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知道賽果的球賽

胡恩威

香港的特首選舉是一場「事先知道賽果的球賽」，八百人小圈子選舉制度根本不能夠是一場真正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曾蔭權的參選，是一種爭取民意的過程；但梁家傑作為一位支持全面直選的直選立法會議員，是不應該參與這種不民主的選舉的，這也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主流派缺乏長遠策略。讓曾蔭權「自動當選」才能夠進一步凸顯八百人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更令曾蔭權失去爭取民意的機會，也令其政府失去民意認受性。一些人則認為這次選舉是一次普選演習，中央應體會香港是有足夠條件進行普選的，但這可能是一廂情願的看法。

曾蔭權的必勝、梁家傑的必敗恰恰是香港民主政治的困局，梁的參選只是進一步鞏固曾的管治權威。九六年的特首選舉才是真正有競爭的「選舉」，幾位候選人均是有「勢力」人士，各自在八百人選舉團中有一定影響力。但八百人的小圈子本質形成那次「選舉活動」是在北京進行，而不是在香港進行，遊說的對象是北京中央政府，而不是香港人。這種不透明的選舉模式是產生權術政治的土壤，而權術政治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頭號敵人，像目前的台灣民主政治也被權術政治所腐化。權術政治從來都是中國政治的主流，帝制不存在，但權術政治仍存在於華人社會中。權術政治著重不公開、不公平、不光明的政治鬥爭，政客知行不合一，利用民意和民主制度打擊對手。這是臺灣民主政治給我們的啟示。

「制度」要運行成功，必須建基於一種「集體」價值觀之上，價值觀不改，制度難以運行。香港的法治制度建基於港人守法價值觀之上，民主制度也一樣，沒有具民主價值觀的群眾，民主制度是無法真正落實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由價值觀開始，而不是由「制度」開始。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改變了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自由、人權、創新、科學等觀念開始體制化，大學的建立體現了學術自由自主，神權政權皇權的分立、經濟體制的形成，都是經過一個演變的過程，也建構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

香港要真正落實民主制度，必須由「價值觀」建立開始。港人面對的兩難是，由壹傳媒老板黎智英主導的民主或泛民主運動本質是反智和以「狗仔」價值觀為主導，與西方的民主多元人文價值觀是兩碼事，而部分保守派、親京派都喜歡吃政治免費午餐，只重自身利益，其價值觀和民主格格不入。而公務員是全職在從事香港的政治和管治工作，但目前香港公務員體制不重視研究、培訓與進修，專業知識水平低，文化知識弱，管治觀念落伍，不認識中國的政治運作，缺乏國際視野。但公務員守法廉潔的價值觀，恰恰是他們能成為執政黨的主因。在目前香港政治人才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公務員成了唯一選擇。

我們不必對曾蔭權抱太大的期望，他當特首，說明香港政治回歸去九七前的殖民式政治，執行管治權也是在公務員身上，公務員是執政黨，中央提供某程度上的方向指示，但沒有經過真正民主洗禮的執政黨。不幸的是香港各政策局目前的施政失誤，病源均來自公務員制度的落伍與保守。民主派也不能有效監察政府，推動政府改革。泛民的主導思想是一種被動（reactive）的批評者而不是體制改革的推動者，其他非泛民政黨派別更是各自為政，一些更只關心北京想法而不是香港利益。這是一種長期身處殖民統治的政治現象。

長遠來說，香港和北京應進行有關「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研究，尤其在政制、憲制和法制方面。制度不會永恆不變，而「一國兩制」在這十年也有不同的演變。董建華當特首的「一國兩制」，是相對上獨立自由的「一國兩制」；曾蔭權當特首的「一國兩制」，則相對上沒有那麼獨立自由。中國政治是人決定制度遊戲規則，一朝天子一朝臣，曾蔭權取代董建華是胡溫體制的新政。現在，曾蔭權當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需要思考的是未來特首與中央領導互動的模式如何減低「人治」的元素、未來香港的政治人才如何培養、香港的政治人才和中國政治發展的關係，而香港公務員制度改革也是必須研究的課題。

曾蔭權和梁家傑的政綱都沒有太大的新意，也不敢碰一些敏感如公務員制度的問題。曾蔭權過分務實，一味講經濟；梁家傑過分務虛，一味講普選。兩人都未能啟發香港人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教育方面就只有一些小班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口號，而社會企業也只是一些概念，沒有詳細的分析。兩人的辯論「內容」平平無奇，看過英美元首選舉辯論的，就知道曾梁的那場辯論根本是不合格。

作為公民教育，曾梁之戰只是一次演習，但只有形式，缺乏內容，是一種表演，多於一次反思。要成為特首，最重要的不是民意而是實實在在的領導和執政能力，以及能否建立一個有共同理念的執政團隊。但在香港的業餘政黨文化下，執政團隊很難成形。真正的政治家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所以曾蔭權的「可為不可為論」是典型的公務員價值，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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