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香港反思全球化

胡恩威

提要：香港有義務也有責任更積極參與國際公民組織的工作，作為香港從全球化得益之回饋。而培養更多具備全球視野的人才，也能配合中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內文：
香港人對「全球化」這個概念都不太明白，但香港人其實就是活在一個「全球化」的城市中，一百多年的自由港政策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的試點。但香港人對於由全球化衍生出來的種種全球政治、社會問題，都只當作花邊新聞。
全球化的概念是美國資本主義強勢下的產物，美國的全球化概念和英國工業革命以後的殖民主義又有著相同的本質，都是為了保護和維持其經濟利益。回顧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由於當時運輸技術和通訊的局限，殖民政府正是一種「地方政府」，殖民宗主國必須投資在基礎建設和教育等等管治工具上，以提高其威信和經濟利益。然而，現在運輸科技和資訊科技非常發達，要控制經濟利益，已經可以運用遙控的手法。

另一種經濟殖民手段
美國鼓吹的自由經濟主義，只是另一種經濟殖民手段，本身並沒有任何長遠視野可言。所謂「全球化」，只會使已發展國家及以城市為單位的地方具備優勢，香港、紐約、倫敦、東京等等大城市都是全球化下之得益者，因此，在過去二十年，全球化並沒有為地球帶來一個更多元、更自由、更公平的環境；反之，貧富懸殊及種種不公平的情況卻是有增無減。

缺乏世界公民意識
香港享盡了全球化帶來之利益，但負起全球化之責任、反思全球化對環境和文化生態之影響卻少之又少。香港經過百多年的殖民歷史，培養出了一種被動的心態，人們嚴重缺乏世界公民的意識，在追求自身經濟增長之同時，忽視反省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很少想到自身可以作出的貢獻。

雖然近幾年香港也出現一些具備全球化觀念的非政府組織，例如樂施會、綠色和平等機構，提醒及敦促香港人關注全世界的扶貧和環境保護事務，但香港的建制裡並沒有一套藍圖，能夠促進香港參與國際公民事務。
與此同時，香港的各所大學也並沒有常設的培訓課程及研究計劃，去發展香港的國際公民事務網絡和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更缺乏一套機制增加香港人參與國際公民組織的經驗，例如設立各種資助計劃，鼓勵港人多參與聯合國轄下之機構的實習，發展以香港為基地的國際公民組織。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有義務也有責任更積極參與國際公民組織的工作，作為香港從全球化得益之回饋。而從長遠發展策略上來看，香港必須培養更多具備全球視野的人才，從而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並配合中國全球化發展的優勢。這些國際經驗更可協助中國，解決它本身在經濟高速發展之下所衍生的各種階級和社會問題。
我們都知道，香港這十年來的反智文化、反英文文化已令香港成為一個二等國際城市，主流傳媒的八卦化更令香港人成為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井底之蛙，所以才會出現「Asia World's City」（亞洲世界城市）這種自降身價的口號。對於這次世貿會議，主流傳媒只著重會議帶來的種種社會治安問題，但並沒有深刻反省香港本身在全球化過程中可扮演的角色，以及須負起的責任。

全球化的樂觀理論

《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不久前出版新作《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世界簡史》），引起極大的爭議和討論。費氏探討全球資訊科技的發展，提出一種全球化的樂觀理論。他認為互聯網和各種電腦科技的高速發展，已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運作模式，並提供機會給發展中國家尋找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印度為例子，就能夠說明發展中國家可建立一種新的知識經濟模式。
香港的知識界和傳媒對這本書並沒有太多報道及討論，但這種以美國觀點出發的全球論述，實在有著太多的話題可供討論，而有關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模式，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道路也有著極大的啟示。這種全球化樂觀論有太多的一廂情願，忽視全球化本身只追求經濟增長的單一指標。這也是目前資本主義的一個困局，在經濟發展之同時，其他社會發展的部分已被邊緣化，而美式自由主義帶來的可能是更大的分化及對立，「九一一」事件本身也是全球化之下的一個警號。

宜三個階段 忌一步到位

胡恩威

提要：港人可批評政府的方案不夠進步，但不能扭曲事實說它退步。香港的民主制度須以「穩」為概念，分三個階段發展，不宜一步到位，必須從速在地方培養執政人才。
內文：

香港第五號報告的方案不是最好最民主的方案，但一定不是一個原地踏步的方案，一定不是一個民主倒退的方案。我們可以反對這個由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批評它不夠全面、不夠徹底，但我們不可以好像《蘋果日報》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般指鹿為馬，把五號政改方案說成為一個比目前制度更不民主的「打橫行」方案。由所有民選區議員參與特首選舉是一種進步，新增功能組別由區議員互選是一種進步，以支持政改交換制定普選時間表可以是一種策略，爭取零七、零八年全面普選可以是一種原則，但運用非理性的邪門手段，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理性做法。

這次政改爭議，政府、泛民主派和傳媒均沒有踏實地向香港市民具體說明香港民主發展的局限和優勢。政改爭議成為一個權力鬥爭的戰場，而不是一次理性的辯論。政府高估了自己的強勢，低估了《蘋果》和其同盟背後的權鬥計算，以及市民期望盡快普選的心理。政府在民意偏向反政府方案之時，更沒有一套有效的應變措施，只在表面的公關形式下功夫，而沒有情理兼備地遊說市民。特首曾蔭權的五分鐘電視講話，劇本只在重覆，缺乏情也缺乏理，語言表情生硬，拍攝手法古板，帶來反效果是理所當然，也反映目前政府缺乏專業政治幕僚及顧問。
十二月四日的遊行失去「七一」的純潔性，但港人確實只有透過遊行才能體現其公民權，這是不健康的，但目前的政治文化和體制已促成了這種民意表態模式。當然上街遊行容易，實踐民主困難。百多年的殖民歷史形成了港人的被動政治文化，到了九七問題出現，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才開始抬頭。但香港的民主發展有一種特色，民意代表和參政都是一種副業，在整個政治運作過程常常只是被諮詢和批評的角色，嚴重缺乏具備執政能力和政治運動的人才。因而香港民主發展的下一步應以民主執政為目標，目前整個香港的執政權力都在公務員體系身上，形成有權無責，民意代表也沒有能力和機會學習執政。

我們應順著香港的歷史和社會現況，為未來的民主政府建立一套理論。香港民主政策應分三個偕段，第一個階段是八十年代到現在的民主議政，民意代表只有議論政策的權力，沒有執政的可能；第二個階段是地方議會推行民選民意代表執政，區議員成為一區之行政首長，負責該區的地方市政工作，以此培養執政人才及建立執政團隊；第三個階段是全面的民主執政議政，即立法會和特首均由全面普選產生。
其實五號政改方案是朝著第二階段發展，但報告並沒有清楚說明一套理論，前特首董建華的七年施政不順，最大的理由是他並沒有看清香港政治和管治之間的關係，並建立一套管治理論和模式。香港要過渡至民主普選執政，必須由地區執政開始，一步到位的全面普選並不符合一國兩制的設計。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希望明天可以普選，但在一國之下的兩制，香港人必須理解中國政治發展的情況。中國是人治社會，香港是法治社會。中國也在建立一套現代化制度，減低人治色彩，但這個過程需要時間。而香港的民主制度其實不只會影響香港，也會影響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因此香港的民主制度必須以「穩」為概念，香港不可能像台灣一樣發展「自主」的民主制度，香港的民主制度必須制訂一系列的安全系數，才不會成為「百日維新」式的一步到位民主。

一步到位式的民主制度對香港的經濟民生帶來太多未知數，並會加速階級之間的矛盾。以三個階段發展香港民主，則會創造時間和空間培養政治人才及公民意識。二零一七年是實施第三階段全面普選最好的時間；零七年實行地區民主執政，重組區議會職能；一二年，特首選舉團完全由民選議員及人大政協組成；一七年最終實行普選特首制度，組黨是不能避免的。

政改五號方案有助香港民主走向更民主，但香港人也會擔心人亡政息，又或者憂慮這方案只是一種拖延的策略。但若香港和中央都沒有一種基本的信任，一國兩制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而中央棄董立曾及過去一年多的降溫做法，也說明了中央的誠意。我們可以不接納，但不可以指鹿為馬、扭曲事實，這是一種破壞雙方信任的做法。國共和談的歷史就是因為有著太多不信任而導致決裂，最後受害的是老百姓。香港人上街爭取普選是正確的，反對五號方案也是可以的，但不可以不負責任、黑白不分，把有小進步的方案，說成不民主、退步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