政府帶領、商界附和之下，香港各大學的功能被簡化為製造「大學畢業生」提供市場之用的人肉工廠。所以撥款的標準是依據收生人數和畢業生的數量來決定，過去幾年大學業生水平大幅下降也是這種「重量不重質」的必然結果。大學為了生存，只會亂收生，只會隨便讓學生畢業。在這種短視的大學政策之下，學術自由只是一種假象，只要大家分析一下每年大學的研究撥款，大部分資源都是撥進「實際科技項目」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一向被視為不實際的學科，所獲資源總是比前者少，而和香港發展相關的研究項目尤其政府政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2008-12-03T00:04:00.000+08:00

WK

我最後一次見到WK是在幾個月前進念董事會的那個晚上，我們在開會之前也在說著香港公務員目前的困局，與及現在的曾班子不敢去改革公務員的短視，我真的沒有想過WK就這樣離開了我們，那麼年輕，那麼可惜, ，香港失去了一個對香港有感情有承擔的人。WK是最可以去當問責局長或者副局長的人才，WK冷靜, 有責任感，和公務員，和商界，和民間都能夠溝通和工作。第一見到WK 是在牛棚的那個下午，那個討論西九的座談會，WK 溫文地在提出一些他對政府處理西九的手法。公務員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腳踏實地的在為香港做事，香港在那個時代是如此青春，一切都是充滿著希望的。公務員成為了一種神話了，香港公務員這是個"神話"，是在肥彭時期創造到了一個高峰。今天的曾特首，也是肥彭一手提攜的。香港公務員的優點有很多，誠實、廉潔、公正，但這些優點也是相對性，公務員能力"下滑"是公開的秘密，培養一個優秀的公務員需要大量的時間、各種各樣的資源，公務員本來就要等同學者，學者就是公務員，像WK的學術背景與及社會經驗，進入政府為市民服務是最合適的。香港現在的政冶太多浮燥的語境，大家都在看著眼前的那一秒，也不太關心未來可以怎樣改變。怎樣去改變這種狀態，是我們應該思考和行動的。

2008-11-10T09:47:00.001+08:00

什麼是香港中小企 ?

香港的中小企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第一階段, 對協助中國推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香港把工業生產的基地轉移到廣東省一帶,地成就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三十年後的今天,廠佬加工生產的老模式己經不可行了,全球化經濟模式本身對中小企是十分不利,一切都在追求大,和高增長的利潤模式。
一向以靈活應變為強項的香港中小企根本在資本和人才上不能應付這個新形勢.目前香港政府的中小企政策缺乏一個全面的藍圖和形勢的掌握。中小企本身是有著極多不同的管運模式,
由身体戶的的士司機街邊修理手錶,二樓書店,領溪商場裏面的小文具店,攝影師婁,
修車公司,裝修公司,電影製作公司,書藉出版,都可以是中小企.當我們說要支援中小企的時候,我們必需對"中小企"有著一種全面而深入的論述和分折,才能實質地建立一個真正能夠支援中小企的政策架構, 例如目前食環署在檢討的小販大排擋發牌政策,是不是也是一種中小企政策,而不是單純的食物環境衛生問題.又例如目前偏向保護業主利益的物業租務條例,租金可以大上大落的情況,對中小企的經營條件是否造成更大的不明朗元素。美國一大部分的中小企均是從事科研和創意的知識密集行業,有著一個非常完善的投資文化支持。香港的快錢快回報經濟模式,是不是令香港中小企缺乏轉型和提昇的動力?

2008-11-10T09:46:00.000+08:00

香港投資文化

香港的投資文化，追求的只是高和快，高是高利潤，快是回報期快，所以樓和股是香港“投資”的核心項目，借錢買樓買股？十分容易，借錢作工業實業小生意十分困難，除非有樓或股票作抵押。政府的中小企貨款程序復雜到了一種不可能成功的地步；那是香港由殖民地時代的最後十多年推出”高地價”政策開始，便把香港經濟由？實業工業主導，轉型為短期投機型的樓市股市，後果是香港經濟生態環境單一化，大企業主導一切，中小企經營條件越來越困難，租金大上大落，融？資難，尤其需要知識密集的中小企形式專業，如律師會計設計工程師，與及各種創意產業，如電視電影廣告製作創作，各種類型的設計產業，時裝產品傢俱平面設計，與及各種數碼資訊科技研究產業，大都是”高風儉””收回成本期長“，管理和經營模式相對於樓市股市復雜。”搵快錢“是香港經濟的主流思想，但這個思想在過去幾年中國和全球過熱經濟之下，的確成為致富最有效途徑，但這個泡沫經濟爆破了以後，香港必需要在這個經濟低潮下，重新思考與及建設一個多元的經濟体系。怎樣利用香港的自由和国際綱絡，發展真正的知識型經濟，而投資文化和体制正正是我們需要研究和改革的。而政府的新政策必需推動香港多元投資文化。

2008-11-10T09:45:00.002+08:00

自由經濟與賭場經濟

過去十年的西方式"自由"經濟,free market 的"自由",是相信人有了"自由",便會可以有更大的發揮,這種假設有點像"性善論"即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有了自由便會作"好"事。當然這幾個星期全球的經濟危機又再一次引證了free market "自由"不一定帶來更美好的世界. 經濟高速發帶來的種種環境社會生態道德問題,在過去幾年一直在"討論", 全球暖化如此真實,但實際行動很困難,因為這個自由經濟free market 下的得益者不會輕易改變,所以這次大危機是一次重整"經濟"在社會發展角色的機會,過去二十年"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獨大, 自私自利被合理化, Me 自我被"市場"化了, 香港年青人成為了"信用卡"的"使徒", 消費,不停的消費成為了這個年代年青人的"理想", 香港這二十年也是走向"賭場"經濟,"地產""股票"成為了投機的賭場式經濟,社會價值錯亂, 政府說"小政府,大市場"其實是"大政府,大商場". 香港"大商場", 真正的"市場"越來越少。我們的"自由"越來組少", 我們只可以成為自由市場的"消費者"。那些一天上落一二千點的股市和賭場有何分別呢? 活在這種"盲目"追求經濟增長而不重視"社會全面發展" 的世界,也許是這個文明終結的開始。

2008-10-30T00:10:00.001+08:00

香港公共吹水份子

香港公共吹水分子,天天出入公共吹水空間,支持爭取最低吹水,吹呀吹,到電視吹,到電臺吹,用筆吹,去下政府總部燒下野,叫住吹呀呀!公共吹水分子呀,吹多多扮代表,知少少吹代表,立法吹水會一人可以吹三分鐘,用二十分鐘吹完雷曼兄弟事件,二十分鐘係吹嗎?香港公共吹水分子遍佈全港八大學術快餐連銷店,香港公共吹水份子訓下街叫下叫下,吹水政客,政治吹水家,吹水學者,吹水專家,吹水精英,奧運電視吹水主持人,無野講揭野黎講,包著學者知識分子的皮,裏面都係水,無他啦揭食呀,吾駛甘認真啦, 吹下之麻,又吾會吹死人啦, 無心害你呀爸!駛鬼做研究, 做學問,甘麻煩,吹水又方便,又舒服,吹到幾high 都可以,表面是鬧,實在是在吹,吹下感性,吹下那隻豬,可憐地吹,這種是一種變型吹水金剛,嘩勁吹好野. 個分吹水王名單都會好長,比馬會影響力仲勁,吹水勢力日日狀大,天天進步,in the name of 正義民主自由吹水,無他,吹水成本低效益高,吹吹就ok成明, 又可以吹入垃圾會呀,做下示威呀, feel so good and nice 架 , 香港好勁d核心價值好強! 香港公共吹水分子為香港好,吹好香港呀,吹吹吹吹,你吹我又吹。通識其實就係吹水學啦.

2008-10-30T00:07:00.000+08:00

的士田野調查

我在過去六個星期,進行了一次有關的士行業運作的田野調查,以”談話“形式一共訪問了共五十位的士司機,當中有十位是以八折黨形式運作, 五位是來自電召的士臺的,其他都是在的士站或街上上車。訪問包抱四個部份,第一是經營狀況,第二是對的士目前在香港交通扮演那種角色與及桃戰,第三是對目前的士發牌制度與及對運輸署的意見, 第四是一些改善的士業經營的意見。
根據訪問, 被訪車機每天工作約十二至十六小時,平均是十二小時左右為一更,每小時約有三至四個乘客,生意“好“的一更大約有上客四十次,生意淡的大約是上客二十至二十五次,當中百分之十至十五是七十元以上的長途客,其餘大都是二十到四十元的中短途客,在十二小時一更的運作下,約四十五分鐘用膳,四十五分鐘排隊入氣, 其中只有五位司機是經常住返機場,當中有幾位的士司機指出,從前舊啟德機場是帶動全港的士中短途客主要客源,在機場最高峰期平均每小時最高可達到八百到一千架次,等候上客的時間約十至三十分鐘, 新機場開幕之後, 只有一些具備車行和八折黨網絡背景的的士集中長途車業務。反對短加長減的大都是”租車”司機,原因是目前車租是加租減租是和起錶價掛勾的。車主可以因起錶價提昇而加車租.

受訪的的士司機,年齡平均都在三十五歲以上,男性為主, 但近年也開始出現一些中年婦女加入的士司機行列。根據部份"司機"的觀察,近年香港經濟轉好,年青人入行成為全職的士司機比較少,工時長,收入低,由於政府打壓小販,的士成為了一種低收入人仕的”熱門行業”,工時雖長,但至少比清潔保安那些薪水高,也比較自由和有專嚴. 被訪司機認為入職超過十五年的的士司機比率是大下降,估計約兩成左右,的士司機入行容易,但流動性高, 也是一門熱門的"兼職"行業, in between job 行業。由於香港的士業並沒有集團化公司化,的士車行大都是一種收車租方式,所以香港的士大都是一種“個體戶”模式運作. 近年巴士冷氣化,路線全港化,專線小巴全面發展, 對的士形成巨大的壓力,再加上近年香港晚間娛樂事業走下坡。根據被訪的士司機的估計,收入和十年前相比, 實質是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八折黨"的收入通常比“正常“的高出百分之十左右. 根據訪問,司機均認為目前的士業需要“轉型“, 司機均認為八折黨是一種的士業的轉型, 但只是其中一種轉型的可能。否則的士業的服務質素必然下降,目前政府的”高牌價“政策促進了一種不思進取的的士業,的士司機老化情況在下一個二十年將會出現。

2008-10-30T00:04:00.000+08:00

大中華人文吹水學

中國香港臺灣近十年共同建立了大中華吹水共榮圈,人文科學的實質研究日漸邊沿化,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在大學被打壓, 學者要成為明星而不是造學問,百家講壇成為了一種學術包裝的吹水大法,在大中華人文圈,書出了很多,真的很多,但作者是越來越多,那些文化吹水明星,本著知小小扮代表的心法,不學無術之大術,以感性的文字包裝,好像很有深度的資勢,好像很有革命精神的語言, 成為公共吹水大王。台灣的大大小小政治talk show 也成為了臺灣特色的吹水大法會,一眾學者記者政客, 想點吹就點吹, 示範臺灣式吹水語言爆炸力. 感性吹水也是令一種強項,也是中國文人傷春悲秋式吹水tradition, 什麼 X 才子,Y才女, 紅樓夢那些無病呻吟,自己"玩死"自己那種自悲自憐,什麼“苦旅”呀!什麼“讀書呀知識分子呀!馬克斯社義呀! 後現代主義呀! 寫寫悲情呀,建制最喜歡這種吹水文人,無傷大雅,又可以提供一種開明而開放的image, 西方也有不少公共吹水分子, 但正統的認真的從事實質學術研究的學者仍然是一種力量,一種真正基於研究和分折的學問,而不是小聰明式心大吹水, 中港台之中,香港最嚴重,完全法西斯吹水獨大,越吹越大,越吹越勁。

2008-10-06T21:48:00.000+08:00

最低工資和外判文化

最低工資立法只能解決一部份香港低收入人士被剝削的情況,目前香港的貧窮問題是香港經濟生態過份著重短期經濟效益所致,再加上香港政府的完全控制管治模式,把香一直存在的民間低收入經濟體系完全破壞,消滅小販大排檔和巿集把原有的社區經濟體系,整個香港都在大商場化,中小型商戶越來越沒有生存空間, 大家到台北,仍然存在著一個讓低收入人士自力更生的市集和小販空間,這種空間,一方面提供了一種自力更生的機會,更是令臺北市有著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價廉物美的美食生活文化. 香港本來也有著這種文化的, 但這些年政府的各種政策就是要把香港這種市民空間消滅,以衛生理由把小販市集消滅,以經濟效益為理由推動外判制,目前香港政府外判制是一切剝削的病源,因為外判制只是創造了一個只會填表與及處理政府官僚程序的"公司",真正的勞動者在外判制度下成為了被剝削的階級,外判制是一種非常不尊重人不尊重前線的工作人員,是一種不負責社會責任的顧主制度。這個制度若不大力改革和改良,立法最低工資只會帶來更多黑工巿場更多黑暗的運作,香港政府作為最大的外判服務" 使用者"必需以身作則,檢討目前的不合情理的剝削制度,只有一大堆表格和程序,沒有人性沒有考慮實際社會效應的價值系統。

2008-10-05T14:05:00.000+08:00

無恥電視白痴臺

若果八婆飯局和"家散人亡"代表了香港電視最高水平的話,香港就是八婆飯局和"家散人亡"的水平了。那就是一種以假為真,以惡為善以低為高的價值, 是一種很單面向式的表達, 香港式的"大眾化",容易明白是不是膚淺,也不一定,但膚淺一定是比較多人"接受",香港常常自稱"多元"但實質是十分單元,越來越法西斯,無恥電視就是十分典型的香港法西斯,任何事件大事如奧運,落在無恥電視手上,也就變成了廢話連篇九吾搭八,那些"家散人亡"劇本意識是"自私最重要,害人無所謂",這種意識的影響下不是在愚民,是在培養暴民,發牌無恥電視的" 講播事務管局"比無恥更無恥,得個講字,口講什麼高質講播,實質在推動白痴內容高清化, 讓無恥電視培育法西斯拉主義,無恥電視之所以是無恥,是因為無恥地推動一種自閉自大自我的一種思想,香港人天天吸食,政府視而不見,讓香港人天天吸食毒品,這種精神毒品各個城巿都會存在, 但不會像香港那樣完全完全獨大,完全變成一種法西斯拉主義,是殖民地培養出來的so call 精英公務員所推動的,害了香港,也在毒害中國,香港電影玩完因為無恥電視控制了一切,電視不再是培養創新與創意的平臺,那是香港之恥,無恥電視已成為一個失控的怪物,非常可怕。

2008-09-28T18:08:00.000+08:00

市區重建檢討

發展局目前進行的市區重建檢討,本意良好,但方法是完全錯誤,以業餘的委員方式進行檢討本身就是不可以深入,背後也是政府公務員在實質操盤,公務員本身也缺乏新思維和新知識,再加上發展局委任了一個根本沒有任何規劃知識的港大社工系負責檢討工作,就好像找牙醫來醫心臟,外行領導外行. 其實香港現時的市區重建策略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出現於市建局演譯這些方向出了問題,巿建局員工大都是公務員背景,缺乏重建的知識,不重視研究,只重視行政方便和金錢上的經濟效益. 單一的重建模式,只有高和大,沒有考慮社會和文化影響。講一套做一套把原來市區重建推到一個極端的地產項目, 所以市建局不重組,不換血,檢討也只是門面功夫。核心問題是全職負責市區重建和城市規劃的公務員和市建局思想太過老化,缺乏學術訓練和以學術的嚴緊方法研究市區重建問題,大家只要看看觀糖和中環的嘉咸街重建, 設計之粗之劣之缺乏創意,其根源在於其設計之前期工作缺乏嚴緊的研究和資料搜集,有的只是從金錢和建最大面積考慮,嘉咸街的超級高樓方案對中環的交通和環境影響是災難性的!但這種不合情不合理的規劃天天在發生。但公務員和目前這個執政班子沒有去阻止,為什麼現在每一個重建項目都是不乎合長遠社會利益的?不通風的 ?不考慮歷史的?

2008-09-28T18:05:00.000+08:00

香港新加坡高級公務員培訓

1.新加坡高級公務員培訓

新加坡高級公務員培訓，主要由政策發展學院和管治及政策中心負責。前者提供高級公務員必修科，乃稱為「里程碑必修科」。里程碑必修科一般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基礎的培訓學習，領域包括行政領導培訓、高級管理人員培訓、政府管理和領導力培訓，公共政策研討。第二層次的培訓重點在於討論，參加培訓計劃的公務員須進行有關遠景規劃、經濟及發展策略的研究，以擴闊其管理視野。里程碑必修科的最後階段是論壇和報告，受訓者要就政策進行研究和討論，並撰寫報告，以完成整個訓練。

相管齊下，管治及政策中心對新加坡高級公務員亦會提供一些專業知識為本的訓練，例如舉辦一些學術名人系列的課堂，讓高級公務員以小組的形式參加，透過與講者的交流討論，探討當今政策上有關的問題及未來需面對的挑戰。2006/2007年度為例，管治及政策中心便邀請了聯合國前人口統計學主席Dr. Joseph Chamie和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及助理編輯Professor Martin Wolf等全球重要知識分子主持講課，以啟迪新加坡高級公務員學習，提升他們的專業性和知識探討研究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下的大部分負責提供培訓服務的單位，都會不時進行研究，關心全球有關政策發展的動向，繼而調整課程內容和方針，尤管治及政策中心的研究最為深入。管治及政策中心每年都會委任權威人士，如現任或前任政策局局長，參與研究員計劃，負責訂出政策研究方向，培訓計劃目標、具體內容，以至兼顧出版工作。公共服務學院會就社會一些議題如人口老化等，邀請學術界和公共行政界有分量的代表撰寫文章，再結集出版學術期刊，名為「Ethos」。

2. 香港高級公務員的培訓

香港高級公務員的培訓，香港高級公務員的培訓公務員培訓處亦設為期1-2天的進階管理工作坊，及為期三周的公共行政領袖實踐課程。工作坊的主題圍繞人才管理和領導策略，而公共行政領袖實踐課程則旨在透過課堂、辯論、角色扮演，和經驗分享，令參加者提升管治能力。總括而言，就加強高級公務員的訓練，香港的情況都是以提升管治和領導技巧為主。

培訓處的課程活動計劃還有一大核心，就是開設針對國家事務及基本法研習的項目，教授的方法除了透過面授和網上研習外，亦會以考察交流的形式進行，包括到訪清華及北京大學參與為期17日的課程、到內地進行大約一星期的專題考察、到廣東省、上海市、杭州市的公務員部門作4-6星期的交流實習等。此國家事務及基本法研習的系列課程，涵蓋的對象非常廣泛，照顧到低級至高級所有職系及職級的公務員，而此系列課程亦為香港公務員培訓計劃的特色之一。

對比於香港的培訓計劃，新加坡的做法顯然是走向知識型的，同樣是以課程、工作坊、研討會、論壇等相類似的方法推行，但內容覆蓋的層面則比香港多元化。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下設8個部門，兩個為支援組，其餘的6個都是對不同類型公務員的發展而設立的。當中以公共行政及管理學院提供的課程最為豐富，參加者亦涉及所有範疇的公務員。由於這部分的培訓是公共服務學院的盈利主體，學院會根據市場需要不斷增加和修訂課程的數目，現時公共行政及管理學院的課程種類，包括公共部門管理技巧、行政、人力資源、溝通以至法律、金融等專門學問。

2008-09-28T18:04:00.001+08:00

樹口調查

香港的種樹政策常把植物當成一種「裝飾品」，市區裡面看到的只是一個一個大大小小的花圃，「死了又換，死了再換」，沒有落地生根的樹，老樹在高地價政策下成為了地產商的「眼中釘」，政府也沒有制訂利誘地產商保護老樹的權制，所以香港老樹在近三十年傷亡慘重。康文署的角色只是「花王」，路政署、地政署、規劃署、環保署、民政署、房屋署、教育署（校舍）、拓展署和區議會、建築署，都好像在從事與種植樹木有關的工作，但都各為其政，沒有指標，也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如何分工，所以香港的都市空間的樹木比率是眾多國際城市中最低的。中國內地城市的緣化工作極為成功，各市均設立一個統一機制與指標，進行有關植樹的工作，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成都的緣化比率都比香港高，原因就是政府非常認真和專業，不像香港，只會叫口號，做公關，不做實事，

若果港府真的有誠意落實緣化政策，必須從政府架構著手，委派一個政策局專責全面的政策研究和制訂工作，並與香港大專學院和民間環保團體發展一系列的研究項目，例如進行全港「樹口調查」，比較其他城市的緣化政策，盡快制訂《樹木法》，及制訂一套未來香港種樹的藍圖和指標。

2008-09-15T11:44:00.003+08:00

Hong Kong Odyessy @ Venice Arch B 香港漫游@威尼斯建築雙年展2008

這是我的新多媒體裝置作品
This is my new multi media installation

2008-09-15T11:30:00.000+08:00

香港功夫電影會失傳嗎?
功夫電影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類型, 六七十年代李小龍是開山老袓, 八九十年代洪金寶,李連杰成龍,程小東,袁和平等等人才輩出,也令香港電影成為了一種CULT的主要理由。但今天二零零八年的香港電影,能拍功夫片拍得有水平也是洪金寶,李連杰成龍,程小東,袁和平等老前輩,新人都沒有出現, 一方面以前師父得弟那種制度的消失,學功夫那種苦和耐性,現在是享樂的年代,誰要這樣受苦.所以功夫片失傳是遲早的事,可借也是應該的,但最可恥的是香港人根本不珍借,政府,電影電視主持人,等等均沒有要好好把功夫片發展, 別說人才培育,關於功夫電影文化的研究和保存也是沒有長期的支持。看見功夫熊貓這部功夫動畫片,也許我們會問,為什麼這部電影不是香港人創作拍攝投資的?這完全是一部關於功夫電影的功夫動畫電影, 功夫片中的師徒關係,英雄正義等等都是來自香港功夫片,美國人吸收了並用“美式英雄人文”類型去把功夫電影再創造,香港主流目前的”跟人口水尾”價值也許就是香港電影不能創新的原因。功夫熊貓的成功,大部份也許又多了一個吹水的題目,但真的好好去反省而作出一些實質行動的, (例如政府和企業)如像不太可能,多出一本八卦週刊也許比較有可能吧!我不是悲觀,我是客觀。

2008-09-15T11:09:00.001+08:00

奧林匹克黃金甲

北京奧運開幕禮李寧先生點燃聖火的那一幕真的是一次高潮,藝高人膽大,一面看一面擔心那個火距。張導演說這個開幕是現代手法表達古老中國, 言重了,開幕那幅畫圈打開是有些古風,但之後那些都是拉斯維加斯式的黃金甲, 其實黃金甲是沒有問題,問題是要把這些算在老袓宗頭上,作為一個Show一個節日式的“開幕”,張導演和那些演員是很努力, 但我們必需承認張導演的藝術品味和中國的古雅是兩碼子事,張導演的風格本來就是農村片的樸素,農村才是張導演的家,也是無產階級的美學.現在無產階級要成為資產階級也是需要一些過程,張導演現像也是一種過渡人物,沒辦法,中國窮了太久,現在富起來也是有點暴發,其實只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欺欺人便可以了,最怕就是要指手劃腳的老袓宗的文化弄錯了,情況就是把紅酒加冰那樣。好事變壞事了。那些煙花的多和缺乏想像,兩個字”要威”“要勁”但是就沒有什麼Details和想法,一次又一次的爆破,奧運成為了一次中國人站起來的Party,我並不反對北京辦奧運,中國是需要奧運令中國更開放,這種決心是重要的,相對於中國求進之決心,香港那種自我感覺良好才是一種墮落,我們可以說北京奧運俗氣,但還是很有大氣的,香港的那種小氣和自閉才是有些可悲,那個在文化中心的奧抓匹克文化廣場的小家格局,真的是難以致信。

2008-07-20T10:51:00.000+08:00

萬年曆十五年

有一次在一個公開場合,有一位企業界的高層看見了我,對我說:“你會怎樣改編萬年曆十五年?”我聽了也只好苦笑一下,”對”, 一萬年的事真的不容易說清楚,另外又有一次,一位內地官員問我的創作是什麼? 我說“裝置藝術“他說現在房地產業那麼興旺,我的創作一定也是大收旺場,這位官員以為裝置藝術就是裝修了,我也嘗試解說一下,但也是徒勞,其實這些話都是客套話,他們在說著時根本也不考慮說對還是說錯。但也反映了一些普遍文化藝術盲的情況,中國本來是藝術大國,人人手中那枝毛筆就已經是一種深厚的美藝基本功了。中國這一百年革命,把這些中國的藝術都革去了,成為社會的一種邊沿,大家追求的美學就一種偽中國唐人街式美學了,中國人由一種高層次的藝術境界隋落到今天這個境界了。這是事實,我們不可以否定,但最有趣的是仍然有很多人唸唸有詞的要去大叫愛中國文化。黃仁宇先生提出了中國過去幾百年積弱的理由,吃人的禮教常常是這一百年掛在咀邊的口號,現在禮教被市場取代了,吃人的市場,吃人的消費,消費好不好吃?市場好不好吃?那就是看誰在吃誰了。市場吃了文化,市場吃了藝術,巿場吃了教育,市場吃了一切。剩下來的是什麼?浪漫一點就是那些已經退色的影像和那些想像的情境了。現實一點就可以是把腦海的海水排放出來,重新把市場的水放到腦海裏去了。

2008-07-13T23:07:00.000+08:00

最後一代文化人?

梁文道認為我們是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我不同意,除非香港明天不再存在,否則我們不可能是最後一代,當然以文道的思想水平,也是知道這個道理,但寫文章有時是要立一些不成理論,才有產生爭論的效果,文道的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關於香港文化和文化人的討論,香港每一代都有文化人,只是香港本身是殖民地,文化上是斷開的一片片,像創立新亞書院等新儒家文化人大學者,都沒有成為香港的“傳統 “,他們其實也是那個時代”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因為香港的殖民地文化本質,沒有土讓容許文化上的落地生根,所以香港文化是一種煙花,每一代也是最後一代,弄文化也是在一種邊沿的狀態,政府抗距文化,商界抗距文化,傳媒抗距文化,大學抗拒文化, 像那一篇董橋先生在當明報月刊總篇“喜歡弄點文化的人”,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样无奈。安于那份无奈倒也罢了，偏偏维廉•摩里斯这种人老想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铸人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里，一度前进得很，最后才慢慢成熟，归于沉寂”William Morris這種英式左傾主義文化人,也是對我這種喜歡弄點文化的人的一種參照。也許我們是香港最後一代殖民地教育文化人,但一定一定香港每一代都有那一代的文化人,只是有不一樣的特色吧!

2008-06-15T10:44:00.000+08:00

是政治不是法治

特首和問責官員會見記者交待薪金是降了溫,也是一種主動的方法化解民間對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言論。這次事件也說明了立法會在審批有共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時太草草了事,沒有把薪金和國藉問題弄清楚便批了這個計劃,我們可以批評特首處理此計劃久缺政治智慧,但立法會作為審批撥款的機構也有嚴重失識,田議員在批評特首之時其實也應反省自由黨在當初批出撥款時為什麼沒有提出國藉和薪金的問題,這種事後孔明和落井下石的作風,是目前香港政治和傳媒的一種主流作風。而負上政治責任的問責官員更應小心奕奕, 不可以以為立法通過了,便可以”胡作非為”. 九月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我們作為選民,更應留意候選人的政黨政治操守問題。特首說法治在政治之上,是對但也是錯,對是這次計劃是立法會批出的。錯是這是一次政治問責委任,國藉和薪金公開是一種政治道德的原則問題和法治無關,那位持有新加玻藉但又是香港出生的政治助理,的確令人有著雙重效思的疑問,合同上是不用放某,但現實上是會被人覺得政治道德有問題,當問責局長不可以只是一份”工”, 是一種終身的志業和理想。才能獲得廣大市民的認同。才能建立真正的管治威信,這次事件大大打擊了曾特首的政治威信。也是把政治作為一份“工”的錯誤定位。

2008-05-06T16:34:00.000+08:00

春天花開

胡恩威

在那條通住機場的大道上,
木棉樹在開花,
橙橙紅紅的長在樹上面。
像真又像假,
像花也下像花
木棉沒有櫻花的溫柔和飛逸。
京都滿山滿地都是櫻花,
粉紅粉粉的各種紅色,
在一起開放時,
像夢境不是真的,
淡淡的風吹,
葉在動,
花,
也在動.
木棉也是英雄的那種獨立.
紅紅獨個兒的美麗,
木棉能和櫻花一樣在一起。
滿山都是滿街都是,
那可以是多麼壯麗的紅色。
春天什麼花開都是美麗的,
春節也是花的季節
桃花,
菊花,
牡丹,
花開富貴,
花樣年華,
花花世界,
花是春天,
春天是花,
那兒的花開,
那兒的花落.
在那不太熱也不冷的春天,
我們呼吸著花的氣味,
我們想念著花的顏色,
清清淡淡濃濃烈烈,
桃花的淡香,
茉莉的貴氣,
菊花的長情。
在春天的空氣飄著。
一口氣深呼吸,
一口氣把花的香把花的美,在花海在腦海。
吃花的人,
吃花的男孩,
愛花的人,
愛花的女孩,
手拿著一枝玻瑰,
紅色的,
一手拿著花,
一手把花解構,
一句一句的話,
愛我,
不愛我,
想我,
不想我,
愛你,
不愛你,
春天的夢,
春天的歌,
春天的愛情,
春天的汗水,
春天的顏色一片片的飄呀飄呀,
無定向風,
抽濕的呼呼,
空氣的淚水。
四月是最美麗的美麗,
生命的美麗,
花的美麗,
看花的人在路上看花,
在路上的人在花中看你。
絕對的看見了那個相對的你。
無限的春天,
花開的春天,
春天的美,
春天的美。

2008-04-12T16:51:00.001+08:00

N個道德問題

胡恩威

和情人合照,非常私密的照片,是私人的事,拍照者的動機是什麼? 是出於一種愛的表現?是一種情場獵人戰利品的成積表? 是一種藝術照片的表達? 拍照的人在按下快門的那一刻, 那種快感是不是不道德的 ? 被拍的人是在什麼狀態下被拍下來的? 那一張一張紅紅的臉,那一面享受的表情, 記錄那一個充滿快感的時刻. 比表演還來得表演。比想像出來的更有想像力。
但是在這個只有面子,沒有太多道德的社會。這些影像被異化為一種不道德,拍攝的人成為罪人,被拍的人成為受害者了。在這個假道學的社會,性成為了一種”罪行”, 而不是一種愛的表現。被壓抒成一種禁忌,一種傳媒的商品,八卦雜誌封面的頭號標題,一連串的性連想語言暴力。出版這些雜誌的人,有著怎樣的道德標準,市場是做這種事的理由嗎? 這些人和把藝人春宮照上網的人有什麼分別? 那些購賣這些雜誌的人, 動機是什麼? 好奇心?求知慾? 為什麼有些人對誰和誰發生關係這樣有興趣? 其他事情便不太有感覺要去知道。
有些人道德前道德後,但在現實生活,有誰沒有性慾?有誰沒有貪念?有誰沒有那種偷看人私穩的慾望? 偷情的慾望? 我們可以怎樣去面對?怎樣去分折和討論? 不誠實才是最不道德的, 找藉口才是最不道德的。尤其是那些以市場,以香港人喜歡看為藉口的傳媒,才是最惡毒的, 最不道德的。

2008-02-13T12:33:00.001+08:00

香港漫画的一些观察

香港漫画和香港电影很相似, 都是不注重剧本的, 都是一种很短线的运作. 都是完官能剌激的一种市井趣味, 黄玉郎也好马荣成也好都是以打斗侠义为主题的, 香港没有像手冢治虫那种知识分子型的漫画家, 小冢作品题材之广, 叙事体的多元, 给日本漫画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基础, 也令漫画成为了一种被社会接受和尊重的行业. 香港漫画和香港的娱乐事业一样, 都被视作为一种”扁”门. 没有成为一种有系统和多元的行业, 长期投资漫画的投资文化未能建立, 教育体制也没有一套完备的视艺培育系统, 香港的漫画市场在日本翻译漫画的多元选择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由于香港主流漫画对剧本的不重视, 香港的主流漫画来来去去都是那些黑道类古惑仔或者是武打的类型. 或者就是改篇一下金镛的小说. 这也是香港漫画工业不能创新的原因. 投资者人文素质太低了, 也影响了创作人和气候。只有李志清先生以中国历史为题的漫画才能有些突破, 但李的成功部份也是日本投资者造就的.

所以香港的非主流漫画很特别, 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各自修行, 在社会上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视觉形式上有着很多的实验, 在没有所谓市场的形响之下各自在造自己喜欢的实验. 欧阳应斉在推动另类漫画上花了很多心思, 由甴甲到春卷到与志海合编的”路漫漫”, 给香港的另类漫画留下了较为有系统的纪录. 而东TOUCH杂志长期连刊的小克和杨学德漫尽作品, 给香港的年青一次接触另类漫画的机会. 一直只出版文化文字书的香港三联书店把小克和扬学德的漫画出版, 也是香港漫画出版的一次突教.当然这些个别的成就也和香港其它的创意模式一样, 有着像放烟火一样后继无人的状况, 核心问题是香港的教育体制完全没有建全的视觉芝术教育与及研究体制, 香港人的视艺经验是在没有任何知识基础上获得的, 传统中国的书法人文画手工艺知识没有了, 西方的也是完全空白, 香港人大都不知道印像派立体派的区别. 没有知识基础, 局限了香港人欣赏的层次和水平. 漫昼本身也是一种视觉艺术的类型. 本身有着立发展的历程, 香港没有历史观念的本质, 也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状态. 这也是香港文化艺的一种特色. 在一个不重视艺术作为一种知识的局面下, 普通的香港人只把观赏艺术视作一种非知性的感觉.

日本和香港是完全相反的, 日本人的美艺教育是十分具规模的, 原因是日本有着重视美艺教育的传统. 并以此构成各种各样的美艺行业. 像漫画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由纸上出版的漫画, 到动画制作与各种各样计算机游戏和模型玩具幅产品. 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更新和创新的工业体系, 投资摸式, 知识产权, 发行零售, 宣传推广, 人才培育各方面均非常成熟和多元. 香港漫画目前仍然是停留在一种非常随意的运作模式, 只能以一种七八十年代的中小型模式运作, 曾经走向企业化的黄玉郎, 最后也是在过份快速扩展中失败了, 当中的故事也活像是大上大落的电视长篇剧情节. 回归以来香港主流漫画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黄玉郎和马荣成仍然是在吃老本的打打杀杀. 唯一能够超越港式漫画的是谢立文和麦家碧的麦唛漫画系列, 其成功之处是谢立文的剧本和麦家碧的漫画形式产生了一种化学作用, 麦唛的设计是一种 snoopy 的格局, snoopy 本身是一种有关美国人的人生价值, 而麦唛本身有着一套非常港人的认命自怜意识, 配合麦家碧那些充满童真和可爱这型, 麦唛成为了港人后九七失落的精神投射. 但麦唛的成功, 最关健的是当年香港电讯网上行video on demand对麦唛动画的投资, 在香港电讯的巨大市场宣传资源下, 麦唛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在无线电视暴光而成为香港流行文化的一个icon.

2008-01-30T20:34:00.000+08:00

我們成為了符號 (2007年12月16日為漫畫”東宮西宮“而寫)

胡恩威

我們都成為了符號
在符號世界裏面的一個符號.
一個角色一種影像
一種交換一種計算
一和零的零和一
一加一是一切
零加一是一切
我成為了你成為了他成為了她也成為了我們他們,
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只有我只有我
世界只有我
人生什麼都可以
可以一定可以
什麼都可以
理想成為一連串的文字
一句句的口号
五講四美
We are the world
我們的歌聲
我們在快跑
我們在跳高
我們在走路
一步又一步
我們在高樓中
我們在大海裏
我們是水我們是火
我們是山我們是風
那個時候
那個場景
那次笑聲
那種風景
一片的藍色
一片一片的已經成為一度淡淡白色的記憶

一場遊戲一度光
Let there be light
政治的政治
政治成為了遊戲,
符號的遊戲,
語言的遊戲
文字和語言成為了一件一件的兵器
不斷在破壞,
不斷在重組
世界變得好了
更好了
好風如水一樣的好
明月如霜一樣的明
不破不立
天下大亂
天下大冶
無法無天
為人民
新世界舊世界
英雄狗雄
天才白痴
沒有一百年的孤寂
也沒有什麼一千年一萬年

一萬年一萬年
只爭朝夕
大江東去上載下載
當机開机
零和一的後後後後現代世界
錯與對的沒有和沒有
一秘鐘太多
只爭朝夕
春花秋月風花說月
慾和望
記和億
道與理
生與死

我們的一切知覺,
我們的笑我們的哭
我們的失落,
我們的淚水
都成為了………
成為故事了成為影像了
成為聲音了成為烈火了
什麼都是沒有什麼是真
什麼也是沒有什麼是假
一切一切的影像
一片一片的記憶
一點一點的幻覺
一生一世今生今世
沒有下雪沒有下雨
沒有涼風沒有落葉
沒有秋天沒有冬天
沒有了………………..

Let us go then
我和你
當太陽變成白色的時候
你給我傳了一個短訊
在今日世界的明日終結的那一刻
我和你成為了那些已經淡化了的影子
在已經不再存在的街道上
那些影子黑黑的
透進了那些灰色的泥土
一步一步我和你
一起來吧
時間是下午的七時零七分七秒
我和你看着那度白色的光
何時了何時了
住事知多少
長江黃河維多利亞港
一杯清水
一口灰白的烟
多少個年頭多少次落葉
風在吹風在吹
手提电話的訊号
我在這裏我在那裏
在原宿和Charing Cross Road
在長安大街的广場
在存在主义的咖啡店
在呼吸的那一剎
如一江逝水記憶的銀河
輕輕的來輕輕的去
鵝毛泰山
那些綠色綠色的竹葉
一片白雲一片白雲
那一双手
那一双眼
淚水和淚光
是千萬年萬萬年
是我在那在黑色筆記本裏面黄黄的書紙上面擦字膠擦走的一度度藍色原子筆的字迹
To Be or Not to Be
I write therefore 我是
音樂盒子的曲色
你已令我太快樂過
Like a Rolling Stone
酒紅色的白水
紅色的墨水筆
行雲流水
他媽的他媽的
良辰美景Fly me to the moon
多少年又多少年
我們回去了我們回去了
我們成為了符号
ABCDEFGHIJKLM
M for Memory
N for Nothing
你什麽都看不見
什麼都不存在
腦海裏面的一点霧氣
烟火裏的一些記憶
Backup 在那本記事簿裹
深深的黑色思憶
色空空色

一萬年石頭
一萬頓海水
一萬擊硬盤
一萬憶光年
一張白紙
一個短訊
你知道嗎?
那一次,那一次
我忘記了是早上還是晚夜
黑色的完全黑色的黑色的
一零八零一零七的解像度
無限的無限的無限
不會永遠不會
這是這是這是自我完成的一次又一次
什麼石頭什麼水
人生就是這種像透明一樣的聲音
沒有一樣
一點點一滴滴
那被稱為一的石頭
像夢像花像雨像血
流著流著那些血AB型的血
紅紅的一片黑
分解結合再分解再結合
我是誰是你是我是那片石頭
一口煙
站在那個月臺上那些光那些汗水
一口氣
就成為了那一年我告訴你的那一種質感
沒有忘記沒有什麼需要忘記
是9677267727
是1677897677
是五元二角
由尖沙咀的山林道到中環牛頭角的那一個地方
歷史是那一個大海那一片石頭
眼睛看見了
我成為了一片石頭
那個符號
世界到了一個盡頭
Restart
Copy and Paste
永遠永遠是對的
永遠永遠是錯的
新世界新的一首歌
重重又重重
萬重山萬重山
世界最高宇宙最高的
最偉大的可憐
一切正義一切英雄
歷史選擇了
歷史消滅了
成為了一個字母
成為了口中的一口煙
美麗的一口煙
去你的那一個moment
煙灰飛滅

2007-12-10T12:10:00.000+08:00

一路帶動什麼生活 ?

胡恩威

一路帶動生活, 阿媽帶我返學, 老公帶我返工, 阿麻帶狗小便. 嘻嘻….. 地鐵變港鐵的那句口號一路帶動生活, 一條鈇路帶著我們的生活…… 是不是阿媽係女人個種講左等於無講的無意思口號? 整個一路帶動生活的宣傳又係依家香港個種我要打好呢分工個種水平, 即係mediocre個種, 好平庸個隻, 又吾係好好又吾好差, 見過同無見過都無所謂, 會比香港特區政府個種數白欖口號好似好少少. 點解? 因為又係無substance個種, 所以咪叫的阿媽係女人既口號.

港鐵前身地鐵呢幾年越來越保守, 佢地發展個的大型樓盤的設計, 係好無生活個種, 下面商場之外什麼都沒有, 所以個口號係一路帶動一種生活, 一種沒有內容的生活, 一種只有消費的生活, 一種只有消費者沒有人的生活. 沒有自然的生活. 那條”一路帶動生活”的電視廣告, 用左舞台既形式去表達港鐵如何帶動我們生活, 真係好掂, 港鐵個的樓盤係帶動我地一種布景版生活, 無內容生活, 搵呀容祖兒唱個首主題曲, 首歌又係個的廣東流行歌, 好悶, 無料到, 港鐵個班公關大員的水準真係麻麻, 個間度呢條一路帶動生活個間廣告公司好無貨到, 好老套, 個套廣告片好行個班人的動作好生硬,
CG好無detail, 總之係最正既廣告反面教材.

港鐵個套新制服都係好無taste, 個隻黃色都吾知點解 ? 以前藍色好地地, 點解要改呢 ?

2007-12-10T10:15:00.001+08:00

香港國際機場的士站管理九流

胡恩威

香港有一個國際級的機場, 但這個香港國際級機場地的的士站管理是百份百九流. 有一個星期六, 下機後到機場時士站, 在大量時士排隊下也有一條人龍出現, 要等十分鐘之後才有一名身穿保安的人員, 給我一張類似月曆咭的咭片, 一面印著一些有用電話, 另一面印著以下的一斷文字 :

以下是這架的士的車牌號碼. 如有任何讚賞, 歡迎發送電郵至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 (電郵地此:ENQUIRY@QTSSC.ORG.HK);如在其他意見, 請致電交通投訴組反映（電話 28899999) 日期, 的士號碼

的士號碼那一欄是空白的, 我問那位保安為何不為乘客填上的士號碼, 這種為乘客填的士號碼是酒店常用的造法, 以便乘客跟進失物或投訴. 這位保安很不耐煩把號碼填上, 但是號碼是填錯的, 我上了車, 我首先致電28899999, 是電話錄音, 辦工時間才有人接聽, 試想想一個外來的遊客星期天到港, 這個28899999電話就是作廢, 我再致電咭片上的其他電話, 都是在說我們會向有關部門反映, 那個”有關部門”是什麼就沒有人知道. 機場的士站通常都是外來遊客使用的, 現在機管理那種＂保安＂式管理的士的方法是很容易破壞香港的形像. 星加坡國際機場的士站的管理是酒店式處理, 不是身穿保安制服的人在指揮乘客, 而是服務乘客, 有效率也有條理的. 香港國際機場必需好好檢討.

2007-11-30T22:02:00.001+08:00

数字北京
By [ 叶滢 ] 2007-11-30 15:25:22

赵茜为地铁五号线的通车采访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的总工程师杨秀仁，看最后完成的文章，记下了这组数字：

由于地铁造价昂贵，开工前需要长期细致准确的可行性研究，以前地铁的前期研究阶段起码要两年，现在恨不能1年就要开工。莫斯科一年的地铁建设里程只有3~5公里，国外平均每年建5公里，最多也就10公里。按2015年的北京规划，这个数字在北京会达到40~50公里。

前一阵子，杜然在博客里摘录的一段

总说中国的变化快，究竟有多快？假如你躺在法国南部的海滩上懒洋洋地阅读，当地30年的变化等于中国多少年的变化？

王志浩（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师，一个老外）写道，鉴于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平均个人财富的显著增长息息相关，因此，通过计量一段时间内个体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粗略地衡量某一社会发生变化的速度。具体的计算方法很简单：用当地货币不变价格计价的人均GDP，计算出60多个国家1980年至2007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使用不变价格得出的数据能够反映真实变化情况（因为不受通胀影响）；使用当地货币则避免了外汇风险。
按照王志浩的计算，美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1/4年，或者2.8个月；英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3.1个月；换句话说，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中国3个月里感受到的变化，他要在老家呆1年左右才能感受到；也就是说，中国的生活节奏快了4倍。假如你躺在法国南部的海滩上懒洋洋地阅读，当地30年的变化等于中国5年的变化，这与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对比变化一致。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的1年等于中国的半年，而韩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8个月。

当然，这种计算方法还是存在问题。王志浩指出，首先，很多变化没有体现在GDP中；其次，没有对收入的购买力进行调整；第三，计算使用的是1987至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因此，如果某一经济体近年增长率出现猛增或者狂降，测算数据是无法体现这种变化的。以巴西为例，虽然巴西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24天，但巴西人收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国内发生变化的速度也在提高。第四，这个数据没有反映地区差异，比如上海人对变化的感受会多于甘肃的农民。

我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经济师，这些专业人士给的数据，还是让人惊讶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感觉不到这种速度，有一次和洪晃说起798的变化，她说，中国人现在好像就在跑步机上跑步，因为和跑步机是同一个速度，反而觉不出自己的速度有多快了。

2007-11-26T12:35:00.000+08:00

電視問題

胡恩威

你是那一年開始看電視 ?
在你的記憶你能否形容一下你第一次看見的感覺？
你能否形容你第一次看電視的那個影像嗎？
你能否記起你第一次看電視的電視節目的名字嗎？
你最近一次看電視是什麼時候 ?
你平均一天看多久電視 ?
你有沒有計算過直到今天你一共看了多少個小時電視？
你最喜歡看那一類型的電視節目 ?
你喜歡看電視劇嗎？
你最喜歡的電視劇是那一部 ?
你看過的電視劇之中, 那一部你認為是最難看 ?
你最喜歡的電視劇人物是誰 ?
你最喜歡的電視劇對白 ?
你最喜歡的非電視劇節目？
你看過非香港的電視嗎？
你認為香港的電視好看嗎 ?　

你是不是天天都看無線？
你最喜歡無線的是什麼 ?
你最不喜歡無線的是什麼？
你認為無線對你的成長過程和人格有什麼影響 ?
你認為無線對香港人的性格有什麼影響 ?
你認為香港的電視台數目是否足夠 ?
你看過亞視嗎？
你認為亞視和無線有什麼分別？
你覺經常看亞視的人和經常看無線的人有什麼分別？
你認香港各電視台的節目種類是否足夠？
你認為電視和學校對年青人的影響有什麼分別？
電視電腦電話那一樣比較重要？
你會讓你的孩子看電視嗎？
你認為電視有沒有影響你對愛情的觀念？
你認為電視的出現有沒有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
你認為若果電視明天消失你會失落嗎？　
你認為電視是好還是壞？
電視是不是令世界更好還是更壞？

Another Evening with Fred Astaire (1959) - Song Medley

2007-11-25T18:39:00.001+08:00

2007-11-19T14:43:00.000+08:00

張愛玲不是Jane Austen

胡恩威

張愛玲當然不是Jane Austen, 張沒有J的那種從容和樂觀. Jane Austen 對愛情仍然是有著期待的, 是正面的. 又或者是一種接近科學分析的方法. 近代西方女性的愛情觀都是出自Jane Austen 的手筆, 張愛玲是愛情的受害者, 她的作品也是投射著大量對愛情失落的情意結, 一種不能獲得的愛情. 對於張愛玲, 愛情只可以是悲劇, 人與人的關係只是種種的利益數學方程式, 這是那個時代上海城市文化的一種沒有什麼道德控制下的一種狀態. Jane Austen 那個時代的巴富Bath, 是英國小資的天堂, 英國那時候是如日中天, 可能在這種太平盛世下談戀愛也是比較陽光, 不會像在上海那種天天都可能是沒日的沒世情懷, 張的人生和作品也成為了中國這一百年的大悲劇寫照. 張和JA一樣都是一種才女的示範單位, 在維多利亞那種道德禁慾年代, 在上海那個沒有什麼慾望需要的禁的世界. 愛情有著很不一樣的故事.

聽說張愛玲晚年想寫張學良將軍的愛情故事, 張將軍完全不是張小姐男主角那種非男漢典型, 若果張小姐真的下了筆, 不知是不是會多點人生的体會, 少點對愛情的那種不可能的悲嗚. Jane Austen 這些年在歐美是越來越紅, 有一本Jane Austen 讀書會的書是長期大賣, 也改編成電影了, 而JA 的 EMMA 等等也是不斷被重拍, 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Emma. 幸好張愛玲沒有JA那麼紅, 否則中國人的愛情生活可能會比較悲劇. 看見”色戒”的電影, 不知道為什麼, 令我十分十分懷念第一次看齊瓦哥醫生的那感動.

2007-11-01T01:09:00.000+08:00

永遠秋天

胡恩威

這些年香港的秋天是來得越來越遲,也是越來越短的時間,秋風淡淡的吹起來,早上和晚的那種清爽,乾乾的空氣,點點溫暖的陽光。在街上漫步散步慢慢的走著。我們都知道沒有永恆的美麗,秋天的美麗也是,香港秋天沒有太多落葉,那些溫溫的陽光照射著那些綠色的樹,特明的亮麗,看著這些綠色,心情也好像是像那些美麗的綠葉,在微風中飄著飄著。像在徵笑。

我們都想秋天長一點又或是永遠秋天會是一件美麗的事。人的心情也不會像夏天那樣,熱熱的燥, 傳說每個人和季節一樣,有春夏秋冬四種性格, 我的性格是夏天,所以特別喜歡秋天,冬天太冷了。春天有點濕濕的冷, 夏天的人會覺得一種陰寒, 香港的夏天是濕濕的,很難受,冷氣空調沒有了就像是世界沒日。所以秋天特別寶貴,秋天就是環保的日子,打開窗,通通風, 不用穿太少也不用穿太多。秋天是福氣,能夠有著永遠秋天的心情和意境。深秋的深就是秋天的完結,深秋也是一種秋天落葉的顏色,樹葉由綠轉黃再轉啡啡的。深深的啡布滿在地上,有人在掃落葉沙沙的在響亮看。這種光景在香港看不見,我們在電影裏面看見了,樹葉被風吹起,在空氣中跳舞。秋天也許也是一種浪漫。可以把時間停下來一樣,這是一種可能不是可以,像我們都想有著永遠秋天的心情。不寒不熱溫溫的, 兩個人都不會冷下來,不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而有著心情的改變。所謂愛情可能也是秋天的比較永遠。

2007-10-28T09:48:00.000+08:00

我們需要更多史泰祖

胡恩威

自從香港九一年引入直選，民主派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上一直是佔了上風，這是恐共的港人對八九六四的一種自然反應，也是中央政府統戰力量過份集中在大商家所致，親中成為了一種反民主支持拖慢全面普選, 親大企業漠視香港人利益的政治利益集團，民主派和親中派的二元對立是九七回歸前中英對立的一種狀態,民主派代表著西方的民主自由開放價值, 親中派代表著封閉不民主的六四中國。這種二元對立其實正正是香港民主不能向前走的主因。九七後董建華未能理順這種對立,雙方的鷹派均以最極端的陰謀論權術對立處理各種各樣的政策和政治爭議。二十三條成為了一次雙方鬥爭的高潮, 雙方的中間派根本沒有任何空間。當時的董建華持首一箱情願的以非政治手法處理二十三條這個政治題目, 結局是一場大悲劇。七一游行之後本來是一次大和解的機會,但董先生是錯失了,仍然是以所謂非政治手法處理葉太的去留, 令民主派中的強硬法律路線處於主導位置。七一遊行留下來的民氣被公民黨吸收了,但公民黨也走上後六四民主黨老路, 以強硬姿態處理一切與民主制度有關的政治議題。並把陳方安生女士推上香港民主運動的神檯, 以此對衡中央支持的曾陰權先生。雙方都相信公務員對公務員這場格局才可吸收民氣。這個棋局的高潮是曾陰權上任後的政改方案, 泛民派以原教民主原則把一個大大提高特首民選含金量的政改方案否定了。

令人感到不解的, 是泛民以梁家傑參與一個泛民認為是小圈子的選舉, 及後還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出現, 後果只令曾陰權先先生有著更大的合法性, 但正面一點來說,也可以說是泛民爭取香港中間派的溫和策略, 並以此向中央展視一種對一國兩制的誠意。但泛民在政改和曾陰權當選之後, 出現了議題真空的情況, 曾特首的專業政治公關手法與及系統化的執政模式, 令泛民失去了像董建華這種被公眾針對的目標。而隨看香港經濟的好轉, 中國內地經濟的急速發展, 港人的六四恐共情意結已經淡化了很多。泛民一直依靠的恐共市場是在收縮之中。在西九保育政改等議題上,泛民只能有著一種被動的位置, 政府和民間社會已進行了直接的互動, 立法會和政黨失去了領導的角色。故此泛民在立會補選才想出陳太出選的下策。美其名是普選公投,但實質是期望陳太帶動民氣, 這種下特效藥的策略反映了泛民缺乏一套長遠的策略, 陳太當選對爭取2○12進行普選是百害而無一利, 像中央看作陳太有意成為持首的動作。因為特首若以普選形式進行, 當選的陳太當然是最有機會更上一層樓。若今次葉太勝出, 2○12年進行普選反而更有一點可能。因為葉太當選向中央表示了一些中間路線的親中人物也有當選的可能, 而不會出現單對單親中對民主逢選必敗的情況。目前親中和民主派均有著後繼無人的困局。才會出現兩太對局的事實。

葉太出選令人驚奇的是史泰祖醫生公開的支持。史泰祖醫生一直被視為泛民一員,故此史醫生站出來支持葉太便被指作為一種背判民主派行為, 在巿民眼中對史醫生的這些批評是沒有太大興趣,史醫生從來都是溫和派, 史醫生支持一個前政府公務員不應大驚小怪也不需人生攻擊, 香港若果要實行民主, 必需把目前親中和民主的對立混和, 像史醫生和葉太這種組合, 正正是一種也有民主理念也能和中央構通的組合, 這是香港政治光普裏面需要的, 也是香港社會目前普遍期待的。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能夠長期隱定的民主體制, 從香港人民的長遠利益角度考慮, 一個能令兩制保持建康互信的文化才是關鍵, 九七前後形成的對立和互不信任, 正正是香港民主發展最大的困局,七一之後中央一系列的對港政策調整,已顯視了一種誠意。但政改的否決是令泛民失去了一次與中央建立良性互動的機會。現在推出陳太當選是有點大才小用。也說明陳太不太知道自己應該保持中立才能真正產生中港溝通的作用,陳太是有這樣的客觀條件,但她最後也是選擇當政治明星。而不是香港民主政治的MENTOR。

2007-10-14T21:04:00.000+08:00

香港政治很小氣

胡恩威

曾特首零七施政報告出場, 沒有什麼大突破,都是這些年已有的計劃,這次施政報告把其歸位,是正確的。大突破沒有,但有驚喜,保育一系列的計劃是小突破小驚喜。但是計劃還計劃,落實後有效果才算數。最不足是處理扶貧部份。公民黨對施政報告的批評是說施政報告抄他們公民黨的橋。好心啦公民黨,政府不接納公民黨的意見公民黨便說政府不聽取民意。現在施政報告吸納公民黨的提意,公民黨又會說政府抄橋。“公民黨講曬!“公民黨那些大狀就是喜歡“講得出就講“, 習慣了律師那種角色扮演, 沒有什麼對與錯只有勝和敗,公民黨這種失言是有點小家子氣, 有風度的便應該說政府接納公民黨的意見但擔心政府沒有能力執行。

公民黨那種小氣不是公民黨獨家的,自由黨也是有富貴大少那種小氣,田北俊大少不滿地鐵周忪罔先生提名陳淑莊參選,與自由黨林文傑打對台,田少提醒周忪罔過去自由黨如何如何支持地鐵云云, 地鐵是公營機構,立法會應以公眾利益角度考評估對地鐵的支持。自由田的說法說明了自由黨又是那種“你同鼓油黨我吾FRlEND米駛止意鼓油黨撐你地鐵周“ 。堂堂一個大黨何頭,說話活像社團大哥的口氣,弄到我這些小市民都有些驚驚地, 住在山頂的各大企業朋友小心,吾投票支持自由田, 自由可能吾會支持地鐵興建山頂支線。

香港這些小氣政治,作為觀眾是一種福氣,天天有笑話看。但苦了的是人民,議員不用精力去做些實事,只在計算一些政治“婆那數”。

le corbusier-kahn

2007-10-05T18:30:00.001+08:00

Doug Aitken: sleepwalkers, Documentation of the exhibition

2007-10-05T18:29:00.001+08:00

2007-10-05T17:39:00.000+08:00

未學行先學走的港式創意

胡恩威

香港式的創意, 這十多年有著很大的變化. 也是政府重量不重質的後果.

傳統的師父徒弟模式, 已經差不多消失. 被一種官僚控制的教育模式取代. 著重的是所謂程序和分數和數目字, 但實質所學的是否配合學生的條件完全沒有考慮. 我在一些大專院校的教學經驗, 常常面對作一個現像, 學生只關心分數的高低, 而不關心和理解自己應該學些什麼, 學習過程最重耍有娛樂性, 不想付出大多時間, 也不會集中精神去專注學習一件事, 很容易便覺得悶, 以前的學徒制, 著重的是基本功, 基本功除了技巧以外還包括態度. 尊重老師的態度, 對自己有要求的態度, 對自己所學的有著理想的追求.

香港現在的創意, 著重的只是速度上的效率, 所以香港建築物的創意, 不是在空間美感和建築上的技巧, 而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與建最大的面積. 師父徒弟那種對質的追求, 在香港是沒有太多市場. 因為取決創意的價值系統本身是不重視創意的. 所以在香港學平面設計的學生, 排字的版面功夫都不好, 因為字体設計是一種沉悶的學習過程, 字體設計未學好便耍設計海報, 雜誌……..字体正正是中國平面設計文化的基本功, 字體本身已經是一種平面設計, 所以中國人以前必需學習書法, 日本平面設計的功力, 就是吸收了中國書法的功力, 再加上對字体設計的研究而成的.

香港現在這種以量為本的教育, 形成了一種末學行先學走的風氣, 平面設計如是, 建築設計電影戲劇奕如是.

2007-10-04T09:34:00.000+08:00

母語教育害死香港

胡恩威

香港政府推行母語教育，害死香港，害死香港下一代。這種用中文白話課本、用廣東話教學的做法，根本不是真正的母語教育，而是怪物，是一些教育官僚和政客的所謂政治正確的害人政策。

英文是香港的優勢，是香港的本，回歸十年推行母語教育，也間接令香港民智大倒退，因為我們的下一代天天只在讀港式八卦報紙雜誌、聽港式流行音樂。所以家長用腳投票，送孩子到國際學校或者英文學校。

大家都知道英文重要，找工作好、留學也好，英文一定要好。當全中國都在努力去學英文，香港卻在選擇母語教育這條死路﹗我就是不明白，八十年代我們唸中學，也是英文課本廣東話授課，已經是一種母語教學。唸理科如數理化，那些英文名詞譯成中文，不倫不類。

母語教育導致香港下一代，尤其是中下層的年輕人怕英文，此外只會講港式廣東話。香港的中英雙語優勢慢慢褪色，而精英階層的子女則從小進國際學校，所以只會英文不會中文。

香港的教育政策真的是害人不淺，母語教育把香港的雙語優勢去掉，英文不精，中文也不好，會的只是一種香港人才明白的香港話﹗

語言背後是文化，母語不是一種工具，真正的母語教育是一種文化教育。中國文化教育才是最需要的。學書法、唸四書五經，才是真正的教學重點，才是真正讓中國文化活下去的國民人文教育。但香港那些教育決策者根本不關心，因為他們的子女大都是接受英文教育。

2007-10-03T13:26:00.000+08:00

乘火車到北京

胡恩威

八十年代初的絲路熱潮，博益出版的《神州行》大熱賣。到中國旅行，揹著背包行絲路成為那個時候年青人的熱門活動。我對中國的認識也是從那幾次旅程開始，不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親身的體驗。在北京廣州的火車站，在敦煌的大漠，在上海的延安路上，在長城的城樓上，在蘇州的園林裡面，在四川成都的茶館裡面，在香港的銅鑼灣，在深圳的書城裡面……。

中國的現代化進行了百多年，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五四的科學民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八九年的民主自由到最近的講政治講正氣，國企改革，精力都只集中學習西方的形式與內容身上。近代中國人都認為工科比文科重要，香港的教育以考試成績較學習方法重要。現在大部分的中國「現代化城市」，只會興建西方的高樓大廈，而不理解西方的城市規劃概念，不明西方的規劃的方法及所代表的態度。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做正確的事比用正確的方法做事更重要，都不太重視方法與態度。

所以我們要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歷史，認識中國文化，最不應該的是盲目地去認識，回歸有人天天叫著愛國愛港, 但所作的都是一些門面的表態, 這些方法不能達致愛國的效果, 所以我們是先了解認識的不同方法，不同方法反映的不同態度和效果．正如我們參加豪華北京七天遊與揹著背包，乘火車到北京的三十天會得出不一樣的經驗，看到不一樣的中國。

2007-09-28T11:44:00.000+08:00

小販管理隊

胡恩威

香港的小販政策對香港的民間生活文化破壞得很利害. 單就是吃, 香港政府的消滅小販政策, 完全破壞了香港豐富多元的飲食文化傳統. 尤其是低下階層的街頭小吃, 大排檔, 街市市集. 炒粟子, 鮮詐椰油, 炸大腸, 白粥腸粉等等各式各類的民間小吃, 被政府小販管理隊在過去十年一手消滅, 這是十分不文明的. 這些小吃都是香港人的文化遺產, 有著長久的曆史, 我總不明白政府就是只會以這種不文明的手段, 消滅香港人的生活文化. 反觀星加坡的小販政策, 比香港文明得多, 星以規劃模式, 系統地把小販溶入城市規劃之內, 像在唐人街區設立一個小吃小販專區, 讓一些特色小吃繼續經營. 而其設計的大排擋區, 會考慮人流和空氣流通的因素. 這都是香港政府沒有考慮的.

香港納稅人每年花五億港元在小販管理隊身上, 做的不是小販管理, 而是消滅小販. 我們常常在香港街頭看見一些身材有點肥胖, 身穿著不太稱身制服的小販管理隊隊員, 追著弱少老人小販, 實在有失香港自稱國際都會的身份. 近十年已經發生了多次年老小販死亡事件, 明顯是小販管理隊出了一些問題. 問題核心在於小販管理隊雖然身穿制服, 但不受紀律部隊摸式的訓練和規管. 嚴重缺乏訓練和操行上的監督. 我曾多次在街頭目賭小販管理隊以一種接近社團的粗言對待老弱小販.

立法會議員也沒有正視小販管理隊的惡行, 政府也沒有好好檢討, 容許一個一個像天水圍老小販死亡事件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2007-09-12T14:33:00.000+08:00

誰是演藝學院院長 ?

胡恩威

演藝學院是香港唯一以藝術為主体的大專院校, 每年預算約一點六億港元, 是香港投入最多納稅人金錢的公營藝術機構, 而院長的角色十分重要, 演藝學院院長理應是推動香港整體表演藝術發展的掌舵人, 因為演藝學院的強大資源是有能力和有責任帶動香港表演藝術的發展, 前任院長盧景文, 是香港資深的歌劇導演也曾任市政局議員, 對香港文藝界和政府運作的情況是理解的, 盧院長任內也設立了粵劇課程等等措拖.現任院長是來自英國的湯柏燊教授 (Professor Kevin Thompson), 對香港情況完全不理解也沒有興趣了解, 上任以來也從來沒有與香港文藝界交流, 更沒有四出去看去了解香港表演藝術發展的狀況. 業餘也好專業也好, 湯院長根本沒有興趣去認識. 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演藝學院不是私人机構, 演藝學院是有責任積極推動香港演藝發展. 但湯院長上任可以說是一事無成. 但聽說演藝學院的董事局是計劃與湯院長續約的, 這種不透明的決定是錯誤的, 若果演藝學院真的是閉門造車的方法與湯院長續約, 對香港的表演藝術發展是不建康的.

正確的造法是設立一個公開和專業參與的程序, 評估湯院長的表現, 討論院長末來的角色和所需具備的條件. 再決定湯院長應否續約. 假若西九龍真的上馬, 演藝學院在培養人才的角色十分重要, 故此我湯院長的續任是十分保留的. 香港演藝學院是英超班費, 沒有理由找一個即像退体的丙組教練來當院長 !

2007-09-10T10:08:00.001+08:00

港大中大建築系

胡恩威

香港一共有兩所培養建築師的大專院校, 一所在中大一所在港大。港大建築系的歷史三十多年，培養了不少建築專業，現在香港的建築師業都是港大人主導的，中大建築系歷史比較短只有十多年，所以沒有港大那種老大哥心態。總的來說中大港大都是着重一種職業培訓，而不是學術研究和創新能力的培育，港大尤其明顯，大部份港大畢業生的強項在於管理而不是設計的創新，而香港的官僚建築和地產建築也是只需要大量的工程管理型建築師，而不是以設計為強項的創新型建築師。也不是具備某項專門項目的研究型建築師像古物的保育；需要的是對建築歷史和美學的認識，也需要知道各類古建築的興建手法。

環保建築也是需要大量的研究，建築興建的方法，材料的運用，窗戶的設計都是需要結合工程和建築學的設計，目前香港以石屎作為主要物料的興建方法，十分不環保。

可惜的是香港的大學研究政策，只偏重支持醫學的研究，其他科目也是一種以紙上談兵的論文式短期研究，港大中大的建築系沒有可能培養研究建築學和建築科技的人才；香港的大學体制十分不正常，像港大每年差不多有一半的預算都是給了醫科和牙醫。建築學根本是未受到正式的合理的支持。

沒有研究不能成為一所好的建築學校；港大中大的建築學系需要加強研究生的培養和長期研究項目的開發。像保育方面研究, 香港城市和建築歷史, 舊建築保育的模式和策略, 都是需要進行長期研究的, 這是活的研究.

Richard Serra at MoMA - Torqued Ellipse IV (1998)

2007-09-05T23:55:00.001+08:00

Richard Serra 在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個展

Installation of Richard Serra's sculptures at MoMA

2007-09-05T23:50:00.001+08:00

2007-09-02T09:06:00.000+08:00

香港需要單車

胡恩威

香港政府的城市規劃和交通政策從來都沒有把單車看成一種重要的交通工具，雖然有部分香港的新市鎮，例如沙田/將運澳也引入了單車徑的概念，但這些單車徑規劃久缺週全, 而目前的大型樓盤城堡式設計更不考慮單車的安排, 政府只是把單車看成一種文娛的工具和輔助的交通工具。

在香港的舊城區，單車就愈來愈少，汽車愈來愈多，巴士愈來愈多，所以空氣愈來愈差也是很自然的事。
特首施政報告要改變空氣素質，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勵香港人多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在香港的舊城區，九龍半島，旺角、尖沙咀；香港的中環、灣仔、銅鑼灣，開設單車專用線，新市鎮的設計，更應全面引入單車代步的設計概念。試想若在東區走廊下面興建一條單重徑/ 海濱公園, 由北角透著東區走廊踏單車至中環, 風景美麗. 比在地下鐵迫在小鐵箱裹, 舒服得多.

可能有人會以為香港生活節奏急速，單車不符合香港的生活節奏，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好像很有道理，若果我們看看其他大城市的經驗，例如紐約，有時候在交通擠塞的時候，單車便成為一種更有「效」的交通工具。單車也可以成為學生和家庭主婦的代步工具，騎單車上學比乘搭地鐵可能更有情趣。騎單車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四處走，看看這個城市的風景，了解體驗城市的不同風情。

我們常常談生活素質，地產商的廣告告訴我們要提高生活素質。政府也在說要提高香港的生活素質，但生活素質是甚麼？能夠騎單上學上班就不是有好的生活素質？住在有一個中央冷氣系統，有幾萬方呎的會所就是有生活素質？當然生活素質是一種選擇，但在香港，我們的選擇真的很少。

2007-08-31T12:41:00.000+08:00

杜琪峰的黑道電影美學與哲學

胡恩威

杜琪峰十分多產, 作品的品種也十多元. 喜劇愛情黑道警察鬼片的各種港產片典型都有, 每個時期都有其代表作.

天若有情的港式草根感情美學, 東方三俠的港曰漫畫動作悲情大結合, 與周星馳合作的誇張神怪喜劇, 韋家輝劉德華鄭秀文聯合的大眾愛情電影男女系列, 警察與黑道的槍火美學, 暗戰暗花的黑色男性美學. 杜琪峰是少數在商業上和創作上都能找到觀眾和風格的電影導演. 杜琪峰沒有王晶那種玩世不恭那種以搵食為榮 , 杜琪峰是一個認真的導演. 在眾多八九十年代的男大導之中, 杜琪峰仍然有著一份對電影言志的熱情, 在創作上也在努力推陳出新, 尋找一種港產片的大男人美學.

香港的男性導演都流著一種大男人美學和價值的血, 杜琪峰更是一種典型. 和韋家輝合作的時期, 大男人好像被韋家輝柔化了, 劇本的語境比較文藝, 劇情也少是以前的單刀直入, 多了在人物和情節的復雜情. 但主調都是一種男性的暴力美學與及對正義的一些堅持. "真心英雄"是一種極致, 劉青雲和黎明在那一連串的暴力設計, 那種比埕倫天奴的暴力美學還暴力的設計, 帶出了一個比童話更童話的男性暴力童話, 片沒那一種夜總會大血戰, 黎明的冷面與青雲的冷靜, 是港產片極少出現的一種類型片示範表演, 也可以說的社韋組合作品當中最完滿的一次合作.

杜琪峰的局限也是港產片的局限, 港產片的那種缺乏自我反思的動物主義, 成為了一種不段被復製的方程式, 杜韋的合作比較有意思就是帶有多點反省, 但那都不是自覺的, 大隻佬和尚是有著一種突破, 以佛法的觀念說明暴力的本質, 但後半部好像太過要把佛理說明, 而失去了讓觀眾體會的可能. 最大的原因也是港產片那產畫公仔晝出腸的作謂要觀眾明白的本質, 沒有留下什麼可以思孝的空間, 逃不掉港式娛樂片的格局.

槍火是小品, 是一槍風格化的表演, 簡約的對白, 簡單的劇情, 鮮明的人物設計, 有著一點點黑澤明七俠四義的影子, 在娛樂與風格之間找到了一種模式, 像現代舞一樣的動作設計, 帶來一種不是暴力的暴力美感. 也是一種曰式動作漫畫的質感. 後來的放逐失去了槍火的神采, 人物多了, 故事復雜了, 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是太多的設計, 槍火的動作沒有一種生命力, 結局的大槍戰好像是有點失控. 加入的女性角色沒有什麼明確的心理論述, 像陳雅倫的妓女角色只淪為一種情節的藉口, 何超儀的妻子角色的簡單也是難以致信.

韋社各自創作之後, 杜琪峰進一步開展其黑色電影美學, PTU 也是以"槍火"的影像主導作為敘事主體, 以小人物的角度帶出一種黑色黑道的道德觀與及事件發生的不可預知性. 林雪的小人物與任達華的為了原則的一錯再錯, 與結局的各種不預知的事件也是非常特然的一種設計, 大團圓式的結局只可以說是林雪小人物的傻人有傻福的結果, 也是一種觀眾期望看見的結局類型. 也是社琪峰影片結局的一種典型.

小津安二郎一輩子也在以家庭作為其電影的不變主題. 父與女, 母與女, 姐與妹的各種不同組合, 小津找到了一種視覺的美學與及劇本的語境. 凝結成一種獨有的風格. 杜琪峰有這種創作上的尋找, 杜的指標人物不是小津是黑澤明, 黑澤明和小津的不一樣, 在於黑澤題才上的多元, 與及形式的不段求變, 但黑澤明是形式和敘事的高手, 每部電影都在尋找一種形式來表達其劇情, 這是社琪峰期望達到的境界, 也是眾多華人導演常常視黑澤明為榜樣的理由. 但華人導演總是犯了一個只看見黑澤明的形式, 而忽視了黑澤明的人本追求, 對人性善與惡的分析, 對人生的看法. 黑澤明都是沒有放棄過的, 形式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

華人男性導演常常都有認命情意結, 尤其期望名利雙收的大導, 看透華人電影業那種冷漠與反人本, 在其作品都在表露對人性失落的潛意識, 張藝謀也好, 王家衛也好, 都有著這種態度. 杜琪峰有點不一樣, 但總是逃不過這種悲觀的潛意識. 黑社會系列電影正正是社琪峰對香港政冶的一次悲嗚, 但也反映了社對中港政冶的簡單權力主客定位. 其風格化的場面設計, 只是把一些典型港式恐共情意結重演一次, 對民主失落的反射.最可惜的是沒有反思中港權力互動之下, 香港應負上什麼責任和可以辦演的角色, 古天樂的角色是在無可選擇下的被迫上大佬之位, 但這種被迫只是一種假象, 黑道的遊戲也和政治一樣是一種權力的爭鬥, 不可能置身事外, 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 從來都帶有黑道式民主的味道, 黑道中的義只是一種權力手段, 而不是理想.而中國式民主重視的是個人絕對利益, 而不是人本的正義. 港人在爭取民主的歷史也只著垂一種一人一票的形式主義民主, 而不是人本價值觀的建立.

黑社會電影系列只是把不能實行民主的責任, 推在一個所謂”中國”的身上. 並沒有反省”中國”的行為也是香港人行為的反射. 六四後的港式投機文化獨大完全是一種港人自我放棄自甘隋落認命的表現.

2007-08-29T08:03:00.000+08:00

平庸教育

胡恩威

九岁入读大学成为传媒大新闻，什么天才教育云云，好像天才是今天才在香港出现，事实是香港教育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平庸教育，教育的方法和考试评估的方法，都是为中间智商的标准而设的，而不是以开发智能和创新而设。香港教育是一种快餐店式教育，一间只容许一种教育标准的教学，标准化的答案与教育标准，目的是培养一种香港人。

浸大高调公布九岁神童入学是不智的，这是一种少见多怪的
小报造法，大学不是娱乐公司，不应用这种方法造势，大学若果真的是对香港有承担，便应对目前完全由官僚控制的平庸单一教育模式作出分析，香港教育的不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力，好奇心，批评能力，纪律和创意。现在成行成市的
补习天后天王，正好反映了香港这种快餐教育的成功。这是可笑和可悲，香港人没有好好利用香港的自由来做学问，来创造更人文多元的教育。看着那个九岁小孩卵的记者会，问题和答案都是一些八卦问题，浸会大学收这个九岁生是为了宣传？我不反对宣传，但有需要吗？剑桥和哈佛一定不会吧？看着九岁小孙在把玩着手上的咪，看着他爸爸在说话。我在想这个小孩二十年後会是怎样的光景？他会成为另一个杨振宁李远哲吗？

香港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些天才一些神童一些会考状元，他们长大以後在做什么呢？有多少人找到他们理想？他们生活快乐吗？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

2007-08-26T09:51:00.000+08:00

關於保育與城市規劃的幾點意見

胡恩威

特區政府目前規劃和土地政策完全不重視保育,
缺乏具備保育知識和經驗的人才庫.
法例不完善

參考國際城市的舊區重建體制和模式.
重視設計重視研究
發展不同模式的重建方案
引入非牟利民間團體參與重建項目

應加強的城規會研究支援
加強區議會對重建政策的認識
推動以知識為本的公眾討論
主辨與規劃和保育有關的展覽,工作坊和國際研討會.

全面檢討法例, 參考其他國際城市的政策和法例
引進具備保育知識的人才, 規劃人才, 維修人才, 研究人才

市建局目前的單一全拆重建高樓模式,
是商業利益掛師的地產發展不是舊區重建
市建局的收購方法引起對立,
製造不和諧社會
改革市建局目前缺乏重建專業知識的高層, 是首要任務
並應引進更具保育效益的重建模式.
與民休息.
減低對立.

2007-08-23T17:45:00.000+08:00

香港戲劇的困局與出路

胡恩威

回歸十年, 香港戲劇突破了香港藝術沒有市場的宿命. 前途好像一片光明.

西九也令香港大眾和傳媒好像多關心文化藝術. 但這些好像是真的是一種好像. 或者是一種假像.
事實是感想式的劇評越來越多越來越短, 喜歡表態多於分析. 研究香港戲劇的空間越來越少, 演藝學院沒有任向長期的戲劇研究, 中大的戲劇工程資源不足, 研究人才流失.香港觀眾喜歡看的都只來來去去的兩三個類型的劇種和表演模式. 觀眾看戲大都是尋找情感的投射和解壓多於理性上的知性探求. 香港觀眾的弱文學背景局限了他們觀賞的深度和主動性, 喜劇和愛情劇的主流性也是這種現像的反映. 創作的人好像是多了, 但創作的層次和深度並沒有增加, 演員的技術和語境仍然逃不掉鐘景輝先生的模式. 香港戲劇的”興盛”只是一現像, 定期看戲和會看戲的戲眾沒有太大的增長.

戲劇是一種團隊創作, 有好的導演沒有好的演員,編劇,後臺,舞臺設計,燈光,音響,監制. 戲不可能會好. 香港戲劇近年的好, 都是個人主義的好, 背後的團隊不太重視. 香港這種明星主義也是造成港產電影創作力衰弱的最大理由, 因為不同綱位人才不能在合理的情況下特續發展. 戲劇近年也走上同樣的路, 鐘景輝之後只有鐘景輝, 杜國威之後也只有社國威, 黃秋生就只有黃秋生, 詹瑞文也只可以有詹瑞文, 這種現像來自香港戲劇權力架構的封閉, 來自政府文化藝術政策的單元, 政府資源只投在活動而沒有支持教育(基礎藝術及人文教育/戲劇專業)和研究 , 來自香港傳媒娛樂圈的反智和對戲劇的過份單薄的理解.

詹瑞文的好已經是天天見報, 不需我來金上貼金. 詹瑞文現像和周星馳現像的相似, 是兩者都是在一種貧困的人文客觀環境下, 成為了一種藝術的icon, 詹下的二十年苦功和對戲劇的堅持是絕對需要尊重, 但詹瑞文現像所引出的種種效果是需要我們的清醒關注. 詹sir 和 king sir 的大師現像並沒有帶動香港人文精神的提昇, 香港人心目中的好戲仍然是那種誇的語境和扮演.

這種現像完全是香港戲劇專業教育和專業劇團封閉的體制有關. 演藝學院多年在鐘景輝先生主導之下, 形成了一種單調的戲劇表演教育模式, 生源的單一性（香港式中學教育大都視戲劇為成積不好的出路）文學根基弱, 話言能力的局限, 外在的外表內在聲調和思考的條件都是十分局限, king sir 式的話劇著重的是外在的表情和聲調, 缺乏內在的情緒探求與及對不同表演和表達方法的理解. 是在扮而不是演.

蔣維國先生擔任演藝學院戲劇系以後也沒有進行根本的改革. 而香港話劇團多年在官僚體制下也形成了一種”封閉”的”翻譯劇”美學模式, 長年在楊世彭博士的領導之下, 香港話劇團和香港社會和民間戲劇團體出現脫節, 毛俊輝先生上任港話藝術總監以來也在努力在進行年青化和多元化, 但話劇團多年積集的官僚習氣和封閉戲劇模式仍然存在. 而由話劇團＂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演變出來的春天劇場系列更對話劇團的票房造成了一種壓力, 春天其實是Ａ貨話劇團, 而香港普遍觀眾的低質素大都不會分別Ａ貨和真貨的分別. 春天用了ハ十年代港產片的將價就貨式的小聰明方法套在戲劇身上. 炒作一下是可以, 但長期也是和港產片一樣的命運.

目前多用途的表演場地政策, 一時可作土地拍買一時可作畢業典禮, 是一種不合平國際戲劇運作的做法, 提昇專業團的水平, 必需以駐場形在劇院排練, 像壁球員需要在壁球場練習, 劇團需要劇場排戲一樣, 現在專業劇團四處跑的模式, 形成了創作上的局限與及培養長期觀眾的困難.

香港戲劇未來十年若不在權力架構上改革, 由目前的單一集中改變為多元多模式. 由目前的政府主導改為專業主導. 香港戲劇不可進一步提昇其創作力與及建立更多元的觀眾群. 在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的體制重建若不成功, 戲劇市場只會更差戲劇人才只會更少.

2007-08-18T16:06:00.000+08:00

香港書展是香港小姐

胡恩威

香港書展和香港小姐的本質沒有太大的分別, 書展的重点是推动買書不是推动讀書, 香港小姐重視的是美貌身材而不是智慧, 掛羊頭賣狗肉, 指鹿為馬也可以是一種書展和香港小姐對号入座的評語. 香港書展其實應正名香港為書市, 是hong kong book market 而不是hong kong book fair, 貿發局TDC 辨書展是一種以通俗讀物墟市的模式, 而不是像法蘭克福以出版產業和閱讀文化為主題的書展. 香港小姐選舉其實更應正名為香港美女或者是香港靚女選舉, 英文hong kong beauty 比 ms hong kong 更配合, 全世界的選美都是XX小姐yy小姐, 但大家都明白選美就是選美, 選美不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正統主流活動, 只有香港這個精神空虛智慧短缺的城市, 才会把一個低俗的書展和選美看成每年城中大事.

書展最人山人海的地方都是通俗書區, 明星扮演是作家, 作家要扮演明星, 讀者只是消費者, 書展的主題不是書不是閱讀, 是絕對的低俗慾望與消費.傳媒最關心的不是作家而是有沒有色情物品人數多不多等等八卦新聞. 香港小姐最令人関心的是參賽者的身才, 泳裝胸前的V夠不夠DEEP, 每條美腿的長度夠不夠長, 參賽美女有沒有勾心鬥角等等百年如一日的八卦新聞.

TDC和TVB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十分接近, 以低俗為本, 以人數多為榮, 沒有太大的前進思想, 沒有帶動社会進步的社会責任, 普通小商人是可以有定種心熊, 但作為—個公營机構, 作為一個利用大氣电波的电子傳媒, 我們對他們的要求應骸是更高的.

2007-08-18T16:04:00.000+08:00

影視處是文化機構

胡恩威

每年書展的例牌新聞，總是和色情物品有關，影視處也在扮演著審查角色，年年都鬧了一些笑話。現在香港投訴主導的影視印刷品監管制度，成為香港性道德禁欲主義者用的工具。負責把關的影視處往往兩面不是人，一方面被一些極端禁欲主意人士的投訴，另一方也被傳媒的雙重標準（今天指責影視處審查內容影響言論自由，明天又指責影視處監管不力，毒害青少年）導致無所適從，而香港的自由主義和文化工作者對影視處的色情通過敏症和對文化藝術無知的評價，更令缺乏文藝知識的，公務員主導下的影視處難以招架。

影視處是一個文化機構，內容的審查本身就是文化問題，由沒有具備充足文化知識的公務員負責影視處的工作，必定會重複過去的笑話，對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形像造成不良的影響，對香港政府的威信帶來不必要的打挈，並引起香港社會帶來不必要的爭議。

改革影視處是必需的，引進具備文化藝術知識的全職人員是長遠的目標，定位上更應加強影視處對各種影視印刷品的深入認識。加強影視處公務培訓是對的方向，但培訓的內容和方法才是重點，文化藝術的歷史和知識，道德和美學的關係，最根本的是要檢討目前被亂用的投訴機制。加強影視處的研究能力，才能以理性和韋業的方法處理投訴，而不是被投訴拉著走。

2007-08-15T19:28:00.000+08:00

發展 ? 發達至真 !

胡恩威

政府在皇后碼頭的司法覆核勝訴, 不是代表保育人仕輸了, 也不代表政府可以胡亂規劃. 這次判決說明了古物諮詢會是無牙小貓, 實權是在政府官僚系統手上, 政府有多少保育專家, 大家心知肚明. 政府對保育根本不重視也不理解. 所以古物條例要重新檢討, 古物諮詢委會的功能和角色要重新介定, 古諮會的成員組成方法與及決策架構也應更公開更透明. 零三年民政局檢討以後不了了之, 施到去年天星事件才再次再檢討, 只有檢討沒有實質工作時間表, 是解決不了目前的對抗. 目前天星皇后的抗爭是不可避免, 目前的規劃和保育體制不能協調保育與地產發展. 城規會, 古諮會不能發揮”協調”的功能, 負責秘書處工作的規劃署和康文署和兩個相關決策局的局長才有實權, 主導著會議的進程. 現在天星的抗爭是政府非理性的政策的一種理性策略, 但第一階段的目的已達到, 政府巳在態度上軟化, 也那出了誠意. 但官和民仍未建立互信, 目前整個公務員体制, 由上至下, 都是親大財團的, 所以香港的城市規劃才會不重視小街小卷, 什麼都是大mall大型高樓, 古蹟都要拆.

下一階段是更復雜的體制改革互動. 互動的過程需要的是知識和知慧. 改革由價值重組開始. 政府口中的發展是指什麼？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怎樣評估 ? 長遠的經濟效益與土地收入麼怎樣界定 ? 保育包括什麼？嘉咸街的百年街市應否保留 ? 保育是硬體也是軟体, 保育是一種身位identity的發展, 不是金錢的發展, 那是發達不是發展.

2007-08-11T19:09:00.000+08:00

後皇后時期的香港政治與管冶

胡恩威

天星皇后引起的保育議題反映了曾班子面對的困局, 這個困局不是走入群眾便可以解決, 不是依靠政治公關便可以消失. 這個困局來自目前落後的公務員體制, 上至政務官下至署級的專業職級公務員體制, 在九七前後均沒有進行體制更新, 情況好像一部多年沒有upgrade的電腦, 伺服器速度仍然是386的水平, 硬盤記億體不足, 作業系統仍然是視窗98, 這種格式根本不能應付九七後港人治港的需要, 董先生的種種施政失誤, 正正由於董特首並沒有先處理好公務員系統的素質問題, 強行要求公務員體制執行一些需要高度知識密集的工作, 如一系列的xx港yy港, 公務員在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政策研究支援和決策體制配合下, 擋機的情況必然出現.

保育本身是高度知識密集的工作, 需要具備歷史, 建築設計, 城市規劃與及社會人文科學的知識. 保育本身不是非黑即白的香港式地產發展, 不是單純運輸功能道路規劃. 而是需要結合不同元素和條件決定的. 目前香港政府過份重視運輸效率和地積比率的數目字設計哲學, 是在殖民地時期巳經建立, 早在七十年代的殖民政府, 己經大規模地進行填海與及任由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以地產發展為被清拆, 英國人沒有把其優良的古物保育政策, 傳受給香港政府的公務員系統. 由尖沙咀火車站開始, 一系列具保留價值的古建築和舊社區在香港慢慢消失, 中環的香港會, 郵政總局, 銅羅灣的利舞臺, 九龍的九龍城騫…… 與及一系列的老電影院都是在殖民地時期被清拆的. 清拆天星皇后和大量填海的決定早在九七前已有定案. 當時的中英政治角力與及親中派民主派的空洞政治爭議, 港人在九七前對九七後幻得幻失的社會狀態, 地產泡沬的短視心態. 規劃和古物保育都沒有太多人關心.

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為何回歸十年以後才出現種保育和規劃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正好說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意識開始抬頭, 香港人開始對一些超越短期經濟效益的政策有更大的要求. 過去過份重視地產發展的偏激規劃模式, 大量填海大量引起空氣不流通的屏風樓出, 老社區的消失, 己經引起不同階層的關注和不滿. 對於習慣了單一效率規劃的特區政府, 面對這種多元價值的社會要求, 是有點不知所措. 目前政府的公務員團隊（規劃署運輸署）與及公營機構（如市區重建局）根本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處理未來一系列的大型舊區重建（觀塘旺角）和大型發展（舊機場西九龍）. 反觀星加坡的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育體制, 早在八十年代巳經進行革新, 古物保育方面停止了舊區與古蹟清拆, 引進了倫敦式的保育政策和體制, 並有系統地培育古物保育的規劃設計和維修人材. 在城市規劃方面更以綠化城市為主導思想, 今天的星加坡城市規劃正正是以人為本的人文規劃模式, 新舊並存, 高低有序, 這些成果獲得了星加坡社會和國際的認同. 近年多次被國際傳媒選定為全球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優質城市之一.星加坡的規劃改革經驗和成就, 正正是香港需要借鏡和參考的.

星加坡和香港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並不相同, 盲目跟隨星加坡的造法是不太可能. 但星加坡重視規劃和保育人才的培育, 重視各類與規劃保育有關的研究, 是香港需要學習的. 這正正是香港政府目前最弱的一環, 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走進群眾的姿勢容易, 但沒有說服群眾的實際知識, 只會激發一些情緒化的反應. 這正正是目前曾特首需要反思的, 政治公關是重要, 但沒有實質改善施政素質的具體措施, 更多的政治公關只會帶更大的反彈. 星加坡的政治隱定和社會和諧, 不是單靠強權政治, 不是單靠李光耀一人的長官意志, 而是透過對具備專業知識和現代管理的公務員團隊建立的.

香港在九七前後, 政界只重視一些政治道德的議題, 商界只重視一些短期的經濟利益, 民間缺乏實際的執政經驗, 導致公務員系統缺乏改革的動力, 公務員自身也缺乏自我完善的意識和動力, 造成目前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落後的公務員體制, 香港公務員的優越性其實巳經不存在, 香港人必需面對這個現實, 並應正面處理這個困局. 香港的規劃和保育正好提供了一個改革的機會和試點.

保育與政改好像是兩碼子的事, 但細心分析之後我們會發現, 政改要處理的不單止是普選時間表的問題, 而是怎樣的政治制度才能提昇目前香港的落伍的執政體制. 而目前的政改討論, 泛民的見步行步普選觀以為普選可以解決目前的施政困局, 這是不負責任的策略, 民間的冷漠反應也說明泛民的困局. 而一直被認為是沒有選票的保育議題所帶來關注, 正好說明香港的政治巳經由政治道德主導走向為具體的施政素質議題. 這也是港人治港的一次意識提昇. 未來的香港選舉文化, 是具體的政策之爭, 而不是以前的政治道德口水戰.

2007-08-06T14:42:00.000+08:00

創意教育

胡恩威

正常的教育体制, 必然會把創意納入在教育裏面. 香港教育最大的缺點就是把創意排拒在其正統教育系統之外. 所以香港的教育沒有把美學有關的學科納入為必修科, 音樂美術表演藝術都成為閒科, 故此大部份香港年青人嚴重缺乏基本的藝術知識和藝術經驗, 對藝術的無知引致了對藝術的誤解, 認為藝術是隨意的, 完全主觀的. 這種誤解也引申到”創意”之上, 香港人常常喜歡用”天馬行空”來形容創意, 而不知道在”天馬行空”之前是需要有基礎的, 創意是透過練習學習和思考培養的.

藝術正正是培養創意的土壤, 藝術本身是一種既抽像但又十分具体的過程, 有技術和技巧, 有思想和分析, 技巧是具体的, 思考是抽像的, 畫一幅畫需要技巧, 但技巧所產生的視覺效果, 包含著抽像的主觀價值. 創意的創和意, 創就是一種具體的行動, 意就是和腦部思想有關. 文字和語言是思想的一種材料, 香港的語文教育只著重所謂的應用的文法教育會話教育而忽視文學教育, 文學本身的不同文体, 如詩歌, 劇本, 散文, 小說, 都是由人以不同的文字技巧結合思考的意念創造出來的, 像唐詩宋詞也是一種中國文化的獨有文字創意, 讀唐詩宋詞不只是學”文法”, 也是在理解文字所產生的情感作用, 像“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是有圖畫的境, 也有著一種緣分難得的意.

香港教育的考試只著重Model Answer的死記而不是思考和研究能力的訓練. 思考和研究正正是培養創意的基本功.

Billie Holiday 1958-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2007-08-04T12:44:00.001+08:00

小小的月光可以做什麼 ?

Billie Holiday - Strange Fruit

2007-08-04T12:41:00.001+08:00

Sinead, Natalie Imbruglia, Kylie Minogue - Sweet Dreams

2007-08-04T12:39:00.001+08:00

2007-08-01T15:23:00.000+08:00

向星加坡規劃學習

胡恩威

星加坡的城市規劃和公共建築的成功, 來自星加坡領導人, 沒有單一的偏向大地產經濟式的短視城市規劃, 和偏重於保護大業主/地產業利益土地政策, 而是全面配合和協調城市發展與文化歷史社會經濟各種發展的需要. 所以星加坡的文化文物舊區保育政策比香港好, 星加坡的公共房屋設計比香港更人道更環保, 星加坡的城市規劃不是單一的大型樓盤發展, 而是多元化的不同模式的結合, 星加坡的市區緣化和植樹比香港具体和成功.

星加坡早在李光耀時期已經有著一種”人文規劃”的視野, 政治上星加坡沒有香港那樣的民主, 星加坡的民間社會也沒有香港那種批評政府的自由. 但星加坡是一種重高質的知識專政, 所以負責星加坡規劃的官員均是具備國際一流大學的學術背景, 非常重視各種各樣的研究和調查, 並以國際先進都市的規劃為其標準.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 星加坡巳經走上了優質生活城市之路, 近年多次被國際傳媒評為全球優質城市之一, 包括由Wallpaper雜誌創辦人主編的Monocle (http://www.monoclemagazine.com/), 也評定星加坡為全球二十個優質生活城市之一.

香港過去十年政治上是低能民主, 政府是弱智執政, 經濟是下流市場經濟, 文化是低俗極權. 所以香港這個城市才會有著這種劣質城市規劃, 政府官員地產商不負責任地在破壞這個美麗的香港. 星加坡的規劃, 說明了星加坡的執政者是真的愛星加坡, 珍借星加坡, 而香港的執政者和權貴愛的只是錢, 而不是香港. 下一個十年是改變這種不愛香港的風氣, 首先香港人要學習星加坡是如何規劃星加坡的.

2007-07-31T07:51:00.001+08:00

走進人群重要但提昇智能更重要

胡恩威

曾班子走進人群的策略未能解決特區政府目前弱智執政的困局, 弱智來自政府官員嚴重缺乏學術研究能力與及先進的公共管理智識所致, 這是董政府時期沒有處理的後果, 董政府的種種施政失誤, 不是施政方向錯誤, 而是董沒有先處理政府官員的弱智現像, 而強行執行一些港府官員沒有能力執行的政策. 也沒有提供机會讓香港的公務員進行進修, 並引入智識化的決策與及專業的執政. 也沒有真正培養各類公共政策的智庫, 加強大專院校參與各項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決策過程.

“走進人群”和”為人民服務”都只是一種政治公關口號, 具體的政策制定過程不改革, 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水平不提昇, 施政沒有具體的正面效果. 人民只會對政府有著更大的不滿. 抗爭的行動只會更激烈, 回歸十年後的香港人, 己經沒有了殖民地時期的移民心態, 我們都視香港為永遠的家. 我們都願意為香港付出更大的愛心和努力, 令香港改變, 爭取保衛天星和皇后的朋友的確是很激動, 但因為有情所以才會有著這種熱情和執著, 而目前這個皇后抗爭死局是港府長期的法西斯地產規劃引發出來的.

林局長出席皇后的公共論壇, EQ是很高, 林局長動之以情的講話 ,但內容缺乏說服力, 也沒有對改變目前不合理文物保育和城市規劃, 作出具體的改革行動. 政務官出身的林太根本沒有任向社會運動的歷史, 林太是形式上走進群眾, 但思維上, 根本沒有走進我們這些要求香港城市規劃改革的群眾之中. 但比起董政府, 曾政府是有改進, 但七一以後的公民社會己經啟動, 情況比董時期更復雜.

2007-07-31T07:47:00.000+08:00

只有快沒有質的香港公共工程

胡恩威

林太出任發展局局長, 將有助提高香港政府公共建設的興建效率, 長期參與庫務署工作的林太, 對政府各部門的運作和互動非常了解, 庫務署管錢, 有實權, 所有部門都要經庫務署＂批錢＂才能成事. 政府公共工程近年只講不造, 原因是缺乏明確的計劃和目標. 日前林太到立法會說明未來每年200億公共工程的方針, 立法會也只著重二千一百萬或者是三千萬的上限問題, 與及所謂加快工程上馬. 其實這些問題都不是重點, 質才是重點, 香港的大型公共工程的設計素質與及施工素質才是重點.

董建華時期的公共工程, 常常出現為了花錢而進行的浪費工程, 天橋油白油, 好好的圍欄燈柱拆了又換, 製造大量不應浪廢的建築廢料. 林太要思孝的是如何好好利用每年這二百億元, 來發展香港, 而不是追求快. 而發展的原則應包括以下幾點: 1. 環保: 興建的方法環保, 設計環保, 能源再用, 植樹指標, 環保交通, 垃圾分類. 2. 社區發展 : 規劃的模式應以推動社區發展為原則, 不是豪宅地產為原則, 不是以大商場為唯一的規劃, 小社區, 鄰社精神, 社區互助 3. 創新與創意的發展: 打破目前政府的規劃框框, 建築設計框框, 促進非政府專業和學術的參與, 提昇香港規劃和建築的創意與創新. 4. 就業與經濟 : 創造真正的就業機會, 不是一次過式的短期就業, 而是有著持久生命力的就業生態圈, 發展孝慮的不只是工程的興建所帶來的就業, 而是落成後能否創造真正的就業. 5. 文化保育: 香港都市文化的保存和發展, 舊建築老區的更新而不是消滅.

2007-06-17T11:58:00.000+08:00

香港電影的迷失與中國電影的暴發

胡恩威

香港電影在回歸十年的三千多天, 沒有出現什麼大作品, 無間道是成功的類型片, 而不是大作品, 無間道不能超越香港人那種”沒有對與錯” 的人生哲學. 無間道只強化了一種已接受的意識形態, 而不是探討辯証批評這種香港價值, 無間道第一集是類型片的典範, 視覺風格強烈而統一, 敘事明確. 第二集是電影教父的香港版, 第三集有點像某種歐州藝術片的反傳統說故事的形式. 三集加起來是一種 Mix and Match.

功夫和少林足球是九十年代周式笑片的變種. 沒有什麼社會訊識, 是受曰港漫畫文化的影響, 就是一種不用壓力看的娛樂作品. 神奇的是周成為了中國國內的一個文化英雄, 知識分子的一種偶像. 這種現像說明了中國現在的一種失落狀態, 需要一個像韋小寶的反諷人物來作英雄. 金鏞先生寫鹿鼎記也明言在映射文革, 韋小寶這個人物也有著一種查先生共產理想主義破滅的一種心理產物. 九十年代後期中國進入了市場主義的年代, 知識分子的失落也是更明顯, 周式的反英雄式的英雄成為了一種知識分子的心理策略. 面對中國那種奇持的精神分裂和知行不能合一的體制. 周式英雄成為了一種出路, 但隨著中國社會進一步的演變, 這種逃避主義式的英雄是會變成種多中的一種英雄.

八九＋年代的香港電影, 經常把”中國”刻畫成一種負面的形像, 像表姐你好野至特務零零染, 這種意識都是在香港經濟強勢中國弱勢下的產物, 也反映了香港人潛意識上對回歸的恐懼和看不起窮中國. 周星馳的早期作品如賭神也經常拿當時的來港移民人物開玩心.

周星馳以喜劇形式表達一種”恐懼中國恐懼回歸”, 王家衛用的是愛情, 不可能的愛情impossible love, love is impossible 愛情是不可能的, 是王家衛導演九七前後作品的命題. 充滿著一種無奈, 憒憾, 無力感, 認命, 失落. 這也反映著香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心態, 八九以後回歸只是商界和中央之事, 香港在九七的經濟泡沬, 天天有酒天天醉的紙醉金迷. 越接近九七王導演的作品越是悲觀, 東邪西毒, 春光乍洩, 花樣年華……. 都是關於不可能的愛. 這種對號入座的說法不空穴來風, 香港文藝青年界對王電影的喜愛, 是反映著一種無奈心理.一種無力無奈失落的心理, 歐美文化電影圈對王氏電影的嘉許和熱愛, 一方面是東方主義的蘇絲黃藝術電影版, 一方面也是一種現代文明人對愛情無奈的一種悲嗚. 而這種悲嗚也在九＋年代沒的中國, 產生共嗚, 王導演成為了周先生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兩者外表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文藝, 一個通裕, 但兩者背後都是有著一種對現實無奈與逃避的心理狀態.

九＋年代沒期中國經濟進入起飛期, 而香港在踏入二干年後, 正面對長期經濟發展的泡沫危機, 而香港電影並沒有在黃金期時, 進行工業化, 國際化, 在投資集資, 人材培訓, 題材開發, 發行與電影院經營進行現代化專業化. 七八十年電視與電影業的互動, 電視作為培養電影人的功能, 也隨著邵逸夫爵士入主無線, 麗的轉為亞視, 佳視結業等種種原因而結束. 沒有人材沒有新意念, 香港電影業走向衰落是必然的, 但香港電影不會消失, 香港的自由和國際環境仍然容許一種具自我的電影人存在. 面對荷里活大片的挑戲, 香港電影重振雄風是不太可能, 香港有可能像英國電影一樣, 為荷里活提供一些人材和意念, 實際上荷里活已拿控了全球主要電影市場的運作. 對香港電影來說, 中國市場只是一種幻覺, 美麗的誤會. 中國目前的體制是不太容許香港電影自由發揮, 周星馳先生背後沒有國際公司的支持也難全面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電影在二零零年後的市場化, 只是一種政治上的遊戲. 由國營的文藝主導到市場的通裕主導, 背後總是有著一種政治控制. 中國電影人不可以為藝術而藝術, 不可以為市場而市場. 中國的電影越來越江湖化, 財大氣粗的語境. 最”成功”的電影人張導演, 成功不在於作品, 而在於操作在後臺的興建和擴展. 中國近年的暴發也造就了暴發電影的出現, 鬥成本鬥明星鬥大鬥誇鬥豪, 夜宴, 英雄, 黃金甲……種種大片, 拿所謂中國歷史作門面, 拿經典作話題, 實質都是暴發幻想片, 政治上是最安全最正確. 這些大片不能在國際影展揚威, 是因為這些電影就像一些翻版勞力士, 很遠很遠很遠很遠的看還可以, 近一點點看也知道是假貨. 馮導演在訪問說史詩片epic 不難拍, well 能夠說出這句話也知道馮導演不知什麼是epic, 史詩大片孝慮的不是難和易, 史詩片要做到的是有著一種對大時代批判和反醒的視野, 有著一種氣度, 看全局但也有細節, 是人本的, 不是以市場為本. 馮導和張導可能都誤會了史提芬史保拍的是epic. 就像有很多中國人和香港人以為 Phantom of the opera 是 opera 歌劇一樣. Phantom of the opera 是 Musical 音樂劇不是 opera 歌劇. 這種文化暴發背後是一種文化自卑, 但結果是身上穿滿了LV , 手上拿著LV袋, 但看上去也像是A貨.

2007-05-27T17:24:00.000+08:00

香港公共廣播的困局與机遇

胡恩威

我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成員。我答應參與,是因為委員會的任務是研究香港來的公共廣播服務, 而我一直都是支持設立獨立於政府以外的公共廣播機構, 我期望能以我的文化藝術教育背景, 與及對公營廣播機構的認識和經驗。提出香港未來公營廣播的發展建議。

我堅信只有一個獨立於政府体制之外的公營廣播機構, 才能真正保障公營廣播的素質和自由。

港台的電台電視節目對我的成長有着極重要的影響,我現在還記得當年潘超強先生主持的天文學電台節目,啟蒙了少年的我對數學和哲學的興趣。我期望現在和未來的年輕人也可以有着更多被啟蒙的机會, 對學習知識對理解人生對明白世界,有着更大的熱情更大的理想。

我也明白自前香港缺乏理性和互信的政治文化, 特首和其政府缺乏真正民意受權之下, 有關公營廣播和港台的未來, 很容易成為一種陰謀論式的政治角力。我也有一些朋友認為我會被政府利用, 收拾港台。

我從來對政府都沒有幻想, 也沒有偏見。我相信政府的行為是一種社會互動的產物。我也相信政府有着更低調和方便的方法,收拾港台。這次高調公開的檢討正好讓社會和公衆,探討未來公共廣播的路向。

這次檢討工作的重要性, 在於為香港未來的公共廣播服務提供了一個討論基礎, 但要具体落實, 香港政府仍需進一步進行詳細的研究。這次檢討令我有一些体會。首先是政府官員也好,議員也好,資深的傳媒工作者也好,社會人仕也好。嚴重缺乏對公共廣播的認識和理解,對於近年國際間公共廣播的最新發展也是極不理解。故此這次檢討所進行的小組討論和國際研討會,提供了一次學習的机會。但我們要走的路仍然很長。

報告發表以後, 殺港台成為了一個新聞話題, 我也多次被一些朋友質疑我被政府利用, 成為了殺港台的幫兇。這種看法我是不能贊成的, 我認為只要新的公營廣播体制是建全的話, 自然會把港台的建康力量和價值吸納過來, 故此我們應該集中力量研究和設立一個建全的体制, 而不是弄一些感性的抗爭。這些抗爭只可以為傳媒提供一些新聞, 讓一些政客發表一些意見, 讓問責官員和官僚找到不做實事的藉口。

委員會不支持由港台直接轉型, 我是讚成的. 這建議也是構成委員會被指＂殺港台＂的”罪証”. 我讚成不由港台直接轉型, 是因為由港台直接轉型, 將會令設立新架構的過程更困難. 港台目前的江湖地位, 是在張敏儀強勢領導下的產物, 張敏儀離任以後, 港台已經出現被陰乾或自我陰乾的情況, 多次財務事件更令港台員工士氣低落, 公眾形像受損. 以目前港台領導層的政治能量, 根本不能夠獨立處理在籌組新架構時所面對的各種的政治壓力, 而目前港台的親泛民主派形像, 若由港台直接轉型, 更會令其他政治派別以各種陰謀論, 令新架構的成立帶來更多破壞性的政治角力. 以一張白紙的模式來規劃新架構, 是最乎合香港整體利益. 新架構的中立性專業性和認受性才能獲得保傽. 而港台的同仁更可以有更大的空間, 參與監督新架構的過程. 港台面對的困局是, 若港台以目前的公務員架構運作下去, 更容易被”當權者”陰乾. 泛民主派和知識界對港台的支持, 是正確的. 高調要求由港台轉型作為一種政治上的角力, 是可以理解. 但要設立一個建全的問責和營運架構, 才是重點.

香港傳媒目前最大的危机是傳媒工作者質素下降, 原因是沒有建全的傳媒經營文化, 商業傳媒只把記者當成一種即用即棄的工具,資深記者越來越少, 把記者作為終身事業也很困難。從事電影和電視製作的也面對極大的困難, 投資文化單一低俗,題材也是單一低俗。香港根本沒有一個建全的環境, 讓香港的傳媒產業和工作者, 有着建康的發展空間。而最終受害的也是香港人, 大家看看現在的八卦狗仔傳媒獨大鬥大, 年輕人天天看見的聽看的都是八卦, 政治娛樂都是八卦。

造成這種現像的主要原因是香港沒有一套全面的廣播政策, 當中包括發牌制度落伍, 大專傳媒廣播專業培訓研究系統支援不足, 中小學基礎人文傳媒教育失缺, 公營廣播系統遲遲未能啟動, 導致香港傳媒市埸失調走火入魔。更要命的是香港原有的多元傳媒人才出現青黃不接的現像。

故此, 香港的公營廣播應該是一個平台, 讓具備理想和能力的傳媒工作者, 自由發揮和發展。記者, 編劇, 導演, 演員和種種傳媒專業, 可以從事各式各樣的創作。讓市民可以在低俗傳媒以外有更多更好的選擇。並進一步提昇香港傳媒專業的國際影響力。

但要達到這個理想, 首要是一個建全的体制和完備的條例, 與及足夠的時間和資源, 進行策劃和組織班底的工作。這個新架構不應成為任何一種政冶勢力或意識形態的口舌, 這個平台應該讓不同政見不同美學觀不同價值觀的交流和表達。正正如此, 港台員工的積極參與是重要的, 但社會各界人仕的支持更為重要。國際社會的認可與及支援也是必要, 這是香港第一次設立公營廣播機構, 香港必需派員到海外不同公營廣播機構長期學習實習。香港才能培訓公營廣播所需的各種人才, 並能令香港的公營廣播達致國際水平。只有建立一個具備國際公營廣播營運模式和人才庫的體制, 香港的公營廣播才能真正保傽言論自由, 促進創新和多元. 並為中國未來的公營廣播提供示範和參孝作用.

2007-05-12T10:37:00.000+08:00

小題大做

胡恩威

中大學生報風月版是一種小題大做的八卦新聞。若果大家是真的關心中大,便應關注近年中大不再重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惡行。現在的中文大學和創校時的中大是兩回事,中大的創校精神是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和承傳為使命。

但現在的中大已經轉型為一所官僚大學,和港大一樣重醫科工科商科而輕人文藝術社會科學,中大校訓的博文約禮只是一種沒有靈魂的四字詞。中大本來是新儒學的基地,香港哲學研究的重鎮。但自從九十年代李國章年代開始,中大開始被異化為一所沒有人文精神的大學。歷史系沒有了,藝術系像家破屋,學生連像樣的工作室也沒有。

現在香港社會的全面八卦化,是香港大專院校輕視人文社會藝術的惡果,因為大學和大學生應該是有守護和發展人文社會的責任。但現時香港的大學根本在把人文學科邊沿化。大學生的精神導師就是八卦化的娛樂圈。

八卦文化的價值觀,是為了自身利益,不擇手段, 說謊話, 不負責任, 只會要求他人,而不會要求自己, 總言之,八卦是一種只會利用道德來建立自已利益的自私行為。欺善怕惡。自己做壞事但表面要當好人。

那些對中大學生報風月版的批評, 是典型的八卦式批評 , 利用了道德而作出指責, 但對於形成這種學生的社會土壤視而不見 , 沒有任何行動去改變。像代表教育界的張文光議員 ,根本只在保護教育界的概得利益,而沒有任何教育理想和視野。也沒有好好研究香港的教育政策, 只會在有事件出現, 才作反應。十分被動和不負責任。

2007-04-18T00:20:00.000+08:00

我的十年

胡恩威

九七年七月一日那一天我和一些进念的朋友租了一量旅游巴。还游了香港九龙新界一周。那天下着大雨。很大的雨或者已经预示着香港这十年的风风雨雨。那时候新机场刚好落成。我们在青马大桥的观光抬拍了一张照。我们到元朗吃鱼蛋粉，我们到山顶看着香港下大雨，我们在城门水塘看风景，我們穿過香港的大街小卷, 后皇大道, 彌敦道, 英皇道, 公主道………十年过去了。十年前我二十九岁, 九八年三十岁生日也忘记了是怎样过的。明年我就是四十岁了。我仍没有四十而立的感觉和准备。

这十年我做过些什么？出版了四本书，导编了二十几个舞台作品。寫了十個劇本, 策划了一次香港泊林的文化活动。在油街和牛棚弄了一些艺术空间辨了一些讲座。在中国设计了一些房子。在报纸杂志写了二十多万字的评论文章，到了一些地方旅行看了二百多本书四百多套电影电视。換了十部手機, 上了二千多小時的網, 喝了三干多公升的水, 是的, 这十年我活得很充实很愤怒很快乐很悲哀很失落很美丽。我变了，白头发开始多了，体重也增多了十多磅。我身边的朋友也在改变。身体面貌的改变。性情的改变，不过有些人的性格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想我也是这种人。我这种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性格这十年都没有变过。我也不想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对香港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都是悲观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引领这个文明的没落。因为这个制度带来的只有物质宫能的进步，而不是精神和人文的进步。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发展，兴建更多更高的大楼，更大的商場, 更快更广的互联纲，更小更轻便的手机, 更多的盲目消費, 更多不負責任的傳媒. 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破壞. 香港的情况更加严重，香港人是完全不太自觉目前这个世界发展的困局，这个政府只有为制度而制度，只顾程序而不顧後果，人不重要，人为制度服务，香港人容易放弃理想喜欢找藉口认命，香港人尤其是政府高宫需要的是精神上的自观与自省。但香港的建制过分被保护太多自满自大，被批评时总是刚服自用自悲自怜。他们都忘记了精英的责任和应有的人文理想。

我这些被香港称为文化人的其实是邊迨人的代号。在香港沒有經濟效益就是罪人.我是完全自觉文化人作为建制多元化口号装饰品的命运。我悲观但我不会消极我也不要成为一个犬儒分子。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格分裂性格的人。我沒有這種看透世情的造化. 我的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怎至是四十年。也是要活着清酲活着积极。努力創作努力生活, 面对世界的终结或者是新世界的开始。

Sol LeWitt

2007-04-10T10:42:00.001+08:00

Sol LeWitt
Originally uploaded by fong house.

Sol LeWitt, Master of Conceptualism, Dies at 78
Librado Romero/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pril 9, 2007

Sol LeWitt, whose deceptively simple geometric sculptures and drawings and ecstatically colored and jazzy wall paintings established him as a lodestar of modern American art, died yesterday in New York. He was 78 and lived mostly in Chester, Conn.

The cause was complications from cancer, said Susanna Singer, a longtime associate.

Mr. LeWitt helped establish Conceptualism and Minimalism as dominant movements of the postwar era. A patron and friend of colleagues young and old, he was the opposite of the artist as celebrity. He tried to suppress all interest in him as opposed to his work; he turned down awards and was camera-shy and reluctant to grant interviews. He particularly disliked the prospect of having his photograph in the newspaper.

Typically, a 1980 work called “Autobiography” consisted of more than 1,000 photographs he took of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his Manhattan loft, down to the plumbing fixtures, wall sockets and empty marmalade jars, and documented ever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to him in the course of taking the pictures. But he appeared in only one photograph, which was so small and out of focus that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make him out. His work — sculptures of white cubes, or drawings of geometric patterns, or splashes of paint like Rorschach patterns — tested a viewer’s psychological and visual flexibility. See a line. See that it can be straight, thin, broken, curved, soft, angled or thick. Enjoy the differences. The test was not hard to pass if your eyes and mind were open, which was the message of Mr. LeWitt’s art.

He reduced art to a few of the most basic shapes (quadrilaterals, spheres, triangles), colors (red, yellow, blue, black) and types of lines, and organized them by guidelines he felt in the end free to bend. Much of what he devised came down to specific ideas or instructions: a thought you were meant to contemplate, or plans for drawings or actions that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you, or not.

Sometimes these plans derived from a logical system, like a game; sometimes they defied logic so that the results could not be foreseen, with instructions intentionally vague to allow for interpretation. Characteristically, he would then credit assistants or others with the results. With his wall drawing, mural-sized works that sometimes took teams of people weeks to execute, he might decide whether a line for which he had given the instruction “not straight” was sufficiently irregular without becoming wavy (and like many more traditional artists, he became more concerned in later years that his works look just the way he wished). But he always gave his team wiggle room, believing that the input of others — their joy, boredom, frustration or whatever — remained part of the art.

In so doing, Mr. LeWitt gently reminded everybody that architects are called artists — good architects, anyway — even though they don’t lay their own bricks, just as composers write music that other people play but are still musical artists. Mr. LeWitt, by his methods, permitted other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to become artists themselves.

A Dry Humor

To grasp his work could require a little effort. His early sculptures were chaste white cubes and gray cement blocks. For years people associated him with them, and they seemed to encapsulate a remark he once made: that what art looks like “isn’t too important.” This was never exactly his point. But his early drawings on paper could resemble mathematical diagrams or chemical charts. What passed for humor in his art tended to be dry. “Buried Cube Containing an Object of Importance but Little Value” (1968), an object he buried in the garden of Dutch collectors, was his deadpan gag about waving goodbye to Minimalism. He documented it in photographs, in one of which he stands at attention beside the cube. A second picture shows the shovel; a third, him digging the hole.

Naturally, he was regularly savaged by conservative critics. By the 1980s, however, he moved from Manhattan to Spoleto, Italy, seeking to get away from the maelstrom of the New York art world. (He had had a retrospective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1978.) His art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Partly it grew out of what he saw in Italy. But it wa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for also proceeding logically from the earlier work.

Eye-candy opulence emerged from the same seemingly prosaic instructions he had come up with years before. A retrospective in 2000, organized by the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which traveled to 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in New York and 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hicago, concluded with some of these newly colorful wall drawings. (Mr. LeWitt always called them drawings, even when the medium became acrylic paint.)

His description for a wall drawing, No. 766 — “Twenty-one isometric cubes of varying sizes each with color ink washes superimposed” — sounded dry as could be: but then you saw it and there were playful geometries in dusky colors nodding toward Renaissance fresco painting. “Loopy Doopy (Red and Purple),” a vinyl abstraction 49 feet long, was like a psychedelic Matisse cutout, but on the scale of a drive-in movie. Other drawings consisted of gossamer lines, barely visible, as subtle as faintly etched glass.

Some people who had presumed that Mr. LeWitt’s Conceptualism was arcane and inert were taken aback. He began making colored flagstone patterns, spiky sculptural blobs and ribbons of color, like streamers on New Year’s Eve, often as enormous decorations for buildings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as if he had devised a latter-day kind of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o which, looking back, his early Conceptualism had in fact been his response.

Sol LeWitt was born in Hartford, on Sept. 9 1928, the son of immigrants from Russia. His father, a doctor, died when he was 6, after which he moved with his mother, a nurse, to live with an aunt in New Britain, Conn. His mother took him to art classes at the Wadsworth Atheneum in Hartford. He would draw on wrapping paper from his aunt’s supply store.

Finding His Way

At Syracuse University, he studied art before he was drafted for the Korean War in 1951, during which he made posters for the Special Services. After his service he moved to New York to study illustration and cartooning. For a while he did paste-ups, mechanicals and photostats for Seventeen magazine. He spent a year as a graphic designer in the office of a young architect named I. M. Pei.

Meanwhile, he painted, or tried to. For a while, he hired a model to draw from life and copied old masters. He felt lost. An aspiring artist in New York during the waning days of Abstract Expressionism, an art squarely about individual touch, he thought he had no particular touch of his own and therefore nothing to add.

But then he took a job at the book counter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where he met other young artists with odd jobs there, including Dan Flavin, Robert Ryman and Robert Mangold. He noticed the nascent works of Flavin and also absorbed early art by Jasper Johns and Frank Stella. Minimalism, a yet-unnamed movement, seemed like a fresh start. Mr. LeWitt was meanwhile intrigued by Russian Constructivism, with its engineering aesthetic, and by Eadweard Muybridge’s photographs, sequential pictures of people and animals in motion, which he came across one day in a book that somebody had left in his apartment. From all this he saw a way forward. It was to go backward.

He decided to reduce art to its essentials, “to recreate art, to start from square one,” he said, beginning literally with squares and cubes. But unlike some strict Minimalists, Mr. LeWitt was not interested in industrial materials. He was focused on systems and concepts — volume, transparency, sequences, variations, stasis, irregularity and so on — which he expressed in words that might or might not be translated into actual sculptures or photographs or drawings. To him, ideas were what counted.

At the time, linguistic theorists were talking about words and mental concepts as signs and signifiers. Mr. LeWitt was devising what you might call his own grammar and syntax of cubes and spheres, a personal theory of visual signs. It was theoretical, but not strictly mathematical. Partly it was poetic. He began with propositions for images, which became something else if they were translated into physical form by him or other people.

He also liked the inherent impermanence of Conceptual art, maybe because it dovetailed with his lack of pretense: having started to make wall drawings for exhibitions in the 1960s, he embraced the fact that these could be painted over after the shows. (Walls, unlike canvases or pieces of paper, kept the drawings two-dimensional, he also thought.) He wasn’t making precious one-of-a-kind objects for posterity, he said. Objects are perishable. But ideas need not be.

“Conceptual art is not necessarily logical,” he wrote in an article in Artforum magazine in 1967. “The ideas need not be complex. Most ideas that are successful are ludicrously simple. Successful ideas generally have the appearance of simplicity because they seem inevitable.”

Relishing Collabor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Mr. LeWitt’s work existed in another person’s mind, he regarded it as collaborative. Along these lines he became especially well known in art circles for his generosity, often showing with young artists in small galleries to give them a boost; helping to found Printed Matter, the artists’ organization that produces artists’ books; and trading works with other, often needier artists, whose art he also bought. Some years back he placed part of what had become, willy-nilly through this process, one of the great private col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country on long-term loan to the Wadsworth Atheneum, his childhood museum and the one that again was in his neighborhood after he moved, in the mid-’80s, from Spoleto to Chester. He lived there with his wife, Carol, who survives him, along with their two daughters, Sofia, who lives in New York and works at the Paula Cooper Gallery, and Eva, a senior at Bard College.

It was said that Mr. LeWitt didn’t like vacations. His pleasure was being in his studio. He explained that he had worked out his life as he wanted it to be, so why take a vacation from it?

To the sculptor Eva Hesse, he once wrote a letter while she was living in Germany and at a point when her work was at an impasse. “Stop it and just DO,” he advised her. “Try and tickle something inside you, your ‘weird humor.’ You belong in the most secret part of you. Don’t worry about cool, make your own uncool.” He added: “You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world — you are only responsible for your work, so do it. And don’t think that your work has to conform to any idea or flavor. I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it to be.”

Gary Garrels, a curator who organized Mr. LeWitt’s retrospective for San Francisco in 2000, said: “He didn’t dictate. He accepted contradiction and paradox, the inconclusiveness of logic.”

He took an idea as far as he thought it could go, then tried to find a way to proceed, so that he was never satisfied with a particular result but saw each work as a proposition opening onto a fresh question. Asked about the switch he made in the 1980’s — adding ink washes, which permitted him new colors, along with curves and free forms — Mr. LeWitt responded, “Why not?”

He added, “A life in art is an unimaginable and unpredictable experience.”

2007-03-26T11:11:00.000+08:00

事先知道賽果的球賽

胡恩威

香港的特首選舉是一場「事先知道賽果的球賽」，八百人小圈子選舉制度根本不能夠是一場真正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曾蔭權的參選，是一種爭取民意的過程；但梁家傑作為一位支持全面直選的直選立法會議員，是不應該參與這種不民主的選舉的，這也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主流派缺乏長遠策略。讓曾蔭權「自動當選」才能夠進一步凸顯八百人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更令曾蔭權失去爭取民意的機會，也令其政府失去民意認受性。一些人則認為這次選舉是一次普選演習，中央應體會香港是有足夠條件進行普選的，但這可能是一廂情願的看法。

曾蔭權的必勝、梁家傑的必敗恰恰是香港民主政治的困局，梁的參選只是進一步鞏固曾的管治權威。九六年的特首選舉才是真正有競爭的「選舉」，幾位候選人均是有「勢力」人士，各自在八百人選舉團中有一定影響力。但八百人的小圈子本質形成那次「選舉活動」是在北京進行，而不是在香港進行，遊說的對象是北京中央政府，而不是香港人。這種不透明的選舉模式是產生權術政治的土壤，而權術政治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頭號敵人，像目前的台灣民主政治也被權術政治所腐化。權術政治從來都是中國政治的主流，帝制不存在，但權術政治仍存在於華人社會中。權術政治著重不公開、不公平、不光明的政治鬥爭，政客知行不合一，利用民意和民主制度打擊對手。這是臺灣民主政治給我們的啟示。

「制度」要運行成功，必須建基於一種「集體」價值觀之上，價值觀不改，制度難以運行。香港的法治制度建基於港人守法價值觀之上，民主制度也一樣，沒有具民主價值觀的群眾，民主制度是無法真正落實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由價值觀開始，而不是由「制度」開始。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改變了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自由、人權、創新、科學等觀念開始體制化，大學的建立體現了學術自由自主，神權政權皇權的分立、經濟體制的形成，都是經過一個演變的過程，也建構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

香港要真正落實民主制度，必須由「價值觀」建立開始。港人面對的兩難是，由壹傳媒老板黎智英主導的民主或泛民主運動本質是反智和以「狗仔」價值觀為主導，與西方的民主多元人文價值觀是兩碼事，而部分保守派、親京派都喜歡吃政治免費午餐，只重自身利益，其價值觀和民主格格不入。而公務員是全職在從事香港的政治和管治工作，但目前香港公務員體制不重視研究、培訓與進修，專業知識水平低，文化知識弱，管治觀念落伍，不認識中國的政治運作，缺乏國際視野。但公務員守法廉潔的價值觀，恰恰是他們能成為執政黨的主因。在目前香港政治人才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公務員成了唯一選擇。

我們不必對曾蔭權抱太大的期望，他當特首，說明香港政治回歸去九七前的殖民式政治，執行管治權也是在公務員身上，公務員是執政黨，中央提供某程度上的方向指示，但沒有經過真正民主洗禮的執政黨。不幸的是香港各政策局目前的施政失誤，病源均來自公務員制度的落伍與保守。民主派也不能有效監察政府，推動政府改革。泛民的主導思想是一種被動（reactive）的批評者而不是體制改革的推動者，其他非泛民政黨派別更是各自為政，一些更只關心北京想法而不是香港利益。這是一種長期身處殖民統治的政治現象。

長遠來說，香港和北京應進行有關「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研究，尤其在政制、憲制和法制方面。制度不會永恆不變，而「一國兩制」在這十年也有不同的演變。董建華當特首的「一國兩制」，是相對上獨立自由的「一國兩制」；曾蔭權當特首的「一國兩制」，則相對上沒有那麼獨立自由。中國政治是人決定制度遊戲規則，一朝天子一朝臣，曾蔭權取代董建華是胡溫體制的新政。現在，曾蔭權當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需要思考的是未來特首與中央領導互動的模式如何減低「人治」的元素、未來香港的政治人才如何培養、香港的政治人才和中國政治發展的關係，而香港公務員制度改革也是必須研究的課題。

曾蔭權和梁家傑的政綱都沒有太大的新意，也不敢碰一些敏感如公務員制度的問題。曾蔭權過分務實，一味講經濟；梁家傑過分務虛，一味講普選。兩人都未能啟發香港人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教育方面就只有一些小班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口號，而社會企業也只是一些概念，沒有詳細的分析。兩人的辯論「內容」平平無奇，看過英美元首選舉辯論的，就知道曾梁的那場辯論根本是不合格。

作為公民教育，曾梁之戰只是一次演習，但只有形式，缺乏內容，是一種表演，多於一次反思。要成為特首，最重要的不是民意而是實實在在的領導和執政能力，以及能否建立一個有共同理念的執政團隊。但在香港的業餘政黨文化下，執政團隊很難成形。真正的政治家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所以曾蔭權的「可為不可為論」是典型的公務員價值，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風範。

wooyanwai@yahoo.com.hk

The Life and Times of Louis I.Kahn 2007

2007-03-18T10:47:00.001+08:00

2007-03-18T10:39:00.001+08:00

唱衰衰香港胡恩威

1. 最低與最高

香港的主流建制近年有一種取向，就是把最低的標準當成最高的水平。

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好的例子，政府興建的大部份公共建築，常常以最高的造價，興建出最差的設計；所指的差不是美與美，而是在功能上也是不能符合標準的。(新天星碼頭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種罪行，因為政府不是把這些寶貴的公共資源，讓香港的設計專業發揮，也不能夠為市民提供更有效的公共設施。

政府只沉迷於所謂公平公開的制度，而這個制度是不公開和公平的。若是公平公開的話，這些公共建築設計應該是由香港或者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建築師負責，而不是以價低者得的方法，讓一些劣質設計無限發展。

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一樣，目標不是培養精英，而是培養一些反智的劣質公民。考試制度不是為了尋找最好的學生，而是最會取巧的學生。香港的年輕人經過香港教育制度的洗禮，最後對知識都不會產生興趣；香港的年輕人很聰明，但教育令他們對追求知識有一種錯誤的態度。知識只是用來「搵食」，而不是一種理想的追求。

香港考試的拉Curve制度就是把最低標準當成最高，而大學又以這種標準收生，能夠進大學的香港學生，學習態度都有問題；問題的核心是他們對所讀的科目都沒有一種熱愛，好奇心和研究能力十分十分之低，又沒有閱讀的習慣，思考能力十分薄弱。
這和中國內地的大學生完全相反。當地大學生大都喜歡發問、閱讀和辯論，雖然有些觀點仍然是十分簡單，但起碼他們會表達和爭論；香港的學生對自己的要求很低，吃喝玩樂是人生唯一的目標。這個死結要解，首先是廢除聯招制度，讓名院校各設立收生標準和方法，讓更多不同性格和學習態度的學生進入大學。

2. 自我中心

香港近十年有一個特色，就是愈來愈自我中心，一種自我封閉的態度。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但絕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以外的事物都不太關心，所以大部分港式旅行團都喜歡到唐餐館用餐。香港這種封閉的態度來自九七前經濟的空前成功，並以此建立了一種港式文化，所以香港學生無論到那裡留學，大都仍過著港式生活，看無線的電視劇，聽廣東流行曲……等等，所以香港人的國際知識嚴重貧乏，唯一的認識就是名牌時裝服飾，十分單元。

香港政府也是一個封閉型的政府，從前殖民地時期習慣國際事務由英國指揮，港府官員都非常被動，很少接受有關國際事務與關係的培訓。

回歸以後，香港的對外政策出現了一種真空狀態。
特區政府運用殖民地時期那種低層次公關模式運作，像旅遊局、貿發局和香港的公會辦事處，都是一種低層次的公關機構，不能發揮香港對外關係溝通模式。像今次香港出現的非典型肺炎事件，被所有國際傳媒極度重視，電視如英國廣播電台BBC、CNN和日本的NHK和歐美的電視台都廣泛報道；報紙如《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都在頭版面報道，香港在國際上已經成為了「疫埠」。
跟一些從事國際傳媒機構的朋友了解，香港政府並沒有有系統和實質地向國際傳媒，簡述香港目前的狀況，這種處理國際關係的工作，從來都不是港府官員的強項，但特區政府是有必要重新檢討香港政府的對外關係政策和機制。
其實九七以後，被國際社會關心的香港事件絕大部分都是負面的，但香港政府並沒有任何正確的對策處理香港的特殊問題。
本來發展一個香港標記是很好的開始，但其過程和結果完全是適得其反，香港的飛龍標記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笑話。

3. 運動

香港是一個不重視運動的城市，只要到香港的學校走一走，便會發現體育設施十分簡單，學校的課程也只重視書本主要的學科。體育只是一種課餘活動，體育老師在學校的地位就是比藝術老師好一點點，都被視為一種閒科。
國際學校當然是另一個世界，體育一向被國際社會重視，只有香港是歧視體育教育。所以香港的年輕人現在是文也不行，武也不行。
香港雖然有很多公園和不少運動設施，但在香港政府重量不重質的官僚統一管理之下，造成大量的浪費。公園設計成一種密封的石屎假庭園，運動設施也就是不上不落，管理權也不是在專業運動員和團體身上。
農曆年何志平局長提議更多人造草足球場，本應是好的。但是足球從來都是真草皮最好，香港最靚的也是真草皮專業場，若這些球場也是由官僚管理，就是浪費金錢，成效也不會好到那裡去。
運動本身是一門科學，但香港政府從來不尊重運動作為一門專業，只視體育為一種康樂活動；所以才會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這個「無肉」的運動體育專業的名稱。
政府若是認真對待運動專業，必須將康文署正名為體文處，確認體育本身是要求多元發展的。
體育裡面有精英運動員培訓，包含普及與社會服務層面的；現在政府過分集中在康樂身上；運動員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年輕人也只把運動當成是一種流行玩意，而不是一種建立於體育精神上的知識。體育本身是由身體出發，但體育本身也是在培養著一種價值觀；群體精神、合作精神、尊重遊戲規則的價值觀，這些都是香港人愈來愈缺乏的。現在是由一種消費自私主義主導，缺乏一種理性的合作精神。

4. 中央冷氣

中央冷氣是十分危險的，尤其是香港的中央冷氣系統設計。香港的商業大廈、商場大都是中央冷氣系統，高地價政策導致興建這些建築物的速度過快，整個冷氣系統容易出現被污染的情況。

中央冷氣最大的弱點是很難控制空氣的質素，也浪費了大量的電力資源，像冬天也開著大冷氣，十分浪費。夏天的時候，由於建築設計不重視環保概念，像商業大廈的玻璃幕牆，吸熱多散熱慢，於是會消耗大量的冷氣。

高地價下的建築設計文化，只重視高速建樓，不重視設計細節、用家需要、環保，以及美學上的完整性，過分信賴中央冷氣系統就是十分明顯的例子，對人的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香港人很多的辦公室病都和中央冷氣有關，政府應對此進行研究，但政府的機電工程署的設計水平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官僚心態，像政府大樓的設計也過分倚賴中央冷氣，而近期由建築署設計的政府建築也不重視自然通風。

這種過分倚賴冷氣的文化是不正常的，需要改變這種設計文化。人人以為建築設計只是美與不美，但建築其實是一個機器，本身有一種功能，「健康」是重要的功能，但香港的建築都是以金錢掛帥，不太重視功能和設計。像香港的房屋設計十分不環保，也不重視空間的質素，高地價實在沒有很多空間來思考設計這回事, 建築興建方式、設計格式和材料運用都十分不環保，導致香港的新市鎮和建築十分呆板，缺乏人氣和社區的感覺，美學上也十分單元，一味雲石假羅馬式桑拿建築，品味十分差。

Nintendo Wii VS PS3

2007-03-16T05:06:00.001+08:00

ARCHITECTURE - Louis Kahn-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2007-03-16T05:05:00.003+08:00

Louis Kahn - Salk Institute

2007-03-15T19:03:00.001+08:00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railer 萬曆十五年

2007-03-12T23:10:00.001+08:00

2007-03-12T22:57:00.000+08:00

home installation
mathias woo

Frank Gehry-designed Jay Pritzker Pavilion

2007-03-12T22:15:00.001+08:00

Frank Gehry-designed Jay Pritzker Pavilion
Originally uploaded by dgphilli.

2007-03-12T22:00:00.000+08:00

Gehry on the Guggenheim Dubai

In this interview in the Guardian, Frank Gehry muses a bit 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architectural Disneyland planned for Abu Dhabi. “I think this an interesting moment in doing something to bridge the cultures of the US and the Middle East with real dialogue.” If only it were, rather than the bloated (and, dare I say, socially and environementally irresponsible?) brand-name mall of high-end kitsch proposed

I've just turned 78 and am about to design the biggest Guggenheim yet. Can I pull it off?
Frank Gehry

March 5, 2007 12:26 PM |

I've just turned 78, but I hope I'm not stuck in a groove like some old long-playing record. One of your British journalists thinks so; he described my recent buildings as "crude curlicues". If you know who he is, get him to try on some concrete overshoes for size. I'll send them over . . .

Our big new project is the Abu Dhabi Guggenheim. We've done the designs and now we're waiting for the final go ahead, any time soon. This really is like nothing we've done before. I say "we", by the way, not just meaning me and Tom Krens [the director of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but everyone at my studio; there are 170 of us now, and one of the things I've had to think about, like Norman Foster's been doing in London, is what direction the office takes in the future.

I'm fine, by the way, but I'm not getting any younger, and I don't want to hang a kind of creative albatross around the neck of my team; I don't want them stuck with a legacy they feel they have to follow. I like experimenting; I want them to.

One thing the Abu Dhabi museum won't be is Bilbao-lite. Bilbao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but it's also a worry for me; can Tom and I pull it off again? Is it asking too much?

Abu Dhabi's going to be very different - a take on a traditional, spread out, organic Arab village or town. Not literally, but it'll have the equivalent of streets and alleys, souk-like spaces and plazas, some shaded and others covered. It'll be the biggest Guggenheim yet. There'll be fresh air and sunlight, and we'll be bringing in cooling air through a modern take on traditional Middle Eastern wind towers. Of course, the core of the building, or complex, will need to be air-conditioned, but this won't be a hermetic building; it'll be an adventure, a kind of walk through a town with art along the way.

It's going to take four years to build, so I'll be 82 by the time we're through - it better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nothing like the new Moma in New York, by the way; that's like a big, shiny department store.

You could ask - why hire an architect from LA to work in the Arabian desert? Well parts of California are not so very different with a desert landscape coming up against the sea; although, ours is more brown, theirs bright white.

I'm really excited by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engagement by the local leaders in Abu Dhabi although there's still a big discussion to be had about the planning of new buildings. What they want from the architecture, by me, by Zaha Hadid and others, is a "string of pearls", stretching to the water to form a new "cultural quarter" to attract tourists; but, there's a bit of tendency to want a nice new building from each of us without enough thought about how they'll all hang together. I'd like to be more involved in the urban planning, but that's a lot to ask; you can't just say, especially when you've just arrived, hey, I'd like to redo your city.

Anyway, we're still busy in central LA where we did the Disney Concert Hall, trying to pull that piece of city together; it takes times to get buildings, especially a cluster of new buildings, to work together as well as they should.

Abu Dhabi does throw up some very particular issues for the Guggenheim and the display of art. I don't think we'll be allowed to display nudes, and there are all sorts of concerns about the way women are allowed to be shown. But, I think this an interesting moment in doing something to bridge the cultures of the US and the Middle East with real dialogue; I'm learning here, which is great, and I think we can shape an original building that is as much Abu Dhabi as me. Maybe it'll have some "curlicues", too.

2007-03-11T20:54:00.000+08:00

MONOCLE

農曆年在日本發現了這本新出版的雜誌
是Wallpaper + Foreign Affairs + New Yorker + Business Week
觀點不是典型的西方傳統傳媒觀點
長中短文都有, 政冶文化藝術設計經濟.....
國際事務如中國在非州, 曰本的新"海軍"
文字簡潔好讀
是一種新類型的雜誌

灣仔天地圖書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