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消滅記憶 胡恩威

大娛樂家是由「巧合」這首歌開始，歌詞的內容是關於記憶，一個人遇見一個人，一個記起了一個忘記了。「忘記」和「記起」是娛樂的一個過程，為的是完成自己的慾望或是一種心願。我們在卡拉OK裡面唱歌，把歌詞的感覺唱出來，歌詞和曲式成為腦海裡面的記憶和心裡面的感覺。看電影把劇情對白影像不自覺的留在腦中，把自己代進角色和劇情裡面。

娛樂是一種「潛意識」活動，不知不覺我們被娛樂的意境感染。以前「娛樂」是貴族的一種特權，無產階級的意識價值來自「宗教」，宗教的功能是「控制」人類的慾望，提昇人類與人類之間的相信和關懷。娛樂就是在「釋放」人類的慾望。工業革命以來的「娛樂」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娛樂是以大眾為目標，尋求大眾的最低公因數，娛樂的功能本來應該和宗教一樣，修補人類不完滿的人生，完滿一種人類存在的情懷。但娛樂最後也和宗教一樣，被利用了成為操控人類思想的工具，

不自覺地成為市場經濟下「操控」消費者的工具。娛樂比宗教更危險是因為IN THE NAMEOF 觀眾，便可以壞事做盡，一切責任就由所謂的消費者負責。《大娛樂家》這個戲不是對香港娛樂圈的批評。《大娛樂家》是一次我們對娛樂的論述和情懷的展現。我們不可以避開娛樂，也沒有需要逃避。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什麼也是「娛樂」了。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反客為主，明白自己情懷與慾望之所在，就可以知道娛樂和自己是應該是怎樣互動的。

失戀的人在娛樂裡面治療心靈的痛苦。在想著已分手戀人的聲音眼神感覺，「娛樂」可以是為失戀的人製造更多仇恨，仇恨自己仇恨戀人。娛樂也可以令失戀的人在傷痛的情懷裡面認識自己和知道人生的一切不完滿。娛樂在建構著人的情緒，而情緒是做人做事的一切原動力，情緒會影響人的態度，而態度將會影響我們的性格，而性格就是影響著待人處事的價值和模式，最後決定我們的命運。現在人都生活在為娛樂而娛樂的狀態裡，上班就是等待著下班之後的「娛樂」，而讀書也只是為了「娛樂」，當然讀書上班也可以當成一種娛樂，但這是少數人的選擇。消費主義社會就是要我們成為不停地需要娛樂的消費者，《大娛樂家》裡面也在呈現娛樂的形式內容的關係，娛樂形式可以是一種集體的催眠，我們的記憶被娛樂輸入各式各樣的想像和潛意識。娛樂改變現實，娛樂裡面的對白和情景，重複地不斷出現，成為了一種習慣，一種現實生活的場景。我們需要娛樂，我們需要更多的娛樂，我們也不再需要娛樂。在K場在搖頭場裡面的人，是在重建自己的記憶？清醒之後可以重新再來？還是在把記憶消滅？還是把記憶的能力消滅？沒有記憶之後，快樂和痛苦有沒有存在的可能？
從前的大娛樂家，像Frank Sinatra、Ella Fitzgerald、新馬仔、梁醒波、任劍輝，都有一種情懷，一種活在世上應有的積極情懷，他們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們對存在的肯定。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的離開，在加強香港人的一種集體記憶和對過去懷念的情境，大娛樂家多多少少都是有點像個傳教士，在宣揚一種生活的價值和情懷，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滿的。娛樂是提醒著我們如何面對這些痛苦和不滿，而不是對存在的痛恨。但是科技越發達，經濟發展越快，娛樂越來越像一種精神麻醉劑，人類於是乎越來越失落，無力感也是越來越強。全球化之下的娛樂可能更進一步的在推動著這種麻醉的悲觀情懷。

時間和記憶是娛樂的載體，天天對著電腦打機上網的娛樂， 成為了一種新的自我概念，在網上Ro l e P l ay另一個角色，在遊戲機裡面滿足自己的暴力和破壞一切的慾望， 這個虛擬的自我成為一個新的幻覺身份，好像可以跳出來與自己對話，完成對自己的想像，「現實世界」成為了這個自我的一個「逃避」地方。娛樂成為了逃避的過程和藉口。六十年代是哲學的年代，思考和批評人類存在的意識和意義，二十一世紀是娛樂的年代，思考被界定為沒有「娛樂性」的；催眠和操控是娛樂的本質和主流，知性的娛樂也只能成為一種精英的遊戲，主流娛樂追求的是不同的一樣，而不是多元的個性，資本主義目前最大的危機來自精英與群眾的關係已經倒轉過來，而群眾被利用成腐敗和低俗的理由，娛樂成為控制群眾最有效的工具。這個娛樂新世界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世界。

香港已經進入了沒有「未來」的年代。沒有「未來」是因為「過去」的意識已經不重要，香港這
二十年就是在把「過去」消滅，以前「街頭」文化被大商場所取代，路邊小販、戲院和種種經過百多年累積下來的香港歷史事物，都消失了。香港正在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沒有歷史就是沒有未來。未來香港的生活就是現在的生活，一個十秒等於十年的極速消費年代。而娛樂也成為了一種「消費過程」，娛樂將會成為廣告的工具，而不再是探求人文精神過程。娛樂也在取代宗教和教育，成為人類價值和存在的唯一指標。娛樂是香港人生活的一切，全部。港式娛樂追求的是一種被簡化的人生，港式娛樂沒有理想、沒有未來，有的是幻覺自憐和逃避。人性在港式娛樂下面被簡化異化為一些單一的類型。人在港式娛樂裡面被非人化。人在消費主義的社會裡面被單一化、簡單化。八卦文化主導下的存在價值，就是一種陰險人類陰暗面的大強化。人只可以認同人只可以是醜惡的，人與人只可以沒有信任只有仇恨，只有爭鬥而沒有體諒，這是港式娛樂八卦文化每天在影響著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價值之下的社會，個體只能成為了一種消費的單元，民主也成為了一種八卦民主。而這種狀態下的娛樂，是有點行屍走肉的麻醉、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精神和物質失去了平衡，我們都不自覺地和沒選擇地活在不斷重複的30秒為單位的廣告娛樂世界裡面。

蘋果十年 胡恩威

今年是蘋果創報十週年。這十年，蘋果成為香港文化的香港的一個精神座標。紐約是紐約時報，倫敦是泰誤士報衛報，都是知識份子觀點出發。有著國際視野與及對人文精神的重視。書評版政評版文化藝術版科學科技版都是追求深度的探索和作出啟蒙的功能。香港的蘋果, 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線。蘋果是小報意識型態中產包裝，結合高效率的行政和製作管理手法。在十年內成為了香港精神的文化基因。前蘋果時期的香港報刊出版，是百花齊放的多元分眾，重視文化教育深入報導的華僑曰報,星島曰報，明報和信報。草根大眾路線的東方日報，成報. 中國官方觀點的大公報文匯報. 編採方針，標題立論。都各有風格和原則. 建構了一個多元人文精神面貌. 蘋果的出現完全改變了這個香港人的精神文化基因。蘋果在文字上的廣東口語化和標題誇大化, 不重視深入專業分析只有簡單非黑即白的膚淺道德觀, 構成了一種快餐式的小報格局. 蘋果的成功有兩個主要的理由，首先是高效率的現代發行,市場,管理,製作模式，突破傳統香港辦報落後經營模式, 其二是迎合了香港人後六四的犬儒悲觀今朝有酒今朝醉陰謀論的意識。可悲的是蘋果的報業同行，並沒有深入思考蘋果成功背後的各種理由,從而改革創新, 以創新和提昇品質以此與蘋果進行競爭. 大家都在跟蘋果誇大的編採作風, 成為了一種蘋果的翻版和變種. 一直標旁走大報知識份子路線的明報信報星島，在編採素質和消售量也是年年下降。
最令人擔優的是負責採訪的前線記者和中層編輯都出現水平下降和人材流失的情況，流失的主因是傳媒老板並不重視記者和新聞專業的培育。蘋果式的官能新聞, 其生產並不需要理性和具備豐富知識和經驗的新聞專業人材. 八＋年代香港新聞工作者人材輩出，原因是當然的新聞行業重視記者的培養。文字水平採訪摸式一步一步培訓出來。曾紀何時明報和信報便是高質素新聞工作者的少林寺。現在從事新聞工作已失去專業的社會責任光環，也不會是一門終生的事業。具備經驗和認知的前線記者買少見少。十年前跑立法會的記者是三四年換一批，現在是幾個月一年就大換血。沒有經驗豐富和具備專業知識的記者和編輯，新聞素質怎樣有保証？新聞自由最後被刊用作為做官能新聞的藉口.
我們當然可以方便地把這種情況當作為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先生的責任, 但造成香港新聞質素下降，反智風氣盛行是香港傳媒的集體創作。也反映大部份傳媒投資者忽視傳媒維護人文精神和推動知識發展的社會責任。標旁走大報知識份子路線的明報信報星島, 近年也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 一方強調理性獨立新聞方針。但起題和採訪的實踐.經常出現標題蘋果化，新聞簡單化，文字廣式口語化的情況，在培養作者評論人方面。也只重視專欄式的表熊文章，忽視深入分析型作者的培養。林行止先生的深入評論型作者可以說是後繼無人. 而信報作為香港目前唯一的分析文字主導報，更會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像早前在文化版出現定淫與宣淫一文，活像一編東方功夫荼和蘋果李八方出現的遊戲文章，”大學變妓院、十億包起醫學院”克薄數白欖文字風格, 引經據典的道德高位, 一種犬儒文學的典型。這種遊戲文章其實不藉一提，但在信報文化版出現這種與信報格知識份子的報格格格不入的文章. 也說明了蘋果基因的影響力.
這次名名事件，需要知慧, 理性, 耐性和決心面對，而不是單一的泛道德思維。
蘋果十年，香港的人文精神花果彫零。 這是李嘉誠先生需要思孝的一個課題, 投資＋億於香港人文精神建設比起投資十億教育科研更重要。

香港老樹慘遭殺伐 胡恩威

農曆新年前香港藍塘道跑馬地段大約有二十來棵老樹一起消失，後來看見恒隆地產的標誌，知道一定是因為地產發展的原故才把這些百年老樹消滅，之後我曾多次致電恒隆地產、環保署、地政署、地政署、民政署查詢，了解砍樹的原因以及法理依據，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得到甚麼回應。

沒有部門從事綠化
藍塘道老樹是香港歷史的遺產，也是政府常常說的環保象徵，我就是不太明白，地產商能夠如此忍心把那些老樹消滅，政府如此不負責任容許地產適把這些老樹消滅，香港政府的環保政策，一直都是姿勢多於實際，樹木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首先，法例上香港沒有《樹木法》，作為保護老樹和推動香港緣化的指標，政策制訂上，香港政府目前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部門從事香港緣化政策的研究工作，在緣化和種樹的工作上，也沒有統籌和協調，很多部門都在種樹種花，但沒有量和質的指標，香港政府從來也沒有進行任何全面的「樹口調查」，就只有七十年代市政局出版了幾本關於香港樹木和花奔的圖片書。
若果港府真的有誠意落實緣化政策，必須從政府架構著手，委派一個政策局專責全面的政策研究和制訂工作，並與香港大專學院和民間環保團體發展一系列的研究項目，例如進行全港「樹口調查」，比較其他城市的緣化政策，盡快制訂《樹木法》，及制訂一套未來香港種樹的藍圖和指標。

樹木比率國際最低
現在香港的種樹政策常把植物當成一種「裝飾品」，市區裡面看到的只是一個一個大大小小的花圃，「死了又換，死了再換」，沒有落地生根的樹，老樹在高地價政策下成為了地產商的「眼中釘」，政府也沒有制訂利誘地產商保護老樹的權制，所以香港老樹在近三十年傷亡慘重，藍塘道的老樹的消失就是典型例子。
沒有一個政策，康文署的角色只是「花王」，路政署、地政署、規劃署、環保署、民政署、房屋署、教育署（校舍）、拓展署和區議會、建築署，都好像在從事與種植樹木有關的工作，但都各為其政，沒有指標，也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如何分工，所以香港的都市空間的樹木比率是眾多國際城市中最低的。中國內地城市的緣化工作極為成功，各市均設立一個統一機制與指標，進行有關植樹的工作，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成都的緣化比率都比香港高，原因就是政府非常認真和專業，不像香港，只會叫口號，做公關，不做實事，若果我們能夠知道藍塘道老樹消失的來龍去脈，從中學習，已可掌握足夠資料，去制訂健全的老樹保護制度了。

學習迪士尼 發揮創意文化　　胡恩威　


前言：與迪士尼的成功相比，香港有普及的多媒體文化，又有崇尚自由和法治的文化，欠缺的只是一個有效和具視野的教育和研究平台。迪士尼是全球文化產業的獨特個案，獨特之處在於迪士尼的創辦哲學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是西方童話故事的現代演譯。

自一九五五年華特．迪士尼創辦迪士尼樂園直到今天，為了延續這個西方童話故事，迪士尼一直跟西方資訊科技、電影工業和電視產業有直接互動關係。迪士尼樂園本身就是一個展示最新多媒體互動科技與及建築工程學的平台，而由迪士尼投資的電視電影文化產業，也是直接和科技掛鈎的，像由蘋果電腦創辦人Steve Job創辦的彼思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年已成為迪士尼最具票房叫座力與及經濟效益的單位，反斗奇兵（Toy Story）、海底奇兵（Finding Nemo）、超人特攻隊（The Incredibles）等電腦動畫，除了在全球電影票房大收旺場之外，更為其周邊產品創造了巨大的市場。迪士尼的成功，是創意、人文學科、市場營運知識與及高科技的結合（見圖一），這是廿一世紀創意產業必須具備的平台，而迪士尼這個平台，正是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所缺乏的。

建立華人創意產業新體制
目前華人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仍然停留在一種山寨廠式的運作模式。無論是投資模式、生產方法和發行架構，均缺乏一套健全的體制和文化配合。美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正是建基於一套健全和多元的體制，與及西方基督教人文精神的意識形態之上。近年提出的美國文化全球化威脅論，正好說明美國創意產業目前的經濟力量和對全球文化發展之影響力。在評價這些影響力是好是壞之前，我們必須具體地分析和研究這些全球創意產業機構的運作模式，才能知己知彼，繼而發展一套屬於華人社會和對全球多元文化發展具貢獻的新體制。這個體制是必須建立的，理由十分簡單，在未來全球競爭力競賽，創意文化產業將會是重要的一環，這種說法我想沒有人會有異議，但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在華人社會中仍缺乏有效的討論和分析。
目前華人文化產業的發展面對幾個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一個像西方基督教一樣的共同價值系統。儒家思想的觀點有太多不同的版本和理念，而改革開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國更是面對前所未有的文化價值危機，由社會主義到現在的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上根本有極大的對立，華人文化產業並沒有像西方一樣經歷一次循序漸變的過程。香港在華人社會裡雖然有相對穩定和自由的空間，但在從前殖民統治下，香港在文化上並沒有長遠的視野，也沒有長遠的人才培育政策。殖民地政府對此不重視，恐怕是害怕文化藝術本身有太多民族自覺和身份認同的元素。

學習迪士尼的成功模式
人才、資金和科技是啟動文化產業的三大元素，迪士尼是一個成功的個案，讓香港人學習，可惜，近年在香港有關迪士尼的討論都只集中在「如何吸引遊客」的部分，而忽視分析和學習迪士尼成功的模式和理由。
日本投資迪士尼的模式和香港絕不一樣，日本迪士尼樂園是採用一種共同合作和開發的模式。日本強大的工業、科技和人才，正好配合迪士尼的需要，但回看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政府只眼於運輸基建和遊客宣傳部分，而沒有通過這次與迪士尼合作的機會，深入學習和認識迪士尼的具體運作。在香港的教育和人才培訓政策上，更沒有好好培養足夠人才參與迪士尼未來的工作。像負責香港迪士尼樂園幕後運作的技術人員和前線的表演者就出現嚴重錯配的情況。這種情況，再次說明香港嚴重缺乏一套完善的創意產業人才培訓政策。
香港的中小學，完全缺乏藝術文化基礎教育﹔大學培育的創意產業人才，質和量又未能令人滿意。目前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仍然以香港內部人力市場為基數﹔但我認為香港未來的教育和人才政策，應以中國和亞太區市場為目標，培養高質人才，而透過與迪士尼的合作，正好是一個學習和培育人才的機會。
在多媒體科技和與文化相關的項目的研究上，香港的大學應該制訂一套更具視野的研究政策以作配合，可惜香港目前重工科和醫科的研究政策，導致本地對多媒體創意產業的研究嚴重落伍，具備美學訓練與電腦程式設計知識的人才嚴重缺乏。香港有普及的視覺文化以及多媒體科技文化，又有大量有潛質的人才，欠缺的只是一個有效和具視野的教育和研究平台而已。

等待具人文精神的投資者
迪士尼本身除了是一個主題公園以外，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者，與彼思動畫工作室的合作便是成功的一例，而迪士尼投資的電影電視更是推動美國文化多元發展的例子。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理應是文化創意產業集資的好地方，像紐約本身正是推動美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融資基地。可惜，香港和華人社會目前正正缺乏像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傳媒機構那種運作模式的創意產業投資者和機構。香港目前的投資文化大多重在金融和地產之上，而封閉的傳媒規管架構，更難衍生一個專業的創意文化產業投資市場。
香港近年的傳媒產品單一化和「八卦化」，正是香港欠缺多元、專業、和具創意的傳媒產業文化的惡性循環，而香港電影業目前面對的困局，就是因為香港欠缺多元融資模式的惡果。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香港已經失去具備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投資者，絕大部分的投資電影產業的機構都只求一時之回報。黑社會電影和搞笑電影大行其道，人文電影的衰落，並不是香港市場不接受，而是香港整個傳媒娛樂電影體制缺乏多元投資模式所引致的後果。迪士尼的投資取向實踐了人文精神傳統，像旗下的Miramax公司，所製作和投資的電影，品種和類型均以多元取向為主，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昆頓塔倫天奴（Ouentin Tarantino）導演的非主流市場電影便是其重要投資。非主流不等於低回報，而其投資對美國電影多元文化發展有極重要的貢獻，這正好是香港所缺乏的，也是香港應該學習的，尤其在未來資訊科技發展之下，電影的「內容」將愈來愈重要，而由其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更是難以估計。
像韓國近年娛樂產業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過去二十年來韓國政府在人才培訓和產業投資政策下的成果，這是香港政府和投資者需要認真學習的。以香港崇尚法治和自由的文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比內地更具優勢，目前欠缺的是政府的政策與及投資者的視野。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可能亦是一次讓香港自我調適的契機。

政治家 or 政客 - 胡恩威

04年決定東宮西宮第四集主題為西九龍皇帝，作為特區政府西九龍文娛區發展計劃的觀察回應。始料不及改朝換代在05年發生。過程之戲劇性比舞台上的戲劇更具戲劇性。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舞台比現實的舞台精彩百倍，但大都是鬧劇式笑劇。作為香港人，除了苦笑之外，好像別無他法。畢竟，港人治港這個實踐不是紙上談兵或者是示威叫叫口號便可以實踐；是需要香港人拿出勇氣來承擔的。

殖民地時期香港中產習慣了移民主義，實踐民主也是形式多於實際。七一遊行其實是引發去董換曾的導火線，也說明一國兩制也有著一定的合理性。讀練乙錚先生在信報文章提出香港目前之亂局來自中央錯誤的政策，這點我不敢完全贊同；目前香港的困局來自內部矛盾多於中央的因素。香港各財團和精英階層之間缺乏一種尋求共同利益的誠意，也缺乏帶領社會進步的責任感。習慣了移民時期那種由英國宗主國作主的態度，更沒有負上培育香港領袖人才的責任。

曾先生在填寫職業一欄作政治家，英文是Politician。政治家不是自封的，政治家是以住績界定。以曾先生處理西九龍文娛區的反智短視手法，是較接近政客Politician。比較接近政治家的英文翻譯應該是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英文的Politician帶著負面的政客意思。回顧歷史只有少數幾個人能被稱為政治家：邱吉爾、鄧小平這些開創性的人物才能被公認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也許曾先生在目前的成就也是Politician的層次，離Statesman仍然有一大段距離。通常Politician都是矯飾投機、沒有視野和理想，他們有的只是眼前著數和利益。Statesman是建基於理想，具視野也具備足夠的執行力、領導才能與及改變世界的決心。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具備專業操守、知識、視野和能力的專業政治領袖，而不是現在的Politicians。當然曾先生的Politician之路現在重新起步，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曾先生會透過實踐而成為真正的Statesman。

但這條路不好走，少做少錯可能是曾先生這兩年的策略。但香港政府目前效率之低，若不馬上進行研究和改革，兩年之後香港將缺乏與其他國際城市之競爭力。任財政司期間曾先生曾經負責一個名為營運基金之項目，目的是改革目前一些欠缺效率水平的署，最後並以郵政署和電機工程署試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及後便不了了之。目前香港有很多署級的單位，成本高效益低又欠缺專業知識和效率，拖垮了香港進步的步伐。我比較認識的康文署便是一個明確的例子，香港目前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營運，在康文署管理下，連星加坡也比不上。



而西九龍文娛區的爭拗，也進一步說明香港政府和曾先生對文化藝術的認識是極為膚淺和缺乏視野，重視的只是一些無謂的香港版西方藝術。政府對國際文化市場之了解、藝術機構的運作可謂久見樹木少見樹林！這從政府的西九標書只著眼大型場地而忽視中小型場地和團體之重要反映出來。我反對在沒有一套完整
的文化藝術藍圖或政策之前進行有關西九規劃之工作。但政府的急功近利就是犧牲了香港人文化發展空間。這完全是一種政客之行為，而不是政治家。

God Bless Hong Kong！

香港就是中國的未來？ 胡恩威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流行文化慢慢透在中國各省各地，香港的流行文化不自覺地成為中國現在的一種High Art。
89年以前文化熱，中國的文化主要是馬列主毛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中國的文化體制仍然有看一種權威格局與專嚴。八九以後，中國是向一種高增長經濟之路，目的就是淡化六四的政治危機，這種高速增長經濟政策，不自覺地對中國的文化體制和現狀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高速增長容易變成暴發，暴發文化就是一種反智投機的價值觀。一直以來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文化體制，開始被異化。
文化藝術工作者和知識分子面對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市場成為中國的新宗教，但中國對市場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就好像老外透過唐人街認識中國，存在著極大的誤解，由五十年代起一直是天之驕子的文藝工作者，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格局下，成為了一種可有可無的社群，文化體制不能維護中國傳統High Art的專嚴，原因是文化藝術是精英主義，而市場下的流行文化是完全兩回事，而官能主導香港的流行文化在「市場」的路向下，影響下變得愈來愈大，而在八十年成長的中國年輕人，本身就是港台流行文化的信徒，對官方的八股文化一點興趣也沒有。
香港的文化基因在中國隨處可見，夜總會、桑拿、唱Ｋ、偶像、時裝名牌等等，周星馳成為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的偶像，也完全是八九六四後逃避犬儒主義當道的現象。整個中國都追求一種所謂物質文明的進步，而近年的毛澤東熱其實只是一種民粹主義與眼紅症的現象。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是不能改變，但文化發展是非常令人憂慮。維持經濟政治穩定發展，必須建立於一個多元互動的文化環境之上。
中國人現是享有著前所無有的自由。
表面上是各百花齊放，但實質上來說，中國文化近幾年是向下走，原因首先是大學「擴招政策大學生人數幾何級數向上；大學不再是精英培養的場所，而只是職業訓練學校又或者是減低失業率的機器，人文藝術學科在大學沒有了市場，中國社會再不需要「曲高和寡」的精英了，而一些反智學科如工商管理便成為天之驕子，簡單一點來說，有錢最主要，這就是暴發文化的源頭。
中國近幾年的確是開放了，出版界百家爭鳴，電視也是多姿多彩，但在質角度來說，中國現在是有點被香港化，文學創作也好，電影也好，都缺乏像八十年代精彩的作品，視學藝術變成了一個老外和暴發市場，小聽明是愈來愈利害，靈氣和深度欠奉，表演藝術就把西方的二三流歌舞劇當成High Art經典，而且是最高那裡，大家都不明白西方的表演藝術是有著一個生態現象，而West End和Boardway只是其中一部份，文學方面更是大空洞，這幾十年可以說是甚麼都沒有發生，發生的只是一些麻甩性幻想文學，例如木美子只是一種Susie Wong傳統的後人，她們只能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文學成就，官方對高行健的處理手法就是沒有大氣，中國人習慣了批評就是批鬥，對話就是等於一種認同，而高行健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個案。反映西方在尋找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過程，西方對高的肯定，本來是對中國文學的致意，但西方從來不明白，中國文化藝術自古以來都是絕對的政治化，沒有出現過西方的獨立知識分子，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容許獨立.
未來幾年，中國文化將會愈來愈像香港，一種黎智英式和周星馳式的醒目犬儒文化仍然是主流，他們兩位都是有點金庸先生筆下韋小寶的影子，當然中國從來就是岳不群和韋小寶的世界，而金庸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就是創造了岳不群與韋小寶這兩個人物，尤其是韋小寶，完全是中國所有男人男生的夢想人生，不學無術，好運氣，泡女功夫了家，有財有勢，好像很正義很有義氣，等等等等，總之就是沒有理想和原則，有的是艷福，財氣與運程。
金庸的小說不能達到《Lord of Ring》的境界，就是因為《Lord of Ring》是一種哲學理論的論述和追求，金庸小說就是一種美味的Junk Food，吃是很好吃，但之後就甚麼都沒有了。中國很多知識份子把金庸先生當作為一種大師，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值得研究的現象，香港人都很聰明，反應快，但總是缺乏了知慧和理想，所以金錢才會成為香港這個社會評估人和事的唯一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