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香港的大學制度是八十年代後期衛奕信時期的產物，其概念是把當時各自為政的幾間大專院校收歸在一個統一的架構下運作，當時各大專院校在港府威迫利誘之下，最終也被收歸於政府之下，由研究撥款到收生標準都走向單元化，收生機制也是由以往各自為政到現在統一派位，這個高層單元和權力集中的制度帶來的好處是各大專院校的表現有一個統一的制度去評估。但是，主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委員都不是全職的，主席也不是全職的，背後真正影響委員會運作的是教育統籌局的政務官。眾所周知，香港的政務官是行政通才，不是教育學者，他們的行政能力很高，處事公正透明，但要他們處理大學教育學術研究這些不可能量化的政策時，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大學不是工廠、不是政府部門、不是商業機構。但由政府帶領、商界附和之下，香港各大學的功能被簡化為製造「大學畢業生」提供市場之用的人肉工廠。所以撥款的標準是依據收生人數和畢業生的數量來決定，過去幾年大學業生水平大幅下降也是這種「重量不重質」的必然結果。大學為了生存，只會亂收生，只會隨便讓學生畢業。在這種短視的大學政策之下，學術自由只是一種假象，只要大家分析一下每年大學的研究撥款，大部分資源都是撥進「實際科技項目」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一向被視為不實際的學科，所獲資源總是比前者少，而和香港發展相關的研究項目尤其政府政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