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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恩威

自從香港九一年引入直選，民主派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上一直是佔了上風，這是恐共的港人對八九六四的一種自然反應，也是中央政府統戰力量過份集中在大商家所致，親中成為了一種反民主支持拖慢全面普選, 親大企業漠視香港人利益的政治利益集團，民主派和親中派的二元對立是九七回歸前中英對立的一種狀態,民主派代表著西方的民主自由開放價值, 親中派代表著封閉不民主的六四中國。這種二元對立其實正正是香港民主不能向前走的主因。九七後董建華未能理順這種對立,雙方的鷹派均以最極端的陰謀論權術對立處理各種各樣的政策和政治爭議。二十三條成為了一次雙方鬥爭的高潮, 雙方的中間派根本沒有任何空間。當時的董建華持首一箱情願的以非政治手法處理二十三條這個政治題目, 結局是一場大悲劇。七一游行之後本來是一次大和解的機會,但董先生是錯失了,仍然是以所謂非政治手法處理葉太的去留, 令民主派中的強硬法律路線處於主導位置。七一遊行留下來的民氣被公民黨吸收了,但公民黨也走上後六四民主黨老路, 以強硬姿態處理一切與民主制度有關的政治議題。並把陳方安生女士推上香港民主運動的神檯, 以此對衡中央支持的曾陰權先生。雙方都相信公務員對公務員這場格局才可吸收民氣。這個棋局的高潮是曾陰權上任後的政改方案, 泛民派以原教民主原則把一個大大提高特首民選含金量的政改方案否定了。

令人感到不解的, 是泛民以梁家傑參與一個泛民認為是小圈子的選舉, 及後還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出現, 後果只令曾陰權先先生有著更大的合法性, 但正面一點來說,也可以說是泛民爭取香港中間派的溫和策略, 並以此向中央展視一種對一國兩制的誠意。但泛民在政改和曾陰權當選之後, 出現了議題真空的情況, 曾特首的專業政治公關手法與及系統化的執政模式, 令泛民失去了像董建華這種被公眾針對的目標。而隨看香港經濟的好轉, 中國內地經濟的急速發展, 港人的六四恐共情意結已經淡化了很多。泛民一直依靠的恐共市場是在收縮之中。在西九保育政改等議題上,泛民只能有著一種被動的位置, 政府和民間社會已進行了直接的互動, 立法會和政黨失去了領導的角色。故此泛民在立會補選才想出陳太出選的下策。美其名是普選公投,但實質是期望陳太帶動民氣, 這種下特效藥的策略反映了泛民缺乏一套長遠的策略, 陳太當選對爭取2○12進行普選是百害而無一利, 像中央看作陳太有意成為持首的動作。因為特首若以普選形式進行, 當選的陳太當然是最有機會更上一層樓。若今次葉太勝出, 2○12年進行普選反而更有一點可能。因為葉太當選向中央表示了一些中間路線的親中人物也有當選的可能, 而不會出現單對單親中對民主逢選必敗的情況。目前親中和民主派均有著後繼無人的困局。才會出現兩太對局的事實。

葉太出選令人驚奇的是史泰祖醫生公開的支持。史泰祖醫生一直被視為泛民一員,故此史醫生站出來支持葉太便被指作為一種背判民主派行為, 在巿民眼中對史醫生的這些批評是沒有太大興趣,史醫生從來都是溫和派, 史醫生支持一個前政府公務員不應大驚小怪也不需人生攻擊, 香港若果要實行民主, 必需把目前親中和民主的對立混和, 像史醫生和葉太這種組合, 正正是一種也有民主理念也能和中央構通的組合, 這是香港政治光普裏面需要的, 也是香港社會目前普遍期待的。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能夠長期隱定的民主體制, 從香港人民的長遠利益角度考慮, 一個能令兩制保持建康互信的文化才是關鍵, 九七前後形成的對立和互不信任, 正正是香港民主發展最大的困局,七一之後中央一系列的對港政策調整,已顯視了一種誠意。但政改的否決是令泛民失去了一次與中央建立良性互動的機會。現在推出陳太當選是有點大才小用。也說明陳太不太知道自己應該保持中立才能真正產生中港溝通的作用,陳太是有這樣的客觀條件,但她最後也是選擇當政治明星。而不是香港民主政治的M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