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是喝一口沾上月色的烏龍茶

昨晚夢到自己仁愛路的便利店買烏龍茶。冰凍的烏龍茶，一路在仁愛路走，一路喝著烏龍茶。那時你不在我身邊，我一個漫步。我很喜歡台北的樹，尤其是仁愛路的樹，十一月的時候感覺特別好，台北都是小資階級的避風塘，咖啡店，誠品，茶室，各式各樣小小的餐館，小小的書店，都是香港沒有的。上次我們在仁愛路的便利店喝烏龍茶，你問我快不快樂，老實說我從來都不太明白甚麼是快樂，我就是那種看到事情就要行動的人。快樂有個「快」字，快樂應該和速度、時間有關。我常常覺得香港和台北喜歡快感多於快樂，大家都把力量和精神用在追求愛情快感，快愛快感，工作快感；唱ｋ是快感而不是快樂，打電玩是快感而不是快樂。甚麼是快樂？樂是一種心理狀態，不是生理感覺。可能今時今日好好的讀一本書已經是一件快樂的事，好好的走一段路已經是一件快樂的事，好像那個晚上我們在仁愛路走著，慢慢的，看著月亮，一面喝著冰凍的烏龍茶。

九鐵高層兵變不合情不合理


香港九廣鐵路公司高層的「反田北辰」兵變行動是一種反面教材，所謂「和氣」收場其實並沒有解決核心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次九鐵事件確實帶來了一些值得關心的啟示。

九鐵是典型的官僚公營機構，披著公營的羊皮，內裡是官僚的狼。楊啟彥時代建立的九鐵帝國是退休高官的樂園，也是官僚風氣的集中地，政府委任田北辰就是要改革九鐵，但九鐵高層在各種錯失之下，不單沒有自我反省，更以一種突擊黑暗手段進行反田兵變。這是一種不講理的紅衛兵手段，以為人多就是對，但對田的指責其實不合情，也不合理，突發兵變並不合情，兵變以反對「指責文化」為理由更是不合理。

田北辰作為九鐵主席，代表的是公眾利益，而不是行政部門利益。九鐵主席的角色是監管行政部門的工作，不是和高層行政人員做朋友。九鐵高層是典型的「結黨營私」、只顧自身私利，而不是具專業精神和服務大眾的理想，他們的做法罔顧九鐵決策體制，打擊的不單止是九鐵的聲譽，更為香港目前不穩定的政治局面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對特區首長曾蔭權的執政威望帶來一定的打擊。要離開九鐵的應該是九鐵高層，而不是田北辰。

香港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政治上的內訌和權鬥導致政府管治能力下降，經濟上香港未能擺脫那種投機式的經濟，而社會各階層更出現各種各樣的對立，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不單是經濟上，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綜合體，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也是對當下亂局的一種對策，而這次九鐵事件正好說明了目前香港政治局面之混亂，反映傳統行政主導體制的管治能力和威信下滑。

九七前後香港陸續出現了各種各式的公營機構，而這些像九鐵一樣的公營機構的高層職位，大都成為退休公務員的肥缺，薪金高、責任少、權力大、問責低，而董事局大都是一種禮待式的工作，權力都集中在行政主管身上。這些機構的運作透明度低，效率奇差，近年政府也透過董事局委任人選，進行改革。

九鐵便是其中的代表，田北辰的委任已有設定的目標，就是進行九鐵改革的工作。對於官僚來說，改革一定是不受歡迎的。若特區政府對九鐵高層手下留情，縱容這種黑社會式的突擊手段，將帶來極差的示範作用，令以後負責進行改革的公眾人士步步為營，甚至以少做少錯為上策。
香港近幾年越來越有點明朝末年的味道，民主派大都不是「海瑞」就是只說不做的「東林黨」翻版，天天高叫政治道德口號，但不務實，只顧明哲保身，而不務正事。九鐵高層之流有點像朝廷高官，巧立名目，只顧私利。明朝印刷術開始流行，衍生了中國的印刷傳媒，結果是大量的小報出現，造成無中生有的野史傳聞變事實的怪現象，和香港現在的傳媒有點相似。

這可以說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展現，經濟發達也解決不了問題，正如宋明兩朝末年的經濟活動也十分繁盛，但政治體制腐敗而帶來管治素質破產，才是亡國的主因。較早時港府政制改革方案流產其實對香港的未來帶來極多負面因素，而香港的政治和傳媒邪氣當道，像九鐵這種權術、黑道式鬥爭若不強力阻止，香港將永無寧日。所謂和氣收場的方式，只是把問題和鬥爭表面化，體面的做法是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自願辭職，讓田北辰主導九鐵改革及與地鐵公司合併，才是正途，才是正道。

公眾和所有公營機構的管理層都應該明白，改革是唯一出路，為私利而阻止改革，不合民心。九鐵多名經理以召開記者招待會方式支持黎文熹等高層，是火上加油，而記者會所說的內容也缺乏理據，所謂長期與短視的對比和對田北辰問責文化的指責也不具體，唯一的效果是一種黑社會式的「曬馬」（香港俚語，即召集人馬顯示實力），而不是講道理。
田北辰要求二十分鐘改為八分鐘的通報機制有何不對﹖其他大城市的鐵路系統是不是都以二十分鐘為基準，只有田要求八分鐘﹖這些九鐵高層對田的指責，都是一種方便自己、罔顧公眾利益的說法。田北辰出任九鐵主席以來，犯了哪些錯誤﹖若是主席和行政總裁權責不清，為什麼不先在董事會提出澄清，而是採取一種突擊的兵變手法﹖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倒田，完全是對人不對事的做法，不會獲得公眾的支持，更會加快兩鐵合併的進度，而九鐵高層的未來可能也只好是提早退休了。

記憶裡的房子

上次我們在倫敦見面，覺得你變了很多，說話和笑容都比以前多。
倫敦都變得很厲害，四處都是新的食店和書店，晚上的酒館菜館都是人山人海，跟我十多年前在倫敦念書時簡直是兩個世界。你說我應該回倫敦生活，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生活的地方，我現在也不太關心生活這個問題，留下來的決定是非理性的，只覺得既然自己是在香港出生就應該在香港「生活」下去。

很奇怪，最近常常想起十多年前在倫敦生活的情況，BBC的電影節目、唐人街旺記的椒鹽骨飯、大大小小的書店、聖占士公園的草地、倫大亞非學院的中文圖書館、大英圖書館，還有我們常常一起光顧的那間咖啡店，上次我路過的時候發覺一點也沒有改變。

我在倫敦念書的時候也會想起香港的生活，廟街、大牌檔、皇后餐廳、青文書屋、Canton……旺角、漫畫書……回憶和想像其實是同一件事，回憶多了其實就是想像。

以前印刷術並不發達的時候，知識分子都要學習記憶的藝術，建立自己的記憶系統，把大腦當作一個擁有很多層的房屋，不同的房間，有著不同的事物。我想在我的腦裡面，倫敦和香港的房子一定是最大的。

西九重來智慧規劃

提要﹕西九文娛區街道設計應配合大量戶外綠化公園空間，大中小型藝術表演場地共榮共存，並以獨立的管理局經營，用房地產項目補貼支援其運作是可取的模式。


香港政府決定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以下簡稱西九）發展計劃推倒重來，是明智之舉，是順應民意和民情的做法。作為九七回歸後香港最大型的文化發展項目，所牽涉到的不只是文化方面，也對香港未來的都市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西九發展本身有三個層次的格局需要處理，第一是作為城市規劃的最大型計劃，應以怎樣的設計佈局﹖傳統香港式的街道模式﹖巨型大商場模式﹖以公園為主的規劃，配合低密度住宅和商業設施、文化設施﹖西九發展第二個層次是應涵蓋什麼文化設施﹖第三則是應採用什麼樣的營運模式﹖

西九設計的佈局將影響該區未來的發展模式，也影響未來西九的經濟和營運模式。街道設計配合大量戶外綠化公園空間應該是最適合香港城市發展的需要，香港市中心嚴重缺乏大型綠化空間，而西九可以發揮紐約中央公園的功能，成為一個結合文化藝術和綠化的市肺﹔若西九成為太古城式的高密度商住區規劃，將不符合香港城市發展之需要。西九這個三面環海的大型公園應是一個世界級旅遊點，在其中開發的各項房地產項目也應走高檔路線，製造更大的經濟效益，而這個公園也可供香港不同階層的市民共同享用。

文化設施方面，香港目前需要的不單止是傳統的大型表演場地，更需要營造一個由數以百計的藝術空間、書店、咖啡室、茶館、劇院、畫廊、藝術工作室組成的文化藝術社區，而不是單一的一些大型文化場地。港府一直提出香港政府是沒有文化政策的，但只重視大型場地和大型表演藝術團體，本身已經是一種政策，一種忽視文化藝術小型團體和個體戶的政策。

所以，西九應提供機會，讓政府調整目前的殖民地式文化政策，真正實行以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利益為本的政策。西九應成為一個像倫敦West End的綜合型文化娛樂社區，大型、中型、小型場地共榮共存，商業主導的藝術和專才主導的非牟利式藝術都有發展空間，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的西九將為全世界提供一種全新的文化藝術經驗，香港要學習紐約、倫敦的做法，但香港不應翻版倫敦、紐約的模式。
香港應建立自由的文化藝術社區，一種屬於香港的文化藝術身份，而不是盲目地像殖民地時期只著重西方古典表演藝術，忽視香港文化藝術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樣性。其實真正的文化藝術政策是以培養人才為核心，不是香港式的以舉辦活動為重心。
目前由康文署主導的香港文化藝術發展，著重的是非常少數的康文署官僚系統利益，而不是從事經營和創作的藝術文化工作者。殖民地式的文化藝術政策本身只著重把西方文化藝術強行移殖到香港身上，但經過幾十年的強行移殖，西方古典表演藝術在香港不能落地生根，更令香港人對藝術存在著各樣各種的偏見，這是十分不正常的。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對藝術文化應該有更具視野和更開放的態度。紐約、倫敦的文化藝術政策建立了一種磁石效應，成為吸引全球文化藝術精英和工作者之國際都會。香港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社會文化上有一切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條件，香港能成為中國的紐約，在扮演中國的金融中心角色以外，也能成為中國一個主要的文化藝術都會。而西九正好是建立這個文化都會的基石，是香港走向世界文化競技場的開端。

西九的財務和經營更應以此為概念出發，而不應成為另一個官僚式的康文署運作，以機場管理局模式或者是地鐵模式也是可行的考慮。地鐵本身就是以房地產項目補貼公營運輸的概念，以此方式運作和經營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減低政府官僚的幹擾。另外，香港藝術中心和藝穗會兩個獨立藝術場地的經營，也是香港文藝界和國際文藝界所支援的，與康文署管理的文化場地相比，經濟上更有效，管理上更專業，與香港和國際文藝界的關係更密切，與香港市民的互動更多元和有效﹔而其經營和管理模式也是以部分空間的租金收入支援其文化藝術活動和計劃之運作。

因此，以西九管理局經營西九，並以房地產支援其運作是可取的模式，也符合香港未來文化發展的需要。但這個管理局必須運作透明公開，並由具備文化藝術知識和營運經驗的人負責，一方面保證經濟營運的效率，一方面要有國際級的文化場地和活動的規劃。這個西九，必須靠香港商界、政界、文化藝術和各專業界的共同合作，才能成功。

香港廣播業期待新聲

(亞洲週刊 2003年8月3日)

商台續牌風波、電視台和唱片公司捲入賄賂漩渦，暴露香港廣播市場不開放的困局。港府廣播政策落後於科技、文化和政治發展形勢，唯有改革才能找到出路。

近來香港娛樂廣播圈子躲颳起連串風波。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期間，商業電台「烽煙」（phone-in）節目《風波裡的茶杯》嚴詞責罵政府醫療當局負責人管理不善。節目播出後被一些聽眾投訴，指是不公平的苛責。及後，廣播事務管理局向商台發出警告，卻又引起另一些聽眾不滿，認為香港政府有意趁商台即將延續廣播牌照之際加以政治施壓。另一方面，最近廉政公署拘捕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電視台）和幾家唱片公司的一些高層人士，指他們涉嫌賄賂，以求流行曲推廣之便。廉署的高調拘捕行動，成為媒體報道焦點。
表面上看，商業電台續牌風波和廉政公署拘捕事件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完全暴露了香港廣播政策的困局。
目前香港的廣播政策仍然停留在七十年代的殖民地概念，那是一種由英國六十年代翻版過來、一種以電視和電台為重點的廣播概念。香港現在的廣播政策落後於科技，落後於香港傳媒娛樂文化事業的需要，落後於香港社會政治發展的需要。這些落後源於目前香港政府缺乏一個知識傳媒娛樂文化工業的政策研究及執行班底。九七回歸前後，廣播政策是敏感問題，中英雙方都是一動不如一靜，導致香港的廣播政策嚴重落後，制訂政策的官員都是外行領導內行。

與國際規範背道而馳

廣播政策通常分為三個方面，一個是非牟利公營廣播，好像香港電台；另一個是商業廣播牌照的規管和發展；還有一個是有關廣播科技及人才的開發與研究。世界廣播政策的大方向是：選擇多元化，市場開放，公營廣播是為了提升素質而不是了觀眾、聽眾數量。
然而，香港目前的情況剛好相反，市民在電台和電視方面的的選擇很少，電台和電視台數量不多，節目品種也十分單元，市場不開放，發牌制度形成了無線電視台獨大，香港的音樂出版業也被無線的獨大而影響其多元發展，所以才會有該台音樂節目《勁歌金曲》製作人被懷疑收受唱片公司利益的事件出現。
而作為公營電台的香港電台，近年出現了身份危機。該台本身的設計是要發揮類似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功能，定位是提升廣播業的素質，製作高質、多種類的節目，培養廣播人才。但近年領導該台的班子，表現卻和商業廣播一樣，一味以聽眾數目和所謂容易接受為重點，拿著公家的資源在做著一些「商業」的節目。
港台的音樂政策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都把資源放主流的流行曲推廣上，一些「非主流」和有潛質的音樂類型卻被歧視。英國廣播公司的做法則完全相反，它透過其電台和電視平台，為觀眾、聽眾帶來更多不同品種的音樂，不像現在的港台，都把資源投放在一些徒具外表的反智娛樂產品上，美其名是市民的要求，實質上是利用公家的錢，強化某些唱片公司的利益，推廣一種反智的娛樂文化。

沒有數碼廣播時間表

近年數碼廣播科技發展神速，導致電視和電台可以容許更多頻道的存在，而廣播的畫面和聲音的素質也大大提升。但香港政府目前完全沒有一個數碼廣播的時間表，也沒有開始進行一些研究工作。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的客觀條件，最有利成為華南地區的傳媒娛樂文化工業中心。故此，香港政府需要重新檢討目前的廣播政策，首要的工作是改革廣播事務管理局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廣管局一方面不能代表民意，也缺乏廣播工業的專業知識，例如現在主席馮華健就是廣播工業的門外漢，處理《風波裡的茶杯》投訴事件，正好說明目前的廣管是以政治角度看廣播，而不是以廣播專業角度看廣播。政府應該強化廣管局的政策研究角色，吸納更多具備國際廣播知識及廣播技術的人才。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更應進行大改革，效法電訊管理局的做法，吸納更多廣播管理、政策制定和科技的人才。

缺乏鼓勵競爭的政策

香港廣播政策的整體大方向應該是開放市場，引入更多競爭，培養人才，並把香港建立為一個傳媒娛樂廣播工業中心。香港擁有大量影視、音樂創作人才，缺乏的是正規的投資者，以及一個真正開放和鼓勵競爭的工業政策。
而廣播政策本身也包括教育、公民社會和娛樂，現在香港的落伍廣播政策只著重低層次娛樂，忽視廣播推動知識、理性、創意、多元社會的責任。在今日的香港，現行娛樂事業對青少年和社會的影響比學校更大，但香港目前反智的傳媒文化其實是香港政府落後的廣播政策一手造成。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應盡快設定一個由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提出一系列香港廣播政策的改革方案，並以此作為公眾諮詢的基礎。

全球化的香港 娛樂化的傳媒


提要：香港雖然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但傳媒沒有反思世貿組織引起的問題，反以誇大及極端化的手法，報道韓國農民的示威活動，反映香港只求傳真、不扮高深的娛樂式傳媒文化。


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期間香港出現的示威遊行成為了香港傳媒唯一的「焦點」，雖然一些傳媒也於世貿會議期間推出一系列有關世貿的專題報道，但始終頭版新聞和焦點都在示威身上，整個世貿也成為香港傳媒的一次「娛樂事件」。
對於世貿期間的會議內容和詳情，人們只可以在網上國際英語傳媒讀到。電視方面的報道也十分缺乏深度，無線電視台、亞洲電視台、有線電視台的專輯點了一些題，但完全沒有深入討論的可能，這完全是由一種典型港式「只求傳真、不扮高深」的反智傳媒文化所形成。

韓農被塑造成明星

這幾年，香港報紙和雜誌的八卦化、娛樂化已經成為了一種主流；政治新聞、法庭新聞也都以八卦娛樂方式進行報道。這次世貿也不例外，像南韓農民便被塑造成為一種「明星」，很多媒體都強硬地以一種假溫情的手法報道南韓農民示威的情況，而沒有從南韓農民的處境和行動的角度，反思更多有關世貿與弱勢國家之間的關係。
南韓是經濟強國，農民的發展空間一定比弱國好，而南韓農民正好成為了弱國的代言人。但對於這些聲音和他們的困境，香港傳媒並沒有太多的反思和報道。這次示威也成為了一次娛樂香港人的事件，提供可讓香港人「吹水」（香港俚語，即茶餘飯後閒聊）的其中一個話題。世貿過去了，香港傳媒就把它忘記了，像放煙火一樣，沒留下什麼。
可悲的是，香港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香港人其實對「全球化」沒有太大的興趣，對全球化所引起的一連串討論也沒有太多關心，香港公眾當韓國農民是一種「明星」，而不是一種活生生的實體。
十二月十七日的南韓農民與香港警察街頭衝突成為了另一則娛樂新聞，香港報紙的報道手法是誇大的，像《明報》也用「灣仔淪陷」作頭版標題。老實說，這次所謂「衝突」根本是十分克制的，和其他國家發生的世貿會議衝突相比，極度溫和，灣仔沒有任何一家商店被破壞和攻擊，怎能誇大地說成是一種「淪陷」？《蘋果日報》有這樣的標題一點也不出奇，但在《明報》讀到，實在令人覺得不安。
十二月十七日衝擊事件以後，媒體的報道出現了兩種極端：警方是「香港之恥」，警方是「英雄」；南韓農民是「暴民」，南韓農民是「英雄」-- 這種非黑即白式的娛樂新聞報道手法根本是一種膚淺手段。
更可笑的是在香港政府記者會上，有一位《蘋果日報》記者竟然向警務處處長李明逵問「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是否應該下台」這種不對題的問題。就算要下台，也應該是負責這次領導工作的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而不會是唐英年。當然這是一種港式娛樂記者常用的提問方式，就是總之要極端，要挑起大家的對立，在對立中營造更多的新聞話題。

中國媒體詳盡深入

中國內地傳媒報道世貿的手法和角度則完全相反，財經雜誌《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極為詳盡和深入，有著一種以中國角度分析世貿會議的觀點，不是港式的一知半解，尤其在有關農業問題的報道上，比一些國際傳媒更深入和獨到，這說明了中國傳媒的進步及新聞工作的專業。
其實近幾年，中國傳媒報道國際事件和新聞的深度及角度有著極大的進步，這是由於報道國際新聞的自由相對寬鬆的緣故。香港傳媒有極大的自由度，但很多香港傳媒都自甘墮落，並常常以市場為藉口，不思進取，一味報道八卦的邪門新聞，找藉口不做好傳媒的本分，也不負起推動香港進步的責任，這恰恰是香港傳媒未來發展的困局。

香港傳媒現在缺乏了一種追求進步的決心，以香港人性本八卦為藉口，拒絕進步。那天在電視上看著那位年輕的《蘋果日報》記者用高調的口氣，提出一些好像是十分尖銳的問題，實在有紅衛兵的味道。

當然《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是有著毛澤東的影子，他用人膽略過人，反應快，行政能力強，而他的強大影響力慢慢改變了香港人的文化基因。但他的成功恰恰說明了香港知識分子的失敗與精英階層的落伍，才能容許這種小報式媒體老板成為影響香港主流民意的唯一代言人，這是非常可悲的。研究這種文化的形成，尋找方法推動傳媒知識化、多元化，是這次世貿新聞報道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全球化的香港反思全球化

胡恩威

提要：香港有義務也有責任更積極參與國際公民組織的工作，作為香港從全球化得益之回饋。而培養更多具備全球視野的人才，也能配合中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內文：
香港人對「全球化」這個概念都不太明白，但香港人其實就是活在一個「全球化」的城市中，一百多年的自由港政策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的試點。但香港人對於由全球化衍生出來的種種全球政治、社會問題，都只當作花邊新聞。
全球化的概念是美國資本主義強勢下的產物，美國的全球化概念和英國工業革命以後的殖民主義又有著相同的本質，都是為了保護和維持其經濟利益。回顧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由於當時運輸技術和通訊的局限，殖民政府正是一種「地方政府」，殖民宗主國必須投資在基礎建設和教育等等管治工具上，以提高其威信和經濟利益。然而，現在運輸科技和資訊科技非常發達，要控制經濟利益，已經可以運用遙控的手法。

另一種經濟殖民手段
美國鼓吹的自由經濟主義，只是另一種經濟殖民手段，本身並沒有任何長遠視野可言。所謂「全球化」，只會使已發展國家及以城市為單位的地方具備優勢，香港、紐約、倫敦、東京等等大城市都是全球化下之得益者，因此，在過去二十年，全球化並沒有為地球帶來一個更多元、更自由、更公平的環境；反之，貧富懸殊及種種不公平的情況卻是有增無減。

缺乏世界公民意識
香港享盡了全球化帶來之利益，但負起全球化之責任、反思全球化對環境和文化生態之影響卻少之又少。香港經過百多年的殖民歷史，培養出了一種被動的心態，人們嚴重缺乏世界公民的意識，在追求自身經濟增長之同時，忽視反省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很少想到自身可以作出的貢獻。

雖然近幾年香港也出現一些具備全球化觀念的非政府組織，例如樂施會、綠色和平等機構，提醒及敦促香港人關注全世界的扶貧和環境保護事務，但香港的建制裡並沒有一套藍圖，能夠促進香港參與國際公民事務。
與此同時，香港的各所大學也並沒有常設的培訓課程及研究計劃，去發展香港的國際公民事務網絡和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更缺乏一套機制增加香港人參與國際公民組織的經驗，例如設立各種資助計劃，鼓勵港人多參與聯合國轄下之機構的實習，發展以香港為基地的國際公民組織。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有義務也有責任更積極參與國際公民組織的工作，作為香港從全球化得益之回饋。而從長遠發展策略上來看，香港必須培養更多具備全球視野的人才，從而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並配合中國全球化發展的優勢。這些國際經驗更可協助中國，解決它本身在經濟高速發展之下所衍生的各種階級和社會問題。
我們都知道，香港這十年來的反智文化、反英文文化已令香港成為一個二等國際城市，主流傳媒的八卦化更令香港人成為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井底之蛙，所以才會出現「Asia World's City」（亞洲世界城市）這種自降身價的口號。對於這次世貿會議，主流傳媒只著重會議帶來的種種社會治安問題，但並沒有深刻反省香港本身在全球化過程中可扮演的角色，以及須負起的責任。

全球化的樂觀理論

《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不久前出版新作《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世界簡史》），引起極大的爭議和討論。費氏探討全球資訊科技的發展，提出一種全球化的樂觀理論。他認為互聯網和各種電腦科技的高速發展，已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運作模式，並提供機會給發展中國家尋找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印度為例子，就能夠說明發展中國家可建立一種新的知識經濟模式。
香港的知識界和傳媒對這本書並沒有太多報道及討論，但這種以美國觀點出發的全球論述，實在有著太多的話題可供討論，而有關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模式，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道路也有著極大的啟示。這種全球化樂觀論有太多的一廂情願，忽視全球化本身只追求經濟增長的單一指標。這也是目前資本主義的一個困局，在經濟發展之同時，其他社會發展的部分已被邊緣化，而美式自由主義帶來的可能是更大的分化及對立，「九一一」事件本身也是全球化之下的一個警號。

宜三個階段 忌一步到位

胡恩威

提要：港人可批評政府的方案不夠進步，但不能扭曲事實說它退步。香港的民主制度須以「穩」為概念，分三個階段發展，不宜一步到位，必須從速在地方培養執政人才。
內文：

香港第五號報告的方案不是最好最民主的方案，但一定不是一個原地踏步的方案，一定不是一個民主倒退的方案。我們可以反對這個由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批評它不夠全面、不夠徹底，但我們不可以好像《蘋果日報》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般指鹿為馬，把五號政改方案說成為一個比目前制度更不民主的「打橫行」方案。由所有民選區議員參與特首選舉是一種進步，新增功能組別由區議員互選是一種進步，以支持政改交換制定普選時間表可以是一種策略，爭取零七、零八年全面普選可以是一種原則，但運用非理性的邪門手段，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理性做法。

這次政改爭議，政府、泛民主派和傳媒均沒有踏實地向香港市民具體說明香港民主發展的局限和優勢。政改爭議成為一個權力鬥爭的戰場，而不是一次理性的辯論。政府高估了自己的強勢，低估了《蘋果》和其同盟背後的權鬥計算，以及市民期望盡快普選的心理。政府在民意偏向反政府方案之時，更沒有一套有效的應變措施，只在表面的公關形式下功夫，而沒有情理兼備地遊說市民。特首曾蔭權的五分鐘電視講話，劇本只在重覆，缺乏情也缺乏理，語言表情生硬，拍攝手法古板，帶來反效果是理所當然，也反映目前政府缺乏專業政治幕僚及顧問。
十二月四日的遊行失去「七一」的純潔性，但港人確實只有透過遊行才能體現其公民權，這是不健康的，但目前的政治文化和體制已促成了這種民意表態模式。當然上街遊行容易，實踐民主困難。百多年的殖民歷史形成了港人的被動政治文化，到了九七問題出現，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才開始抬頭。但香港的民主發展有一種特色，民意代表和參政都是一種副業，在整個政治運作過程常常只是被諮詢和批評的角色，嚴重缺乏具備執政能力和政治運動的人才。因而香港民主發展的下一步應以民主執政為目標，目前整個香港的執政權力都在公務員體系身上，形成有權無責，民意代表也沒有能力和機會學習執政。

我們應順著香港的歷史和社會現況，為未來的民主政府建立一套理論。香港民主政策應分三個偕段，第一個階段是八十年代到現在的民主議政，民意代表只有議論政策的權力，沒有執政的可能；第二個階段是地方議會推行民選民意代表執政，區議員成為一區之行政首長，負責該區的地方市政工作，以此培養執政人才及建立執政團隊；第三個階段是全面的民主執政議政，即立法會和特首均由全面普選產生。
其實五號政改方案是朝著第二階段發展，但報告並沒有清楚說明一套理論，前特首董建華的七年施政不順，最大的理由是他並沒有看清香港政治和管治之間的關係，並建立一套管治理論和模式。香港要過渡至民主普選執政，必須由地區執政開始，一步到位的全面普選並不符合一國兩制的設計。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希望明天可以普選，但在一國之下的兩制，香港人必須理解中國政治發展的情況。中國是人治社會，香港是法治社會。中國也在建立一套現代化制度，減低人治色彩，但這個過程需要時間。而香港的民主制度其實不只會影響香港，也會影響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因此香港的民主制度必須以「穩」為概念，香港不可能像台灣一樣發展「自主」的民主制度，香港的民主制度必須制訂一系列的安全系數，才不會成為「百日維新」式的一步到位民主。

一步到位式的民主制度對香港的經濟民生帶來太多未知數，並會加速階級之間的矛盾。以三個階段發展香港民主，則會創造時間和空間培養政治人才及公民意識。二零一七年是實施第三階段全面普選最好的時間；零七年實行地區民主執政，重組區議會職能；一二年，特首選舉團完全由民選議員及人大政協組成；一七年最終實行普選特首制度，組黨是不能避免的。

政改五號方案有助香港民主走向更民主，但香港人也會擔心人亡政息，又或者憂慮這方案只是一種拖延的策略。但若香港和中央都沒有一種基本的信任，一國兩制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而中央棄董立曾及過去一年多的降溫做法，也說明了中央的誠意。我們可以不接納，但不可以指鹿為馬、扭曲事實，這是一種破壞雙方信任的做法。國共和談的歷史就是因為有著太多不信任而導致決裂，最後受害的是老百姓。香港人上街爭取普選是正確的，反對五號方案也是可以的，但不可以不負責任、黑白不分，把有小進步的方案，說成不民主、退步的方案。

香港政改

胡恩威 021205

九七年香港政改的討論集中在普選立會和特首的大方向. 香港實行普選是體現港人冶港的最終目標. 以全民普選方法產生執政和立法的公民代表. 這個大方向是沒有爭議的. 爭議的是時間表和方法. 香港討論政改有一個特點, 民主派和特區政府總喜歡以一種抽象的觀念論述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 特區政府以短視的一國概念引証香港民主發展的局限和被動本質, 不可一步到位. 民主派以感性的政治道德高位和兩制的概念確認一步到位式民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雙方在爭議有關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和模式時, 嚴重缺乏以中國政治制度, 香港政冶和民主制度的歷史演變和具體運作的狀況作出論証和分析, 並以此作為未來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籃圖的理論基礎.

每一個政冶制度的演變和運作模式, 都是由不同階級和利益集團互動之下產生, 英國和曰本的君立憲議會體制, 美國的共和總統體制, 反映了這些地方的權力分配和分工. 政治制度本身是一種權力分配和分工的過程. 故此香港在探討香港未來政制必需回顧和分析香港政治和社會面貌的演變, 才能共同開發附合香港整體利益的民主路線圖和時間表.

香港百多年的殖民歷史形成了香港獨有的一種移民城市的社會狀態, 所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Borrowed Time Borrowed Space, 香港自主意識並不強烈, 直至八十年代香港土年土長的香港人形成了一種主流意識, 保釘認中關社中文運動是前奏, 爭取八八直選是一個里程, 九一年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啟動了香港的政黨發展, 香港回歸中國更加速了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意識, 基本法的制定過程在八九年前是容納香港各派各階層參與, 八九六四事件以後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 第二波移民潮出現, 投機短視的快錢心熊成為主流, 獲香港主流支持的民主派與中央政府成為了一種對立和矢去互信的狀態. 也形成了回歸後香港政治失調的前因.

殖民時期英國在香港推行的民主制度, 是一種民主議政的模式, 執政權仍然是集中在官僚體制和倫敦政府身上, 民意代表只是扮演著一種被動的監察政府角色, 重要政策的檢討權和決策權都是由英國主導的. 三級議會是一種對政府在不同層次施政的監察. 香港人沒有太多機會學習有關執政所需的各種專門知識. 親中和民主派等不同政冶營也只著眼於抽像的政冶意識形態爭議. 而嚴重忽視執政所需的各種人材配合, 如公共政策研究和政治幕僚, 大部份的民意代表都以兼職模式參政. 形成了香港的政治嚴重缺乏具制定政策和執政的人材和團隊. 有人把這種現像歸於香港沒有一套容許普選產生執政者的制度, 這可能是一個雞和雞蛋的問題. 港人冶港正正是確定普選執政為香港政制的最終目標. 培養執政人材才是香港未來的政改朝向的目標. 但是由於坐摧民意的泛民主派缺乏培養執政人材的決心和策略, 與中央政府也缺乏互信. 一步到位的普選目標形成了雙方的一個困局. 有著巨大影響力的香港商界習慣了殖民時期的免費政治午餐式運作, 對普選有著介心和保留, 也擔心由普選產生的執政體系損害本身的記得利益. 與及有著與中央政府一種對立的狀態. 商界有著這種心態是公開的事實

五號政改報告也嘗試解開這個困局 , 平衡各方面的優慮, 政府的方案也提昇末來特首的民意含金量, 但是有些根本性的問題仍末解決, 路線圖和時間表是其中之一, 最重要的是報告內容避重就輕, 沒有透過全面檢討香港目前政治體制各項弱點, 對正下藥, 只在增加民意上做了一些提議. 問責制, 行政立法關係, 政黨定位, 公務員角色, 執政人材培養與及 中港關係等等重要議題均缺乏深入分析. 也沒有為香港進行全面普選提出一系列具體和可量化的條件. 摸著石頭過河可是說是五號報告書對香港普選發展的一個概念. 就是由於這個弱點, 才會令陳曰君主教和黎智英可以不太費力便把政府以為是一個增加民意的方案轉化為一個民主倒退的方案. 這是曾特首和許司長需要反思的.

香港末來民主發展應是民主執政為目標, 零七零八的政改應推行地區執政, 改革區議會為地區執政機關, 由民選代表負起地區執政之工作, 提供機會培養民選執政人材, 加強立法會參與施政的角色, 加強民意代表與中央的相互溝通和理解, 營造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條件. 政冶是講求理想之同時也講求實效, 毛澤東說政治不是請客吃反, 香港是不可能也不應該走回頭路, 香港未來的經濟競爭力取決於香港末來政冶制度能否由一個殖民半透明的議政模式轉化為一個建基於民主自由精神的現代政治制度. 為香港市民創造一個更開明更美好的社會.

孫中山先生一百年前提出的三民主義五權分立, 也是根據當時中國國情而設計. 革命嘗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一百年後香港有著所有進行現代化民主政治的各種條件, 作為中國人我們有著這種機遇必需好好珍惜, 我們需要的是耐性智慧和堅持.

娛樂消滅記憶 胡恩威

大娛樂家是由「巧合」這首歌開始，歌詞的內容是關於記憶，一個人遇見一個人，一個記起了一個忘記了。「忘記」和「記起」是娛樂的一個過程，為的是完成自己的慾望或是一種心願。我們在卡拉OK裡面唱歌，把歌詞的感覺唱出來，歌詞和曲式成為腦海裡面的記憶和心裡面的感覺。看電影把劇情對白影像不自覺的留在腦中，把自己代進角色和劇情裡面。

娛樂是一種「潛意識」活動，不知不覺我們被娛樂的意境感染。以前「娛樂」是貴族的一種特權，無產階級的意識價值來自「宗教」，宗教的功能是「控制」人類的慾望，提昇人類與人類之間的相信和關懷。娛樂就是在「釋放」人類的慾望。工業革命以來的「娛樂」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娛樂是以大眾為目標，尋求大眾的最低公因數，娛樂的功能本來應該和宗教一樣，修補人類不完滿的人生，完滿一種人類存在的情懷。但娛樂最後也和宗教一樣，被利用了成為操控人類思想的工具，

不自覺地成為市場經濟下「操控」消費者的工具。娛樂比宗教更危險是因為IN THE NAMEOF 觀眾，便可以壞事做盡，一切責任就由所謂的消費者負責。《大娛樂家》這個戲不是對香港娛樂圈的批評。《大娛樂家》是一次我們對娛樂的論述和情懷的展現。我們不可以避開娛樂，也沒有需要逃避。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什麼也是「娛樂」了。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反客為主，明白自己情懷與慾望之所在，就可以知道娛樂和自己是應該是怎樣互動的。

失戀的人在娛樂裡面治療心靈的痛苦。在想著已分手戀人的聲音眼神感覺，「娛樂」可以是為失戀的人製造更多仇恨，仇恨自己仇恨戀人。娛樂也可以令失戀的人在傷痛的情懷裡面認識自己和知道人生的一切不完滿。娛樂在建構著人的情緒，而情緒是做人做事的一切原動力，情緒會影響人的態度，而態度將會影響我們的性格，而性格就是影響著待人處事的價值和模式，最後決定我們的命運。現在人都生活在為娛樂而娛樂的狀態裡，上班就是等待著下班之後的「娛樂」，而讀書也只是為了「娛樂」，當然讀書上班也可以當成一種娛樂，但這是少數人的選擇。消費主義社會就是要我們成為不停地需要娛樂的消費者，《大娛樂家》裡面也在呈現娛樂的形式內容的關係，娛樂形式可以是一種集體的催眠，我們的記憶被娛樂輸入各式各樣的想像和潛意識。娛樂改變現實，娛樂裡面的對白和情景，重複地不斷出現，成為了一種習慣，一種現實生活的場景。我們需要娛樂，我們需要更多的娛樂，我們也不再需要娛樂。在K場在搖頭場裡面的人，是在重建自己的記憶？清醒之後可以重新再來？還是在把記憶消滅？還是把記憶的能力消滅？沒有記憶之後，快樂和痛苦有沒有存在的可能？
從前的大娛樂家，像Frank Sinatra、Ella Fitzgerald、新馬仔、梁醒波、任劍輝，都有一種情懷，一種活在世上應有的積極情懷，他們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們對存在的肯定。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的離開，在加強香港人的一種集體記憶和對過去懷念的情境，大娛樂家多多少少都是有點像個傳教士，在宣揚一種生活的價值和情懷，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滿的。娛樂是提醒著我們如何面對這些痛苦和不滿，而不是對存在的痛恨。但是科技越發達，經濟發展越快，娛樂越來越像一種精神麻醉劑，人類於是乎越來越失落，無力感也是越來越強。全球化之下的娛樂可能更進一步的在推動著這種麻醉的悲觀情懷。

時間和記憶是娛樂的載體，天天對著電腦打機上網的娛樂， 成為了一種新的自我概念，在網上Ro l e P l ay另一個角色，在遊戲機裡面滿足自己的暴力和破壞一切的慾望， 這個虛擬的自我成為一個新的幻覺身份，好像可以跳出來與自己對話，完成對自己的想像，「現實世界」成為了這個自我的一個「逃避」地方。娛樂成為了逃避的過程和藉口。六十年代是哲學的年代，思考和批評人類存在的意識和意義，二十一世紀是娛樂的年代，思考被界定為沒有「娛樂性」的；催眠和操控是娛樂的本質和主流，知性的娛樂也只能成為一種精英的遊戲，主流娛樂追求的是不同的一樣，而不是多元的個性，資本主義目前最大的危機來自精英與群眾的關係已經倒轉過來，而群眾被利用成腐敗和低俗的理由，娛樂成為控制群眾最有效的工具。這個娛樂新世界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世界。

香港已經進入了沒有「未來」的年代。沒有「未來」是因為「過去」的意識已經不重要，香港這
二十年就是在把「過去」消滅，以前「街頭」文化被大商場所取代，路邊小販、戲院和種種經過百多年累積下來的香港歷史事物，都消失了。香港正在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沒有歷史就是沒有未來。未來香港的生活就是現在的生活，一個十秒等於十年的極速消費年代。而娛樂也成為了一種「消費過程」，娛樂將會成為廣告的工具，而不再是探求人文精神過程。娛樂也在取代宗教和教育，成為人類價值和存在的唯一指標。娛樂是香港人生活的一切，全部。港式娛樂追求的是一種被簡化的人生，港式娛樂沒有理想、沒有未來，有的是幻覺自憐和逃避。人性在港式娛樂下面被簡化異化為一些單一的類型。人在港式娛樂裡面被非人化。人在消費主義的社會裡面被單一化、簡單化。八卦文化主導下的存在價值，就是一種陰險人類陰暗面的大強化。人只可以認同人只可以是醜惡的，人與人只可以沒有信任只有仇恨，只有爭鬥而沒有體諒，這是港式娛樂八卦文化每天在影響著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價值之下的社會，個體只能成為了一種消費的單元，民主也成為了一種八卦民主。而這種狀態下的娛樂，是有點行屍走肉的麻醉、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精神和物質失去了平衡，我們都不自覺地和沒選擇地活在不斷重複的30秒為單位的廣告娛樂世界裡面。

蘋果十年 胡恩威

今年是蘋果創報十週年。這十年，蘋果成為香港文化的香港的一個精神座標。紐約是紐約時報，倫敦是泰誤士報衛報，都是知識份子觀點出發。有著國際視野與及對人文精神的重視。書評版政評版文化藝術版科學科技版都是追求深度的探索和作出啟蒙的功能。香港的蘋果, 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線。蘋果是小報意識型態中產包裝，結合高效率的行政和製作管理手法。在十年內成為了香港精神的文化基因。前蘋果時期的香港報刊出版，是百花齊放的多元分眾，重視文化教育深入報導的華僑曰報,星島曰報，明報和信報。草根大眾路線的東方日報，成報. 中國官方觀點的大公報文匯報. 編採方針，標題立論。都各有風格和原則. 建構了一個多元人文精神面貌. 蘋果的出現完全改變了這個香港人的精神文化基因。蘋果在文字上的廣東口語化和標題誇大化, 不重視深入專業分析只有簡單非黑即白的膚淺道德觀, 構成了一種快餐式的小報格局. 蘋果的成功有兩個主要的理由，首先是高效率的現代發行,市場,管理,製作模式，突破傳統香港辦報落後經營模式, 其二是迎合了香港人後六四的犬儒悲觀今朝有酒今朝醉陰謀論的意識。可悲的是蘋果的報業同行，並沒有深入思考蘋果成功背後的各種理由,從而改革創新, 以創新和提昇品質以此與蘋果進行競爭. 大家都在跟蘋果誇大的編採作風, 成為了一種蘋果的翻版和變種. 一直標旁走大報知識份子路線的明報信報星島，在編採素質和消售量也是年年下降。
最令人擔優的是負責採訪的前線記者和中層編輯都出現水平下降和人材流失的情況，流失的主因是傳媒老板並不重視記者和新聞專業的培育。蘋果式的官能新聞, 其生產並不需要理性和具備豐富知識和經驗的新聞專業人材. 八＋年代香港新聞工作者人材輩出，原因是當然的新聞行業重視記者的培養。文字水平採訪摸式一步一步培訓出來。曾紀何時明報和信報便是高質素新聞工作者的少林寺。現在從事新聞工作已失去專業的社會責任光環，也不會是一門終生的事業。具備經驗和認知的前線記者買少見少。十年前跑立法會的記者是三四年換一批，現在是幾個月一年就大換血。沒有經驗豐富和具備專業知識的記者和編輯，新聞素質怎樣有保証？新聞自由最後被刊用作為做官能新聞的藉口.
我們當然可以方便地把這種情況當作為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先生的責任, 但造成香港新聞質素下降，反智風氣盛行是香港傳媒的集體創作。也反映大部份傳媒投資者忽視傳媒維護人文精神和推動知識發展的社會責任。標旁走大報知識份子路線的明報信報星島, 近年也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 一方強調理性獨立新聞方針。但起題和採訪的實踐.經常出現標題蘋果化，新聞簡單化，文字廣式口語化的情況，在培養作者評論人方面。也只重視專欄式的表熊文章，忽視深入分析型作者的培養。林行止先生的深入評論型作者可以說是後繼無人. 而信報作為香港目前唯一的分析文字主導報，更會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像早前在文化版出現定淫與宣淫一文，活像一編東方功夫荼和蘋果李八方出現的遊戲文章，”大學變妓院、十億包起醫學院”克薄數白欖文字風格, 引經據典的道德高位, 一種犬儒文學的典型。這種遊戲文章其實不藉一提，但在信報文化版出現這種與信報格知識份子的報格格格不入的文章. 也說明了蘋果基因的影響力.
這次名名事件，需要知慧, 理性, 耐性和決心面對，而不是單一的泛道德思維。
蘋果十年，香港的人文精神花果彫零。 這是李嘉誠先生需要思孝的一個課題, 投資＋億於香港人文精神建設比起投資十億教育科研更重要。

香港老樹慘遭殺伐 胡恩威

農曆新年前香港藍塘道跑馬地段大約有二十來棵老樹一起消失，後來看見恒隆地產的標誌，知道一定是因為地產發展的原故才把這些百年老樹消滅，之後我曾多次致電恒隆地產、環保署、地政署、地政署、民政署查詢，了解砍樹的原因以及法理依據，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得到甚麼回應。

沒有部門從事綠化
藍塘道老樹是香港歷史的遺產，也是政府常常說的環保象徵，我就是不太明白，地產商能夠如此忍心把那些老樹消滅，政府如此不負責任容許地產適把這些老樹消滅，香港政府的環保政策，一直都是姿勢多於實際，樹木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首先，法例上香港沒有《樹木法》，作為保護老樹和推動香港緣化的指標，政策制訂上，香港政府目前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部門從事香港緣化政策的研究工作，在緣化和種樹的工作上，也沒有統籌和協調，很多部門都在種樹種花，但沒有量和質的指標，香港政府從來也沒有進行任何全面的「樹口調查」，就只有七十年代市政局出版了幾本關於香港樹木和花奔的圖片書。
若果港府真的有誠意落實緣化政策，必須從政府架構著手，委派一個政策局專責全面的政策研究和制訂工作，並與香港大專學院和民間環保團體發展一系列的研究項目，例如進行全港「樹口調查」，比較其他城市的緣化政策，盡快制訂《樹木法》，及制訂一套未來香港種樹的藍圖和指標。

樹木比率國際最低
現在香港的種樹政策常把植物當成一種「裝飾品」，市區裡面看到的只是一個一個大大小小的花圃，「死了又換，死了再換」，沒有落地生根的樹，老樹在高地價政策下成為了地產商的「眼中釘」，政府也沒有制訂利誘地產商保護老樹的權制，所以香港老樹在近三十年傷亡慘重，藍塘道的老樹的消失就是典型例子。
沒有一個政策，康文署的角色只是「花王」，路政署、地政署、規劃署、環保署、民政署、房屋署、教育署（校舍）、拓展署和區議會、建築署，都好像在從事與種植樹木有關的工作，但都各為其政，沒有指標，也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如何分工，所以香港的都市空間的樹木比率是眾多國際城市中最低的。中國內地城市的緣化工作極為成功，各市均設立一個統一機制與指標，進行有關植樹的工作，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成都的緣化比率都比香港高，原因就是政府非常認真和專業，不像香港，只會叫口號，做公關，不做實事，若果我們能夠知道藍塘道老樹消失的來龍去脈，從中學習，已可掌握足夠資料，去制訂健全的老樹保護制度了。

學習迪士尼 發揮創意文化　　胡恩威　


前言：與迪士尼的成功相比，香港有普及的多媒體文化，又有崇尚自由和法治的文化，欠缺的只是一個有效和具視野的教育和研究平台。迪士尼是全球文化產業的獨特個案，獨特之處在於迪士尼的創辦哲學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是西方童話故事的現代演譯。

自一九五五年華特．迪士尼創辦迪士尼樂園直到今天，為了延續這個西方童話故事，迪士尼一直跟西方資訊科技、電影工業和電視產業有直接互動關係。迪士尼樂園本身就是一個展示最新多媒體互動科技與及建築工程學的平台，而由迪士尼投資的電視電影文化產業，也是直接和科技掛鈎的，像由蘋果電腦創辦人Steve Job創辦的彼思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年已成為迪士尼最具票房叫座力與及經濟效益的單位，反斗奇兵（Toy Story）、海底奇兵（Finding Nemo）、超人特攻隊（The Incredibles）等電腦動畫，除了在全球電影票房大收旺場之外，更為其周邊產品創造了巨大的市場。迪士尼的成功，是創意、人文學科、市場營運知識與及高科技的結合（見圖一），這是廿一世紀創意產業必須具備的平台，而迪士尼這個平台，正是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所缺乏的。

建立華人創意產業新體制
目前華人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仍然停留在一種山寨廠式的運作模式。無論是投資模式、生產方法和發行架構，均缺乏一套健全的體制和文化配合。美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正是建基於一套健全和多元的體制，與及西方基督教人文精神的意識形態之上。近年提出的美國文化全球化威脅論，正好說明美國創意產業目前的經濟力量和對全球文化發展之影響力。在評價這些影響力是好是壞之前，我們必須具體地分析和研究這些全球創意產業機構的運作模式，才能知己知彼，繼而發展一套屬於華人社會和對全球多元文化發展具貢獻的新體制。這個體制是必須建立的，理由十分簡單，在未來全球競爭力競賽，創意文化產業將會是重要的一環，這種說法我想沒有人會有異議，但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在華人社會中仍缺乏有效的討論和分析。
目前華人文化產業的發展面對幾個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一個像西方基督教一樣的共同價值系統。儒家思想的觀點有太多不同的版本和理念，而改革開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國更是面對前所未有的文化價值危機，由社會主義到現在的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上根本有極大的對立，華人文化產業並沒有像西方一樣經歷一次循序漸變的過程。香港在華人社會裡雖然有相對穩定和自由的空間，但在從前殖民統治下，香港在文化上並沒有長遠的視野，也沒有長遠的人才培育政策。殖民地政府對此不重視，恐怕是害怕文化藝術本身有太多民族自覺和身份認同的元素。

學習迪士尼的成功模式
人才、資金和科技是啟動文化產業的三大元素，迪士尼是一個成功的個案，讓香港人學習，可惜，近年在香港有關迪士尼的討論都只集中在「如何吸引遊客」的部分，而忽視分析和學習迪士尼成功的模式和理由。
日本投資迪士尼的模式和香港絕不一樣，日本迪士尼樂園是採用一種共同合作和開發的模式。日本強大的工業、科技和人才，正好配合迪士尼的需要，但回看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政府只眼於運輸基建和遊客宣傳部分，而沒有通過這次與迪士尼合作的機會，深入學習和認識迪士尼的具體運作。在香港的教育和人才培訓政策上，更沒有好好培養足夠人才參與迪士尼未來的工作。像負責香港迪士尼樂園幕後運作的技術人員和前線的表演者就出現嚴重錯配的情況。這種情況，再次說明香港嚴重缺乏一套完善的創意產業人才培訓政策。
香港的中小學，完全缺乏藝術文化基礎教育﹔大學培育的創意產業人才，質和量又未能令人滿意。目前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仍然以香港內部人力市場為基數﹔但我認為香港未來的教育和人才政策，應以中國和亞太區市場為目標，培養高質人才，而透過與迪士尼的合作，正好是一個學習和培育人才的機會。
在多媒體科技和與文化相關的項目的研究上，香港的大學應該制訂一套更具視野的研究政策以作配合，可惜香港目前重工科和醫科的研究政策，導致本地對多媒體創意產業的研究嚴重落伍，具備美學訓練與電腦程式設計知識的人才嚴重缺乏。香港有普及的視覺文化以及多媒體科技文化，又有大量有潛質的人才，欠缺的只是一個有效和具視野的教育和研究平台而已。

等待具人文精神的投資者
迪士尼本身除了是一個主題公園以外，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者，與彼思動畫工作室的合作便是成功的一例，而迪士尼投資的電影電視更是推動美國文化多元發展的例子。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理應是文化創意產業集資的好地方，像紐約本身正是推動美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融資基地。可惜，香港和華人社會目前正正缺乏像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傳媒機構那種運作模式的創意產業投資者和機構。香港目前的投資文化大多重在金融和地產之上，而封閉的傳媒規管架構，更難衍生一個專業的創意文化產業投資市場。
香港近年的傳媒產品單一化和「八卦化」，正是香港欠缺多元、專業、和具創意的傳媒產業文化的惡性循環，而香港電影業目前面對的困局，就是因為香港欠缺多元融資模式的惡果。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香港已經失去具備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投資者，絕大部分的投資電影產業的機構都只求一時之回報。黑社會電影和搞笑電影大行其道，人文電影的衰落，並不是香港市場不接受，而是香港整個傳媒娛樂電影體制缺乏多元投資模式所引致的後果。迪士尼的投資取向實踐了人文精神傳統，像旗下的Miramax公司，所製作和投資的電影，品種和類型均以多元取向為主，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昆頓塔倫天奴（Ouentin Tarantino）導演的非主流市場電影便是其重要投資。非主流不等於低回報，而其投資對美國電影多元文化發展有極重要的貢獻，這正好是香港所缺乏的，也是香港應該學習的，尤其在未來資訊科技發展之下，電影的「內容」將愈來愈重要，而由其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更是難以估計。
像韓國近年娛樂產業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過去二十年來韓國政府在人才培訓和產業投資政策下的成果，這是香港政府和投資者需要認真學習的。以香港崇尚法治和自由的文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比內地更具優勢，目前欠缺的是政府的政策與及投資者的視野。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可能亦是一次讓香港自我調適的契機。

政治家 or 政客 - 胡恩威

04年決定東宮西宮第四集主題為西九龍皇帝，作為特區政府西九龍文娛區發展計劃的觀察回應。始料不及改朝換代在05年發生。過程之戲劇性比舞台上的戲劇更具戲劇性。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舞台比現實的舞台精彩百倍，但大都是鬧劇式笑劇。作為香港人，除了苦笑之外，好像別無他法。畢竟，港人治港這個實踐不是紙上談兵或者是示威叫叫口號便可以實踐；是需要香港人拿出勇氣來承擔的。

殖民地時期香港中產習慣了移民主義，實踐民主也是形式多於實際。七一遊行其實是引發去董換曾的導火線，也說明一國兩制也有著一定的合理性。讀練乙錚先生在信報文章提出香港目前之亂局來自中央錯誤的政策，這點我不敢完全贊同；目前香港的困局來自內部矛盾多於中央的因素。香港各財團和精英階層之間缺乏一種尋求共同利益的誠意，也缺乏帶領社會進步的責任感。習慣了移民時期那種由英國宗主國作主的態度，更沒有負上培育香港領袖人才的責任。

曾先生在填寫職業一欄作政治家，英文是Politician。政治家不是自封的，政治家是以住績界定。以曾先生處理西九龍文娛區的反智短視手法，是較接近政客Politician。比較接近政治家的英文翻譯應該是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英文的Politician帶著負面的政客意思。回顧歷史只有少數幾個人能被稱為政治家：邱吉爾、鄧小平這些開創性的人物才能被公認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也許曾先生在目前的成就也是Politician的層次，離Statesman仍然有一大段距離。通常Politician都是矯飾投機、沒有視野和理想，他們有的只是眼前著數和利益。Statesman是建基於理想，具視野也具備足夠的執行力、領導才能與及改變世界的決心。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具備專業操守、知識、視野和能力的專業政治領袖，而不是現在的Politicians。當然曾先生的Politician之路現在重新起步，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曾先生會透過實踐而成為真正的Statesman。

但這條路不好走，少做少錯可能是曾先生這兩年的策略。但香港政府目前效率之低，若不馬上進行研究和改革，兩年之後香港將缺乏與其他國際城市之競爭力。任財政司期間曾先生曾經負責一個名為營運基金之項目，目的是改革目前一些欠缺效率水平的署，最後並以郵政署和電機工程署試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及後便不了了之。目前香港有很多署級的單位，成本高效益低又欠缺專業知識和效率，拖垮了香港進步的步伐。我比較認識的康文署便是一個明確的例子，香港目前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營運，在康文署管理下，連星加坡也比不上。



而西九龍文娛區的爭拗，也進一步說明香港政府和曾先生對文化藝術的認識是極為膚淺和缺乏視野，重視的只是一些無謂的香港版西方藝術。政府對國際文化市場之了解、藝術機構的運作可謂久見樹木少見樹林！這從政府的西九標書只著眼大型場地而忽視中小型場地和團體之重要反映出來。我反對在沒有一套完整
的文化藝術藍圖或政策之前進行有關西九規劃之工作。但政府的急功近利就是犧牲了香港人文化發展空間。這完全是一種政客之行為，而不是政治家。

God Bless Hong Kong！

香港就是中國的未來？ 胡恩威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流行文化慢慢透在中國各省各地，香港的流行文化不自覺地成為中國現在的一種High Art。
89年以前文化熱，中國的文化主要是馬列主毛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中國的文化體制仍然有看一種權威格局與專嚴。八九以後，中國是向一種高增長經濟之路，目的就是淡化六四的政治危機，這種高速增長經濟政策，不自覺地對中國的文化體制和現狀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高速增長容易變成暴發，暴發文化就是一種反智投機的價值觀。一直以來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文化體制，開始被異化。
文化藝術工作者和知識分子面對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市場成為中國的新宗教，但中國對市場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就好像老外透過唐人街認識中國，存在著極大的誤解，由五十年代起一直是天之驕子的文藝工作者，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格局下，成為了一種可有可無的社群，文化體制不能維護中國傳統High Art的專嚴，原因是文化藝術是精英主義，而市場下的流行文化是完全兩回事，而官能主導香港的流行文化在「市場」的路向下，影響下變得愈來愈大，而在八十年成長的中國年輕人，本身就是港台流行文化的信徒，對官方的八股文化一點興趣也沒有。
香港的文化基因在中國隨處可見，夜總會、桑拿、唱Ｋ、偶像、時裝名牌等等，周星馳成為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的偶像，也完全是八九六四後逃避犬儒主義當道的現象。整個中國都追求一種所謂物質文明的進步，而近年的毛澤東熱其實只是一種民粹主義與眼紅症的現象。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是不能改變，但文化發展是非常令人憂慮。維持經濟政治穩定發展，必須建立於一個多元互動的文化環境之上。
中國人現是享有著前所無有的自由。
表面上是各百花齊放，但實質上來說，中國文化近幾年是向下走，原因首先是大學「擴招政策大學生人數幾何級數向上；大學不再是精英培養的場所，而只是職業訓練學校又或者是減低失業率的機器，人文藝術學科在大學沒有了市場，中國社會再不需要「曲高和寡」的精英了，而一些反智學科如工商管理便成為天之驕子，簡單一點來說，有錢最主要，這就是暴發文化的源頭。
中國近幾年的確是開放了，出版界百家爭鳴，電視也是多姿多彩，但在質角度來說，中國現在是有點被香港化，文學創作也好，電影也好，都缺乏像八十年代精彩的作品，視學藝術變成了一個老外和暴發市場，小聽明是愈來愈利害，靈氣和深度欠奉，表演藝術就把西方的二三流歌舞劇當成High Art經典，而且是最高那裡，大家都不明白西方的表演藝術是有著一個生態現象，而West End和Boardway只是其中一部份，文學方面更是大空洞，這幾十年可以說是甚麼都沒有發生，發生的只是一些麻甩性幻想文學，例如木美子只是一種Susie Wong傳統的後人，她們只能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文學成就，官方對高行健的處理手法就是沒有大氣，中國人習慣了批評就是批鬥，對話就是等於一種認同，而高行健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個案。反映西方在尋找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過程，西方對高的肯定，本來是對中國文學的致意，但西方從來不明白，中國文化藝術自古以來都是絕對的政治化，沒有出現過西方的獨立知識分子，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容許獨立.
未來幾年，中國文化將會愈來愈像香港，一種黎智英式和周星馳式的醒目犬儒文化仍然是主流，他們兩位都是有點金庸先生筆下韋小寶的影子，當然中國從來就是岳不群和韋小寶的世界，而金庸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就是創造了岳不群與韋小寶這兩個人物，尤其是韋小寶，完全是中國所有男人男生的夢想人生，不學無術，好運氣，泡女功夫了家，有財有勢，好像很正義很有義氣，等等等等，總之就是沒有理想和原則，有的是艷福，財氣與運程。
金庸的小說不能達到《Lord of Ring》的境界，就是因為《Lord of Ring》是一種哲學理論的論述和追求，金庸小說就是一種美味的Junk Food，吃是很好吃，但之後就甚麼都沒有了。中國很多知識份子把金庸先生當作為一種大師，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值得研究的現象，香港人都很聰明，反應快，但總是缺乏了知慧和理想，所以金錢才會成為香港這個社會評估人和事的唯一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