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16


九鐵高層兵變不合情不合理


香港九廣鐵路公司高層的「反田北辰」兵變行動是一種反面教材,所謂「和氣」收場其實並沒有解決核心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次九鐵事件確實帶來了一些值得關心的啟示。

九鐵是典型的官僚公營機構,披著公營的羊皮,內裡是官僚的狼。楊啟彥時代建立的九鐵帝國是退休高官的樂園,也是官僚風氣的集中地,政府委任田北辰就是要改革九鐵,但九鐵高層在各種錯失之下,不單沒有自我反省,更以一種突擊黑暗手段進行反田兵變。這是一種不講理的紅衛兵手段,以為人多就是對,但對田的指責其實不合情,也不合理,突發兵變並不合情,兵變以反對「指責文化」為理由更是不合理。

田北辰作為九鐵主席,代表的是公眾利益,而不是行政部門利益。九鐵主席的角色是監管行政部門的工作,不是和高層行政人員做朋友。九鐵高層是典型的「結黨營私」、只顧自身私利,而不是具專業精神和服務大眾的理想,他們的做法罔顧九鐵決策體制,打擊的不單止是九鐵的聲譽,更為香港目前不穩定的政治局面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對特區首長曾蔭權的執政威望帶來一定的打擊。要離開九鐵的應該是九鐵高層,而不是田北辰。

香港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政治上的內訌和權鬥導致政府管治能力下降,經濟上香港未能擺脫那種投機式的經濟,而社會各階層更出現各種各樣的對立,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不單是經濟上,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綜合體,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也是對當下亂局的一種對策,而這次九鐵事件正好說明了目前香港政治局面之混亂,反映傳統行政主導體制的管治能力和威信下滑。

九七前後香港陸續出現了各種各式的公營機構,而這些像九鐵一樣的公營機構的高層職位,大都成為退休公務員的肥缺,薪金高、責任少、權力大、問責低,而董事局大都是一種禮待式的工作,權力都集中在行政主管身上。這些機構的運作透明度低,效率奇差,近年政府也透過董事局委任人選,進行改革。

九鐵便是其中的代表,田北辰的委任已有設定的目標,就是進行九鐵改革的工作。對於官僚來說,改革一定是不受歡迎的。若特區政府對九鐵高層手下留情,縱容這種黑社會式的突擊手段,將帶來極差的示範作用,令以後負責進行改革的公眾人士步步為營,甚至以少做少錯為上策。
香港近幾年越來越有點明朝末年的味道,民主派大都不是「海瑞」就是只說不做的「東林黨」翻版,天天高叫政治道德口號,但不務實,只顧明哲保身,而不務正事。九鐵高層之流有點像朝廷高官,巧立名目,只顧私利。明朝印刷術開始流行,衍生了中國的印刷傳媒,結果是大量的小報出現,造成無中生有的野史傳聞變事實的怪現象,和香港現在的傳媒有點相似。

這可以說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展現,經濟發達也解決不了問題,正如宋明兩朝末年的經濟活動也十分繁盛,但政治體制腐敗而帶來管治素質破產,才是亡國的主因。較早時港府政制改革方案流產其實對香港的未來帶來極多負面因素,而香港的政治和傳媒邪氣當道,像九鐵這種權術、黑道式鬥爭若不強力阻止,香港將永無寧日。所謂和氣收場的方式,只是把問題和鬥爭表面化,體面的做法是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自願辭職,讓田北辰主導九鐵改革及與地鐵公司合併,才是正途,才是正道。

公眾和所有公營機構的管理層都應該明白,改革是唯一出路,為私利而阻止改革,不合民心。九鐵多名經理以召開記者招待會方式支持黎文熹等高層,是火上加油,而記者會所說的內容也缺乏理據,所謂長期與短視的對比和對田北辰問責文化的指責也不具體,唯一的效果是一種黑社會式的「曬馬」(香港俚語,即召集人馬顯示實力),而不是講道理。
田北辰要求二十分鐘改為八分鐘的通報機制有何不對﹖其他大城市的鐵路系統是不是都以二十分鐘為基準,只有田要求八分鐘﹖這些九鐵高層對田的指責,都是一種方便自己、罔顧公眾利益的說法。田北辰出任九鐵主席以來,犯了哪些錯誤﹖若是主席和行政總裁權責不清,為什麼不先在董事會提出澄清,而是採取一種突擊的兵變手法﹖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倒田,完全是對人不對事的做法,不會獲得公眾的支持,更會加快兩鐵合併的進度,而九鐵高層的未來可能也只好是提早退休了。

20060315


記憶裡的房子

上次我們在倫敦見面,覺得你變了很多,說話和笑容都比以前多。
倫敦都變得很厲害,四處都是新的食店和書店,晚上的酒館菜館都是人山人海,跟我十多年前在倫敦念書時簡直是兩個世界。你說我應該回倫敦生活,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生活的地方,我現在也不太關心生活這個問題,留下來的決定是非理性的,只覺得既然自己是在香港出生就應該在香港「生活」下去。

很奇怪,最近常常想起十多年前在倫敦生活的情況,BBC的電影節目、唐人街旺記的椒鹽骨飯、大大小小的書店、聖占士公園的草地、倫大亞非學院的中文圖書館、大英圖書館,還有我們常常一起光顧的那間咖啡店,上次我路過的時候發覺一點也沒有改變。

我在倫敦念書的時候也會想起香港的生活,廟街、大牌檔、皇后餐廳、青文書屋、Canton……旺角、漫畫書……回憶和想像其實是同一件事,回憶多了其實就是想像。

以前印刷術並不發達的時候,知識分子都要學習記憶的藝術,建立自己的記憶系統,把大腦當作一個擁有很多層的房屋,不同的房間,有著不同的事物。我想在我的腦裡面,倫敦和香港的房子一定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