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迪士尼 發揮創意文化　　胡恩威　


前言：與迪士尼的成功相比，香港有普及的多媒體文化，又有崇尚自由和法治的文化，欠缺的只是一個有效和具視野的教育和研究平台。迪士尼是全球文化產業的獨特個案，獨特之處在於迪士尼的創辦哲學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是西方童話故事的現代演譯。

自一九五五年華特．迪士尼創辦迪士尼樂園直到今天，為了延續這個西方童話故事，迪士尼一直跟西方資訊科技、電影工業和電視產業有直接互動關係。迪士尼樂園本身就是一個展示最新多媒體互動科技與及建築工程學的平台，而由迪士尼投資的電視電影文化產業，也是直接和科技掛鈎的，像由蘋果電腦創辦人Steve Job創辦的彼思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年已成為迪士尼最具票房叫座力與及經濟效益的單位，反斗奇兵（Toy Story）、海底奇兵（Finding Nemo）、超人特攻隊（The Incredibles）等電腦動畫，除了在全球電影票房大收旺場之外，更為其周邊產品創造了巨大的市場。迪士尼的成功，是創意、人文學科、市場營運知識與及高科技的結合（見圖一），這是廿一世紀創意產業必須具備的平台，而迪士尼這個平台，正是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所缺乏的。

建立華人創意產業新體制
目前華人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仍然停留在一種山寨廠式的運作模式。無論是投資模式、生產方法和發行架構，均缺乏一套健全的體制和文化配合。美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正是建基於一套健全和多元的體制，與及西方基督教人文精神的意識形態之上。近年提出的美國文化全球化威脅論，正好說明美國創意產業目前的經濟力量和對全球文化發展之影響力。在評價這些影響力是好是壞之前，我們必須具體地分析和研究這些全球創意產業機構的運作模式，才能知己知彼，繼而發展一套屬於華人社會和對全球多元文化發展具貢獻的新體制。這個體制是必須建立的，理由十分簡單，在未來全球競爭力競賽，創意文化產業將會是重要的一環，這種說法我想沒有人會有異議，但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在華人社會中仍缺乏有效的討論和分析。
目前華人文化產業的發展面對幾個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一個像西方基督教一樣的共同價值系統。儒家思想的觀點有太多不同的版本和理念，而改革開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國更是面對前所未有的文化價值危機，由社會主義到現在的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上根本有極大的對立，華人文化產業並沒有像西方一樣經歷一次循序漸變的過程。香港在華人社會裡雖然有相對穩定和自由的空間，但在從前殖民統治下，香港在文化上並沒有長遠的視野，也沒有長遠的人才培育政策。殖民地政府對此不重視，恐怕是害怕文化藝術本身有太多民族自覺和身份認同的元素。

學習迪士尼的成功模式
人才、資金和科技是啟動文化產業的三大元素，迪士尼是一個成功的個案，讓香港人學習，可惜，近年在香港有關迪士尼的討論都只集中在「如何吸引遊客」的部分，而忽視分析和學習迪士尼成功的模式和理由。
日本投資迪士尼的模式和香港絕不一樣，日本迪士尼樂園是採用一種共同合作和開發的模式。日本強大的工業、科技和人才，正好配合迪士尼的需要，但回看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政府只眼於運輸基建和遊客宣傳部分，而沒有通過這次與迪士尼合作的機會，深入學習和認識迪士尼的具體運作。在香港的教育和人才培訓政策上，更沒有好好培養足夠人才參與迪士尼未來的工作。像負責香港迪士尼樂園幕後運作的技術人員和前線的表演者就出現嚴重錯配的情況。這種情況，再次說明香港嚴重缺乏一套完善的創意產業人才培訓政策。
香港的中小學，完全缺乏藝術文化基礎教育﹔大學培育的創意產業人才，質和量又未能令人滿意。目前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仍然以香港內部人力市場為基數﹔但我認為香港未來的教育和人才政策，應以中國和亞太區市場為目標，培養高質人才，而透過與迪士尼的合作，正好是一個學習和培育人才的機會。
在多媒體科技和與文化相關的項目的研究上，香港的大學應該制訂一套更具視野的研究政策以作配合，可惜香港目前重工科和醫科的研究政策，導致本地對多媒體創意產業的研究嚴重落伍，具備美學訓練與電腦程式設計知識的人才嚴重缺乏。香港有普及的視覺文化以及多媒體科技文化，又有大量有潛質的人才，欠缺的只是一個有效和具視野的教育和研究平台而已。

等待具人文精神的投資者
迪士尼本身除了是一個主題公園以外，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者，與彼思動畫工作室的合作便是成功的一例，而迪士尼投資的電影電視更是推動美國文化多元發展的例子。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理應是文化創意產業集資的好地方，像紐約本身正是推動美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融資基地。可惜，香港和華人社會目前正正缺乏像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傳媒機構那種運作模式的創意產業投資者和機構。香港目前的投資文化大多重在金融和地產之上，而封閉的傳媒規管架構，更難衍生一個專業的創意文化產業投資市場。
香港近年的傳媒產品單一化和「八卦化」，正是香港欠缺多元、專業、和具創意的傳媒產業文化的惡性循環，而香港電影業目前面對的困局，就是因為香港欠缺多元融資模式的惡果。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香港已經失去具備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投資者，絕大部分的投資電影產業的機構都只求一時之回報。黑社會電影和搞笑電影大行其道，人文電影的衰落，並不是香港市場不接受，而是香港整個傳媒娛樂電影體制缺乏多元投資模式所引致的後果。迪士尼的投資取向實踐了人文精神傳統，像旗下的Miramax公司，所製作和投資的電影，品種和類型均以多元取向為主，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昆頓塔倫天奴（Ouentin Tarantino）導演的非主流市場電影便是其重要投資。非主流不等於低回報，而其投資對美國電影多元文化發展有極重要的貢獻，這正好是香港所缺乏的，也是香港應該學習的，尤其在未來資訊科技發展之下，電影的「內容」將愈來愈重要，而由其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更是難以估計。
像韓國近年娛樂產業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過去二十年來韓國政府在人才培訓和產業投資政策下的成果，這是香港政府和投資者需要認真學習的。以香港崇尚法治和自由的文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比內地更具優勢，目前欠缺的是政府的政策與及投資者的視野。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可能亦是一次讓香港自我調適的契機。

政治家 or 政客 - 胡恩威

04年決定東宮西宮第四集主題為西九龍皇帝，作為特區政府西九龍文娛區發展計劃的觀察回應。始料不及改朝換代在05年發生。過程之戲劇性比舞台上的戲劇更具戲劇性。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舞台比現實的舞台精彩百倍，但大都是鬧劇式笑劇。作為香港人，除了苦笑之外，好像別無他法。畢竟，港人治港這個實踐不是紙上談兵或者是示威叫叫口號便可以實踐；是需要香港人拿出勇氣來承擔的。

殖民地時期香港中產習慣了移民主義，實踐民主也是形式多於實際。七一遊行其實是引發去董換曾的導火線，也說明一國兩制也有著一定的合理性。讀練乙錚先生在信報文章提出香港目前之亂局來自中央錯誤的政策，這點我不敢完全贊同；目前香港的困局來自內部矛盾多於中央的因素。香港各財團和精英階層之間缺乏一種尋求共同利益的誠意，也缺乏帶領社會進步的責任感。習慣了移民時期那種由英國宗主國作主的態度，更沒有負上培育香港領袖人才的責任。

曾先生在填寫職業一欄作政治家，英文是Politician。政治家不是自封的，政治家是以住績界定。以曾先生處理西九龍文娛區的反智短視手法，是較接近政客Politician。比較接近政治家的英文翻譯應該是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英文的Politician帶著負面的政客意思。回顧歷史只有少數幾個人能被稱為政治家：邱吉爾、鄧小平這些開創性的人物才能被公認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也許曾先生在目前的成就也是Politician的層次，離Statesman仍然有一大段距離。通常Politician都是矯飾投機、沒有視野和理想，他們有的只是眼前著數和利益。Statesman是建基於理想，具視野也具備足夠的執行力、領導才能與及改變世界的決心。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具備專業操守、知識、視野和能力的專業政治領袖，而不是現在的Politicians。當然曾先生的Politician之路現在重新起步，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曾先生會透過實踐而成為真正的Statesman。

但這條路不好走，少做少錯可能是曾先生這兩年的策略。但香港政府目前效率之低，若不馬上進行研究和改革，兩年之後香港將缺乏與其他國際城市之競爭力。任財政司期間曾先生曾經負責一個名為營運基金之項目，目的是改革目前一些欠缺效率水平的署，最後並以郵政署和電機工程署試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及後便不了了之。目前香港有很多署級的單位，成本高效益低又欠缺專業知識和效率，拖垮了香港進步的步伐。我比較認識的康文署便是一個明確的例子，香港目前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營運，在康文署管理下，連星加坡也比不上。



而西九龍文娛區的爭拗，也進一步說明香港政府和曾先生對文化藝術的認識是極為膚淺和缺乏視野，重視的只是一些無謂的香港版西方藝術。政府對國際文化市場之了解、藝術機構的運作可謂久見樹木少見樹林！這從政府的西九標書只著眼大型場地而忽視中小型場地和團體之重要反映出來。我反對在沒有一套完整
的文化藝術藍圖或政策之前進行有關西九規劃之工作。但政府的急功近利就是犧牲了香港人文化發展空間。這完全是一種政客之行為，而不是政治家。

God Bless Hong Kong！

香港就是中國的未來？ 胡恩威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流行文化慢慢透在中國各省各地，香港的流行文化不自覺地成為中國現在的一種High Art。
89年以前文化熱，中國的文化主要是馬列主毛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中國的文化體制仍然有看一種權威格局與專嚴。八九以後，中國是向一種高增長經濟之路，目的就是淡化六四的政治危機，這種高速增長經濟政策，不自覺地對中國的文化體制和現狀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高速增長容易變成暴發，暴發文化就是一種反智投機的價值觀。一直以來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文化體制，開始被異化。
文化藝術工作者和知識分子面對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市場成為中國的新宗教，但中國對市場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就好像老外透過唐人街認識中國，存在著極大的誤解，由五十年代起一直是天之驕子的文藝工作者，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格局下，成為了一種可有可無的社群，文化體制不能維護中國傳統High Art的專嚴，原因是文化藝術是精英主義，而市場下的流行文化是完全兩回事，而官能主導香港的流行文化在「市場」的路向下，影響下變得愈來愈大，而在八十年成長的中國年輕人，本身就是港台流行文化的信徒，對官方的八股文化一點興趣也沒有。
香港的文化基因在中國隨處可見，夜總會、桑拿、唱Ｋ、偶像、時裝名牌等等，周星馳成為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的偶像，也完全是八九六四後逃避犬儒主義當道的現象。整個中國都追求一種所謂物質文明的進步，而近年的毛澤東熱其實只是一種民粹主義與眼紅症的現象。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是不能改變，但文化發展是非常令人憂慮。維持經濟政治穩定發展，必須建立於一個多元互動的文化環境之上。
中國人現是享有著前所無有的自由。
表面上是各百花齊放，但實質上來說，中國文化近幾年是向下走，原因首先是大學「擴招政策大學生人數幾何級數向上；大學不再是精英培養的場所，而只是職業訓練學校又或者是減低失業率的機器，人文藝術學科在大學沒有了市場，中國社會再不需要「曲高和寡」的精英了，而一些反智學科如工商管理便成為天之驕子，簡單一點來說，有錢最主要，這就是暴發文化的源頭。
中國近幾年的確是開放了，出版界百家爭鳴，電視也是多姿多彩，但在質角度來說，中國現在是有點被香港化，文學創作也好，電影也好，都缺乏像八十年代精彩的作品，視學藝術變成了一個老外和暴發市場，小聽明是愈來愈利害，靈氣和深度欠奉，表演藝術就把西方的二三流歌舞劇當成High Art經典，而且是最高那裡，大家都不明白西方的表演藝術是有著一個生態現象，而West End和Boardway只是其中一部份，文學方面更是大空洞，這幾十年可以說是甚麼都沒有發生，發生的只是一些麻甩性幻想文學，例如木美子只是一種Susie Wong傳統的後人，她們只能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文學成就，官方對高行健的處理手法就是沒有大氣，中國人習慣了批評就是批鬥，對話就是等於一種認同，而高行健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個案。反映西方在尋找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過程，西方對高的肯定，本來是對中國文學的致意，但西方從來不明白，中國文化藝術自古以來都是絕對的政治化，沒有出現過西方的獨立知識分子，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容許獨立.
未來幾年，中國文化將會愈來愈像香港，一種黎智英式和周星馳式的醒目犬儒文化仍然是主流，他們兩位都是有點金庸先生筆下韋小寶的影子，當然中國從來就是岳不群和韋小寶的世界，而金庸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就是創造了岳不群與韋小寶這兩個人物，尤其是韋小寶，完全是中國所有男人男生的夢想人生，不學無術，好運氣，泡女功夫了家，有財有勢，好像很正義很有義氣，等等等等，總之就是沒有理想和原則，有的是艷福，財氣與運程。
金庸的小說不能達到《Lord of Ring》的境界，就是因為《Lord of Ring》是一種哲學理論的論述和追求，金庸小說就是一種美味的Junk Food，吃是很好吃，但之後就甚麼都沒有了。中國很多知識份子把金庸先生當作為一種大師，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值得研究的現象，香港人都很聰明，反應快，但總是缺乏了知慧和理想，所以金錢才會成為香港這個社會評估人和事的唯一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