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06

娛樂消滅記憶 胡恩威

大娛樂家是由「巧合」這首歌開始,歌詞的內容是關於記憶,一個人遇見一個人,一個記起了一個忘記了。「忘記」和「記起」是娛樂的一個過程,為的是完成自己的慾望或是一種心願。我們在卡拉OK裡面唱歌,把歌詞的感覺唱出來,歌詞和曲式成為腦海裡面的記憶和心裡面的感覺。看電影把劇情對白影像不自覺的留在腦中,把自己代進角色和劇情裡面。

娛樂是一種「潛意識」活動,不知不覺我們被娛樂的意境感染。以前「娛樂」是貴族的一種特權,無產階級的意識價值來自「宗教」,宗教的功能是「控制」人類的慾望,提昇人類與人類之間的相信和關懷。娛樂就是在「釋放」人類的慾望。工業革命以來的「娛樂」不再是「貴族」階層的專利,娛樂是以大眾為目標,尋求大眾的最低公因數,娛樂的功能本來應該和宗教一樣,修補人類不完滿的人生,完滿一種人類存在的情懷。但娛樂最後也和宗教一樣,被利用了成為操控人類思想的工具,

不自覺地成為市場經濟下「操控」消費者的工具。娛樂比宗教更危險是因為IN THE NAMEOF 觀眾,便可以壞事做盡,一切責任就由所謂的消費者負責。《大娛樂家》這個戲不是對香港娛樂圈的批評。《大娛樂家》是一次我們對娛樂的論述和情懷的展現。我們不可以避開娛樂,也沒有需要逃避。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什麼也是「娛樂」了。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反客為主,明白自己情懷與慾望之所在,就可以知道娛樂和自己是應該是怎樣互動的。

失戀的人在娛樂裡面治療心靈的痛苦。在想著已分手戀人的聲音眼神感覺,「娛樂」可以是為失戀的人製造更多仇恨,仇恨自己仇恨戀人。娛樂也可以令失戀的人在傷痛的情懷裡面認識自己和知道人生的一切不完滿。娛樂在建構著人的情緒,而情緒是做人做事的一切原動力,情緒會影響人的態度,而態度將會影響我們的性格,而性格就是影響著待人處事的價值和模式,最後決定我們的命運。現在人都生活在為娛樂而娛樂的狀態裡,上班就是等待著下班之後的「娛樂」,而讀書也只是為了「娛樂」,當然讀書上班也可以當成一種娛樂,但這是少數人的選擇。消費主義社會就是要我們成為不停地需要娛樂的消費者,《大娛樂家》裡面也在呈現娛樂的形式內容的關係,娛樂形式可以是一種集體的催眠,我們的記憶被娛樂輸入各式各樣的想像和潛意識。娛樂改變現實,娛樂裡面的對白和情景,重複地不斷出現,成為了一種習慣,一種現實生活的場景。我們需要娛樂,我們需要更多的娛樂,我們也不再需要娛樂。在K場在搖頭場裡面的人,是在重建自己的記憶?清醒之後可以重新再來?還是在把記憶消滅?還是把記憶的能力消滅?沒有記憶之後,快樂和痛苦有沒有存在的可能?
從前的大娛樂家,像Frank Sinatra、Ella Fitzgerald、新馬仔、梁醒波、任劍輝,都有一種情懷,一種活在世上應有的積極情懷,他們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們對存在的肯定。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的離開,在加強香港人的一種集體記憶和對過去懷念的情境,大娛樂家多多少少都是有點像個傳教士,在宣揚一種生活的價值和情懷,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滿的。娛樂是提醒著我們如何面對這些痛苦和不滿,而不是對存在的痛恨。但是科技越發達,經濟發展越快,娛樂越來越像一種精神麻醉劑,人類於是乎越來越失落,無力感也是越來越強。全球化之下的娛樂可能更進一步的在推動著這種麻醉的悲觀情懷。

時間和記憶是娛樂的載體,天天對著電腦打機上網的娛樂, 成為了一種新的自我概念,在網上Ro l e P l ay另一個角色,在遊戲機裡面滿足自己的暴力和破壞一切的慾望, 這個虛擬的自我成為一個新的幻覺身份,好像可以跳出來與自己對話,完成對自己的想像,「現實世界」成為了這個自我的一個「逃避」地方。娛樂成為了逃避的過程和藉口。六十年代是哲學的年代,思考和批評人類存在的意識和意義,二十一世紀是娛樂的年代,思考被界定為沒有「娛樂性」的;催眠和操控是娛樂的本質和主流,知性的娛樂也只能成為一種精英的遊戲,主流娛樂追求的是不同的一樣,而不是多元的個性,資本主義目前最大的危機來自精英與群眾的關係已經倒轉過來,而群眾被利用成腐敗和低俗的理由,娛樂成為控制群眾最有效的工具。這個娛樂新世界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世界。

香港已經進入了沒有「未來」的年代。沒有「未來」是因為「過去」的意識已經不重要,香港這
二十年就是在把「過去」消滅,以前「街頭」文化被大商場所取代,路邊小販、戲院和種種經過百多年累積下來的香港歷史事物,都消失了。香港正在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沒有歷史就是沒有未來。未來香港的生活就是現在的生活,一個十秒等於十年的極速消費年代。而娛樂也成為了一種「消費過程」,娛樂將會成為廣告的工具,而不再是探求人文精神過程。娛樂也在取代宗教和教育,成為人類價值和存在的唯一指標。娛樂是香港人生活的一切,全部。港式娛樂追求的是一種被簡化的人生,港式娛樂沒有理想、沒有未來,有的是幻覺自憐和逃避。人性在港式娛樂下面被簡化異化為一些單一的類型。人在港式娛樂裡面被非人化。人在消費主義的社會裡面被單一化、簡單化。八卦文化主導下的存在價值,就是一種陰險人類陰暗面的大強化。人只可以認同人只可以是醜惡的,人與人只可以沒有信任只有仇恨,只有爭鬥而沒有體諒,這是港式娛樂八卦文化每天在影響著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價值之下的社會,個體只能成為了一種消費的單元,民主也成為了一種八卦民主。而這種狀態下的娛樂,是有點行屍走肉的麻醉、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精神和物質失去了平衡,我們都不自覺地和沒選擇地活在不斷重複的30秒為單位的廣告娛樂世界裡面。

20050904

蘋果十年 胡恩威

今年是蘋果創報十週年。這十年,蘋果成為香港文化的香港的一個精神座標。紐約是紐約時報,倫敦是泰誤士報衛報,都是知識份子觀點出發。有著國際視野與及對人文精神的重視。書評版政評版文化藝術版科學科技版都是追求深度的探索和作出啟蒙的功能。香港的蘋果, 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線。蘋果是小報意識型態中產包裝,結合高效率的行政和製作管理手法。在十年內成為了香港精神的文化基因。前蘋果時期的香港報刊出版,是百花齊放的多元分眾,重視文化教育深入報導的華僑曰報,星島曰報,明報和信報。草根大眾路線的東方日報,成報. 中國官方觀點的大公報文匯報. 編採方針,標題立論。都各有風格和原則. 建構了一個多元人文精神面貌. 蘋果的出現完全改變了這個香港人的精神文化基因。蘋果在文字上的廣東口語化和標題誇大化, 不重視深入專業分析只有簡單非黑即白的膚淺道德觀, 構成了一種快餐式的小報格局. 蘋果的成功有兩個主要的理由,首先是高效率的現代發行,市場,管理,製作模式,突破傳統香港辦報落後經營模式, 其二是迎合了香港人後六四的犬儒悲觀今朝有酒今朝醉陰謀論的意識。可悲的是蘋果的報業同行,並沒有深入思考蘋果成功背後的各種理由,從而改革創新, 以創新和提昇品質以此與蘋果進行競爭. 大家都在跟蘋果誇大的編採作風, 成為了一種蘋果的翻版和變種. 一直標旁走大報知識份子路線的明報信報星島,在編採素質和消售量也是年年下降。
最令人擔優的是負責採訪的前線記者和中層編輯都出現水平下降和人材流失的情況,流失的主因是傳媒老板並不重視記者和新聞專業的培育。蘋果式的官能新聞, 其生產並不需要理性和具備豐富知識和經驗的新聞專業人材. 八+年代香港新聞工作者人材輩出,原因是當然的新聞行業重視記者的培養。文字水平採訪摸式一步一步培訓出來。曾紀何時明報和信報便是高質素新聞工作者的少林寺。現在從事新聞工作已失去專業的社會責任光環,也不會是一門終生的事業。具備經驗和認知的前線記者買少見少。十年前跑立法會的記者是三四年換一批,現在是幾個月一年就大換血。沒有經驗豐富和具備專業知識的記者和編輯,新聞素質怎樣有保証?新聞自由最後被刊用作為做官能新聞的藉口.
我們當然可以方便地把這種情況當作為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先生的責任, 但造成香港新聞質素下降,反智風氣盛行是香港傳媒的集體創作。也反映大部份傳媒投資者忽視傳媒維護人文精神和推動知識發展的社會責任。標旁走大報知識份子路線的明報信報星島, 近年也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 一方強調理性獨立新聞方針。但起題和採訪的實踐.經常出現標題蘋果化,新聞簡單化,文字廣式口語化的情況,在培養作者評論人方面。也只重視專欄式的表熊文章,忽視深入分析型作者的培養。林行止先生的深入評論型作者可以說是後繼無人. 而信報作為香港目前唯一的分析文字主導報,更會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像早前在文化版出現定淫與宣淫一文,活像一編東方功夫荼和蘋果李八方出現的遊戲文章,”大學變妓院、十億包起醫學院”克薄數白欖文字風格, 引經據典的道德高位, 一種犬儒文學的典型。這種遊戲文章其實不藉一提,但在信報文化版出現這種與信報格知識份子的報格格格不入的文章. 也說明了蘋果基因的影響力.
這次名名事件,需要知慧, 理性, 耐性和決心面對,而不是單一的泛道德思維。
蘋果十年,香港的人文精神花果彫零。 這是李嘉誠先生需要思孝的一個課題, 投資+億於香港人文精神建設比起投資十億教育科研更重要。
香港老樹慘遭殺伐 胡恩威

農曆新年前香港藍塘道跑馬地段大約有二十來棵老樹一起消失,後來看見恒隆地產的標誌,知道一定是因為地產發展的原故才把這些百年老樹消滅,之後我曾多次致電恒隆地產、環保署、地政署、地政署、民政署查詢,了解砍樹的原因以及法理依據,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得到甚麼回應。

沒有部門從事綠化
藍塘道老樹是香港歷史的遺產,也是政府常常說的環保象徵,我就是不太明白,地產商能夠如此忍心把那些老樹消滅,政府如此不負責任容許地產適把這些老樹消滅,香港政府的環保政策,一直都是姿勢多於實際,樹木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首先,法例上香港沒有《樹木法》,作為保護老樹和推動香港緣化的指標,政策制訂上,香港政府目前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部門從事香港緣化政策的研究工作,在緣化和種樹的工作上,也沒有統籌和協調,很多部門都在種樹種花,但沒有量和質的指標,香港政府從來也沒有進行任何全面的「樹口調查」,就只有七十年代市政局出版了幾本關於香港樹木和花奔的圖片書。
若果港府真的有誠意落實緣化政策,必須從政府架構著手,委派一個政策局專責全面的政策研究和制訂工作,並與香港大專學院和民間環保團體發展一系列的研究項目,例如進行全港「樹口調查」,比較其他城市的緣化政策,盡快制訂《樹木法》,及制訂一套未來香港種樹的藍圖和指標。

樹木比率國際最低
現在香港的種樹政策常把植物當成一種「裝飾品」,市區裡面看到的只是一個一個大大小小的花圃,「死了又換,死了再換」,沒有落地生根的樹,老樹在高地價政策下成為了地產商的「眼中釘」,政府也沒有制訂利誘地產商保護老樹的權制,所以香港老樹在近三十年傷亡慘重,藍塘道的老樹的消失就是典型例子。
沒有一個政策,康文署的角色只是「花王」,路政署、地政署、規劃署、環保署、民政署、房屋署、教育署(校舍)、拓展署和區議會、建築署,都好像在從事與種植樹木有關的工作,但都各為其政,沒有指標,也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如何分工,所以香港的都市空間的樹木比率是眾多國際城市中最低的。中國內地城市的緣化工作極為成功,各市均設立一個統一機制與指標,進行有關植樹的工作,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成都的緣化比率都比香港高,原因就是政府非常認真和專業,不像香港,只會叫口號,做公關,不做實事,若果我們能夠知道藍塘道老樹消失的來龍去脈,從中學習,已可掌握足夠資料,去制訂健全的老樹保護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