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知道賽果的球賽

胡恩威

香港的特首選舉是一場「事先知道賽果的球賽」，八百人小圈子選舉制度根本不能夠是一場真正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曾蔭權的參選，是一種爭取民意的過程；但梁家傑作為一位支持全面直選的直選立法會議員，是不應該參與這種不民主的選舉的，這也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主流派缺乏長遠策略。讓曾蔭權「自動當選」才能夠進一步凸顯八百人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更令曾蔭權失去爭取民意的機會，也令其政府失去民意認受性。一些人則認為這次選舉是一次普選演習，中央應體會香港是有足夠條件進行普選的，但這可能是一廂情願的看法。

曾蔭權的必勝、梁家傑的必敗恰恰是香港民主政治的困局，梁的參選只是進一步鞏固曾的管治權威。九六年的特首選舉才是真正有競爭的「選舉」，幾位候選人均是有「勢力」人士，各自在八百人選舉團中有一定影響力。但八百人的小圈子本質形成那次「選舉活動」是在北京進行，而不是在香港進行，遊說的對象是北京中央政府，而不是香港人。這種不透明的選舉模式是產生權術政治的土壤，而權術政治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頭號敵人，像目前的台灣民主政治也被權術政治所腐化。權術政治從來都是中國政治的主流，帝制不存在，但權術政治仍存在於華人社會中。權術政治著重不公開、不公平、不光明的政治鬥爭，政客知行不合一，利用民意和民主制度打擊對手。這是臺灣民主政治給我們的啟示。

「制度」要運行成功，必須建基於一種「集體」價值觀之上，價值觀不改，制度難以運行。香港的法治制度建基於港人守法價值觀之上，民主制度也一樣，沒有具民主價值觀的群眾，民主制度是無法真正落實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由價值觀開始，而不是由「制度」開始。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改變了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自由、人權、創新、科學等觀念開始體制化，大學的建立體現了學術自由自主，神權政權皇權的分立、經濟體制的形成，都是經過一個演變的過程，也建構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

香港要真正落實民主制度，必須由「價值觀」建立開始。港人面對的兩難是，由壹傳媒老板黎智英主導的民主或泛民主運動本質是反智和以「狗仔」價值觀為主導，與西方的民主多元人文價值觀是兩碼事，而部分保守派、親京派都喜歡吃政治免費午餐，只重自身利益，其價值觀和民主格格不入。而公務員是全職在從事香港的政治和管治工作，但目前香港公務員體制不重視研究、培訓與進修，專業知識水平低，文化知識弱，管治觀念落伍，不認識中國的政治運作，缺乏國際視野。但公務員守法廉潔的價值觀，恰恰是他們能成為執政黨的主因。在目前香港政治人才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公務員成了唯一選擇。

我們不必對曾蔭權抱太大的期望，他當特首，說明香港政治回歸去九七前的殖民式政治，執行管治權也是在公務員身上，公務員是執政黨，中央提供某程度上的方向指示，但沒有經過真正民主洗禮的執政黨。不幸的是香港各政策局目前的施政失誤，病源均來自公務員制度的落伍與保守。民主派也不能有效監察政府，推動政府改革。泛民的主導思想是一種被動（reactive）的批評者而不是體制改革的推動者，其他非泛民政黨派別更是各自為政，一些更只關心北京想法而不是香港利益。這是一種長期身處殖民統治的政治現象。

長遠來說，香港和北京應進行有關「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研究，尤其在政制、憲制和法制方面。制度不會永恆不變，而「一國兩制」在這十年也有不同的演變。董建華當特首的「一國兩制」，是相對上獨立自由的「一國兩制」；曾蔭權當特首的「一國兩制」，則相對上沒有那麼獨立自由。中國政治是人決定制度遊戲規則，一朝天子一朝臣，曾蔭權取代董建華是胡溫體制的新政。現在，曾蔭權當特首已成定局，香港人需要思考的是未來特首與中央領導互動的模式如何減低「人治」的元素、未來香港的政治人才如何培養、香港的政治人才和中國政治發展的關係，而香港公務員制度改革也是必須研究的課題。

曾蔭權和梁家傑的政綱都沒有太大的新意，也不敢碰一些敏感如公務員制度的問題。曾蔭權過分務實，一味講經濟；梁家傑過分務虛，一味講普選。兩人都未能啟發香港人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教育方面就只有一些小班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口號，而社會企業也只是一些概念，沒有詳細的分析。兩人的辯論「內容」平平無奇，看過英美元首選舉辯論的，就知道曾梁的那場辯論根本是不合格。

作為公民教育，曾梁之戰只是一次演習，但只有形式，缺乏內容，是一種表演，多於一次反思。要成為特首，最重要的不是民意而是實實在在的領導和執政能力，以及能否建立一個有共同理念的執政團隊。但在香港的業餘政黨文化下，執政團隊很難成形。真正的政治家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所以曾蔭權的「可為不可為論」是典型的公務員價值，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風範。

wooyanwai@yahoo.com.hk

The Life and Times of Louis I.Kahn 2007

唱衰衰香港 胡恩威

1. 最低與最高

香港的主流建制近年有一種取向，就是把最低的標準當成最高的水平。

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好的例子，政府興建的大部份公共建築，常常以最高的造價，興建出最差的設計；所指的差不是美與美，而是在功能上也是不能符合標準的。(新天星碼頭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種罪行，因為政府不是把這些寶貴的公共資源，讓香港的設計專業發揮，也不能夠為市民提供更有效的公共設施。

政府只沉迷於所謂公平公開的制度，而這個制度是不公開和公平的。若是公平公開的話，這些公共建築設計應該是由香港或者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建築師負責，而不是以價低者得的方法，讓一些劣質設計無限發展。

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一樣，目標不是培養精英，而是培養一些反智的劣質公民。考試制度不是為了尋找最好的學生，而是最會取巧的學生。香港的年輕人經過香港教育制度的洗禮，最後對知識都不會產生興趣；香港的年輕人很聰明，但教育令他們對追求知識有一種錯誤的態度。知識只是用來「搵食」，而不是一種理想的追求。

香港考試的拉Curve制度就是把最低標準當成最高，而大學又以這種標準收生，能夠進大學的香港學生，學習態度都有問題；問題的核心是他們對所讀的科目都沒有一種熱愛，好奇心和研究能力十分十分之低，又沒有閱讀的習慣，思考能力十分薄弱。
這和中國內地的大學生完全相反。當地大學生大都喜歡發問、閱讀和辯論，雖然有些觀點仍然是十分簡單，但起碼他們會表達和爭論；香港的學生對自己的要求很低，吃喝玩樂是人生唯一的目標。這個死結要解，首先是廢除聯招制度，讓名院校各設立收生標準和方法，讓更多不同性格和學習態度的學生進入大學。

2. 自我中心

香港近十年有一個特色，就是愈來愈自我中心，一種自我封閉的態度。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但絕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以外的事物都不太關心，所以大部分港式旅行團都喜歡到唐餐館用餐。香港這種封閉的態度來自九七前經濟的空前成功，並以此建立了一種港式文化，所以香港學生無論到那裡留學，大都仍過著港式生活，看無線的電視劇，聽廣東流行曲……等等，所以香港人的國際知識嚴重貧乏，唯一的認識就是名牌時裝服飾，十分單元。

香港政府也是一個封閉型的政府，從前殖民地時期習慣國際事務由英國指揮，港府官員都非常被動，很少接受有關國際事務與關係的培訓。

回歸以後，香港的對外政策出現了一種真空狀態。
特區政府運用殖民地時期那種低層次公關模式運作，像旅遊局、貿發局和香港的公會辦事處，都是一種低層次的公關機構，不能發揮香港對外關係溝通模式。像今次香港出現的非典型肺炎事件，被所有國際傳媒極度重視，電視如英國廣播電台BBC、CNN和日本的NHK和歐美的電視台都廣泛報道；報紙如《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都在頭版面報道，香港在國際上已經成為了「疫埠」。
跟一些從事國際傳媒機構的朋友了解，香港政府並沒有有系統和實質地向國際傳媒，簡述香港目前的狀況，這種處理國際關係的工作，從來都不是港府官員的強項，但特區政府是有必要重新檢討香港政府的對外關係政策和機制。
其實九七以後，被國際社會關心的香港事件絕大部分都是負面的，但香港政府並沒有任何正確的對策處理香港的特殊問題。
本來發展一個香港標記是很好的開始，但其過程和結果完全是適得其反，香港的飛龍標記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笑話。

3. 運動

香港是一個不重視運動的城市，只要到香港的學校走一走，便會發現體育設施十分簡單，學校的課程也只重視書本主要的學科。體育只是一種課餘活動，體育老師在學校的地位就是比藝術老師好一點點，都被視為一種閒科。
國際學校當然是另一個世界，體育一向被國際社會重視，只有香港是歧視體育教育。所以香港的年輕人現在是文也不行，武也不行。
香港雖然有很多公園和不少運動設施，但在香港政府重量不重質的官僚統一管理之下，造成大量的浪費。公園設計成一種密封的石屎假庭園，運動設施也就是不上不落，管理權也不是在專業運動員和團體身上。
農曆年何志平局長提議更多人造草足球場，本應是好的。但是足球從來都是真草皮最好，香港最靚的也是真草皮專業場，若這些球場也是由官僚管理，就是浪費金錢，成效也不會好到那裡去。
運動本身是一門科學，但香港政府從來不尊重運動作為一門專業，只視體育為一種康樂活動；所以才會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這個「無肉」的運動體育專業的名稱。
政府若是認真對待運動專業，必須將康文署正名為體文處，確認體育本身是要求多元發展的。
體育裡面有精英運動員培訓，包含普及與社會服務層面的；現在政府過分集中在康樂身上；運動員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年輕人也只把運動當成是一種流行玩意，而不是一種建立於體育精神上的知識。體育本身是由身體出發，但體育本身也是在培養著一種價值觀；群體精神、合作精神、尊重遊戲規則的價值觀，這些都是香港人愈來愈缺乏的。現在是由一種消費自私主義主導，缺乏一種理性的合作精神。

4. 中央冷氣

中央冷氣是十分危險的，尤其是香港的中央冷氣系統設計。香港的商業大廈、商場大都是中央冷氣系統，高地價政策導致興建這些建築物的速度過快，整個冷氣系統容易出現被污染的情況。

中央冷氣最大的弱點是很難控制空氣的質素，也浪費了大量的電力資源，像冬天也開著大冷氣，十分浪費。夏天的時候，由於建築設計不重視環保概念，像商業大廈的玻璃幕牆，吸熱多散熱慢，於是會消耗大量的冷氣。

高地價下的建築設計文化，只重視高速建樓，不重視設計細節、用家需要、環保，以及美學上的完整性，過分信賴中央冷氣系統就是十分明顯的例子，對人的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香港人很多的辦公室病都和中央冷氣有關，政府應對此進行研究，但政府的機電工程署的設計水平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官僚心態，像政府大樓的設計也過分倚賴中央冷氣，而近期由建築署設計的政府建築也不重視自然通風。

這種過分倚賴冷氣的文化是不正常的，需要改變這種設計文化。 人人以為建築設計只是美與不美，但建築其實是一個機器，本身有一種功能，「健康」是重要的功能，但香港的建築都是以金錢掛帥，不太重視功能和設計。像香港的房屋設計十分不環保，也不重視空間的質素，高地價實在沒有很多空間來思考設計這回事, 建築興建方式、設計格式和材料運用都十分不環保，導致香港的新市鎮和建築十分呆板，缺乏人氣和社區的感覺，美學上也十分單元，一味雲石假羅馬式桑拿建築，品味十分差。

Nintendo Wii VS PS3

ARCHITECTURE - Louis Kahn-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Louis Kahn - Salk Institute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railer 萬曆十五年

home installation
mathias woo

Frank Gehry-designed Jay Pritzker Pavilion

Frank Gehry-designed Jay Pritzker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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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ry on the Guggenheim Dubai

In this interview in the Guardian, Frank Gehry muses a bit 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architectural Disneyland planned for Abu Dhabi. “I think this an interesting moment in doing something to bridge the cultures of the US and the Middle East with real dialogue.” If only it were, rather than the bloated (and, dare I say, socially and environementally irresponsible?) brand-name mall of high-end kitsch proposed



I've just turned 78 and am about to design the biggest Guggenheim yet. Can I pull it off?
Frank Gehry


March 5, 2007 12:26 PM |

I've just turned 78, but I hope I'm not stuck in a groove like some old long-playing record. One of your British journalists thinks so; he described my recent buildings as "crude curlicues". If you know who he is, get him to try on some concrete overshoes for size. I'll send them over . . .

Our big new project is the Abu Dhabi Guggenheim. We've done the designs and now we're waiting for the final go ahead, any time soon. This really is like nothing we've done before. I say "we", by the way, not just meaning me and Tom Krens [the director of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but everyone at my studio; there are 170 of us now, and one of the things I've had to think about, like Norman Foster's been doing in London, is what direction the office takes in the future.

I'm fine, by the way, but I'm not getting any younger, and I don't want to hang a kind of creative albatross around the neck of my team; I don't want them stuck with a legacy they feel they have to follow. I like experimenting; I want them to.

One thing the Abu Dhabi museum won't be is Bilbao-lite. Bilbao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but it's also a worry for me; can Tom and I pull it off again? Is it asking too much?

Abu Dhabi's going to be very different - a take on a traditional, spread out, organic Arab village or town. Not literally, but it'll have the equivalent of streets and alleys, souk-like spaces and plazas, some shaded and others covered. It'll be the biggest Guggenheim yet. There'll be fresh air and sunlight, and we'll be bringing in cooling air through a modern take on traditional Middle Eastern wind towers. Of course, the core of the building, or complex, will need to be air-conditioned, but this won't be a hermetic building; it'll be an adventure, a kind of walk through a town with art along the way.

It's going to take four years to build, so I'll be 82 by the time we're through - it better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nothing like the new Moma in New York, by the way; that's like a big, shiny department store.

You could ask - why hire an architect from LA to work in the Arabian desert? Well parts of California are not so very different with a desert landscape coming up against the sea; although, ours is more brown, theirs bright white.

I'm really excited by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engagement by the local leaders in Abu Dhabi although there's still a big discussion to be had about the planning of new buildings. What they want from the architecture, by me, by Zaha Hadid and others, is a "string of pearls", stretching to the water to form a new "cultural quarter" to attract tourists; but, there's a bit of tendency to want a nice new building from each of us without enough thought about how they'll all hang together. I'd like to be more involved in the urban planning, but that's a lot to ask; you can't just say, especially when you've just arrived, hey, I'd like to redo your city.

Anyway, we're still busy in central LA where we did the Disney Concert Hall, trying to pull that piece of city together; it takes times to get buildings, especially a cluster of new buildings, to work together as well as they should.

Abu Dhabi does throw up some very particular issues for the Guggenheim and the display of art. I don't think we'll be allowed to display nudes, and there are all sorts of concerns about the way women are allowed to be shown. But, I think this an interesting moment in doing something to bridge the cultures of the US and the Middle East with real dialogue; I'm learning here, which is great, and I think we can shape an original building that is as much Abu Dhabi as me. Maybe it'll have some "curlicues", too.

MONOCLE

農曆年在日本發現了這本新出版的雜誌
是Wallpaper + Foreign Affairs + New Yorker + Business Week
觀點不是典型的西方傳統傳媒觀點
長中短文都有, 政冶文化藝術設計經濟.....
國際事務如中國在非州, 曰本的新"海軍"
文字簡潔好讀
是一種新類型的雜誌

灣仔天地圖書有售

下一個十年

胡恩威

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著如此快速的增長
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911這種事會發生在美國國土之上
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董建華先生會中途離場
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空氣質素和全球氣候會變壞得這麼快
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互聯網和電腦的發展速度會有著幾何級數的增長
十年前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
十年前的香港和今天的香港好像已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了

這十年好像要將一百年的事情全部完成。

這十年，資訊科技也在改變世界，改變的不單是世界，是人。人本身的存在，在資訊科技全球化經濟的獨大之下，有著實質的改變，人不再是一種獨立的個體，而是一種被網絡，被手機所結合的一個單元，市場裡面的一部份，而不是社會的一部份，不斷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科技不斷發展的同時，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已經不再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那種以人性善良本質為本的自由、博愛的情懷，而是一種把人類慾望無限擴大的所謂市場經濟，人只可以是市場裡面的消費者，而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產生的一個嚴重問題，環保問題，全球暖化，娛樂消費文化之下的道德墮落，大企業的權力無限擴大，全球一體化最大的困局是全球化以後的“體制”成了一個失控的體制，各企業各國都好像“被迫”地去配合這個體制，這個全球化體制，有點像科幻小說（或者是Terminator）裡面的超級電腦，已經是有點失控，西方資本主義在蘇聯解體之後，失去了一個“競爭對手“，自我反省的能力是減低了，911就是在美國獨大的失控情況下的一種反應。香港人這十年經歷了的風風雨雨，好像和世界無關，但十年前的全球化經濟一體化“運動“之後，加速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了進一步開放的局面，這種開放也形成了香港一國兩制的空間，可惜的是肥彭來港以後，以民主政治春藥拔苗助長的方法，加速香港民主制度的形式，結果是強化了香港人與中央的對立，加深內部矛盾，肥彭留下來的香港政治和社會，是對立，是分裂的，是反智的，九七前後，大部份香港人對當時的中央政府的態度，樂觀的是保持著一種觀望的態度，悲觀的有著一種對立的潛意識，這是八九以後留下的一種複雜而矛盾的心結。

彭定康、黎智英等人把這種心結以感性和對立的方法處理，配合香港人的消極心態，九七後的香港本身有的只是分裂的政治力量，與及反智的傳媒文化，及後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導致以後七一遊行，也說明了香港人在尋求一種新的方向。

可惜的是：在香港的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階層，完全沒有那種領導能力的意諮。他們佔據了一種社會的位置，但沒有利用這個位置，為香港思考未來的問題，改變香港目前反智與自閉八卦的社會風氣。幾年來的社會事件，如西九、如天星，都是由民間主動發起，政治社會精英都是後知後覺，這些精英無論是泛民也好，親政府也好，大部分都是殖民地時期培養出來的，習慣了殖民地那種政治免費午餐，習慣了那種表演式的口號政治。他們大都缺乏實質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事研究經驗。政治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興趣」，而不是一種終身的「事業」，名成利就以後參與一下公共事務的心態；精英們的被動也導致了香港的被動。香港在近十年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原因是擁有資源進行研究思考香港未來路向的政府和企業家，大都不相信「研究」，也不知道什麼是研究，他們仍然習慣殖民地時期那種被動模式。董建華”什麼港””什麼港”的失敗，是董建華看不清香港的大部份企業家從來都不相信「長遠投資人才」這回事，所以董先生的宏大藍圖到頭來只是公務員控制的一個沒有動物的動物園。

未來十年，香港面對的是如何與中國融合？如何與世界融合？一國兩制下，香港與中國融合是不可避免。但如何融合？怎樣融合？中國的下一個十年將會有著比這十年更大的變化.

香港是應該主動思考如何對應這個變化，在鐵路系統上，在教育體制上，在文化藝術體制上，在社會體制上，在政治體制上，香港必定要面對融合的問題，香港人和香港政府和香港企業，不可以單一地把問題分開處理，例如只集中「金融制度」而忽略教育、文化、社會等問題。香港近十年的內向化，語言香港話化，減低了香港與世界融合的能力。也減低了香港扮演世界橋樑的角色，陳馮富珍女士的啟示，就是香港可以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種積極的角色，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催化角色任務已經完成。下一個十年，香港可以在中國公民社會、宗教自由、文化藝術、社會福利體制等項目上，引進適當的體制，協助中國建立一個能夠持久的和諧穩定公民社會。

文化研究 文化基建


A. 文化研究

香港的大專院校的文化研究課程，大都著重於一種「文本」分析，即是以抽離的角度，分析一些文化現象。這都是來自歐美文化研究的傳統，如法國的羅蘭巴格福和德國的班雅明法蘭克福學派。他們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批評資本主義下的文化現象。
香港的文化研究有一個現象，就是著重於對文化現象的分析，如周星馳、漫畫、流行音樂等話題，但這往往來自於作者對該種現象的一種個人感受和分析，缺乏對該現象背後的真實狀的研究。

例如研究香港的電視文化，必須先了解香港政府過去三十年的廣播政策，才能知道為甚麼香港的電視台，會有著這種模式以及營運方法。但是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大都是比較文學又或者社會學的背景，他們總喜歡把研究對象浪漫化。其實香港是文化研究一個寶庫，因為香港文化本身是一種不同文化的融合，而更特別是香港文化本身是完全由一種流行文化支配，所以香港沒有像西方一樣的High art和Popular art。這種文化現象本身就十分有趣，但若果另以西方文化研究的模式來研究香港文化，是必定會出現誤讀的情況。

因為香港文化本身的生產模式和社會背景和西方是完全不一樣；故此，要真正明白香港文化必須從最基本的資料著手。引用馬克思的說法，生產模式，決定一切，要明白香港文化，必須明白各項文化產品的生產模式以及影響這些模式的各種社會條件，例如要明白香港的電影，必須先要知道香港電影工業的運作模式，誰是投資者、投資的方法、製作的過程、創作的方法……

Case Study 1: 香港的電台

香港人聽音樂的口味相當單元，絕大部分都只是聽廣東國語流行曲，原因是香港的電子傳媒如電台電視台在推介這種音樂，其他類型的音都被趕盡殺絕，有的只是一種像施捨一樣的空間，如港台第四台。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中小學沒有音樂教育，香港人的音樂知識十分貧乏，接觸面不廣，家長花錢讓子女學鋼琴是因為身份需要又或者是一種消閒活動。

造成這種法西斯式的音樂文化，元兇是香港政府。港台是政府直接管理的，但就以一種以本傷人的商業心態運作，追求的是所謂收視，沒有視野。無線亞視商台新城是政府發牌的，廣管局監管，政府縱容他們在推動一種單元文化，像電台，政府應馬上全面開放市場，讓更多不同大小的經營者加入市場，提供更多元的選擇。香港是眾多國際城市中電台數目最少，種類最單元的城市。台北人口比香港少，但電台的數目是香港的十倍，以音樂類型為主導的電台，選擇也十分多，電子、爵士、古典、搖滾，甚麼都有。北京的電台近幾年也是進步得很快，有一次乘的士，聽到一個主流電台的主持人在介紹Apex Twins，AT是十分前衛實驗的英國電子樂隊，香港現在的傳媒只會用沒有市場為理由，把他們封殺。

傳媒的責任除了是提供市場「想要」的事物外，更應為市場提供更多元的產品。從民社會的角度出發，傳媒更應負上推動多元文化的責任，音樂對人愈來愈重要，人讀書的時間愈來愈少，音樂成為非常重要的文化產品，每一個人都應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但選擇前他們應有權力知道有甚麼選擇，現在政府和傳媒把香港的選擇權拿走，變成一個法西斯式的單一選擇。

音樂修養本身包含著知識和聽音樂經驗的多少，香港是音樂知識不多，聽不同音樂的經驗很少。

文化基建

香港的硬體基建，如運輸網絡、電訊網絡都是世界一流的，但香港要成為一個世界大都會，或者政府口中的Asia’s world city，只有硬件是不夠的，香港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個世界級的文化基建。
現在香港的文化基建十分落伍，仍停留在殖民地時期的文化是裝飾的那一套。文化基建包括硬體文化設施，軟體包括文化機構、藝術團體、教育機構、傳媒機構。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整體公民的文化知識很低，人文素質十分單元，這是香港的文化基建出現問題。文化基建的功能在於促進信息的流通，建立對話交流的網絡，誘發不同模式的創意。這方面，英國的文化基建十分成功，但香港完全沒有繼承英國這方面的傳統。
香港的教育是一種官僚式的數目字遊戲，是一種不重視素質的反精英主義。香港的傳媒以市場為名，只重視百分之九十的大眾市場，而忽視了小眾精英的多元發展。香港的文化藝術體制，完全由一班大部分是外行人的官僚操控，扼殺了多元文化創意，導致香港的文化生活十分枯燥。
香港的文化生態環境是十分變態的，一方面大家振振有詞的說創意、知識社會、知識經濟，到頭來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知識，以及開放的態度去接受新事物。香港人大都喜歡一知半解的下定論，看不明白只會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說人家扮高深。香港人追求的文化理想就是成為娛樂圈名人或者社交焦點，都是很外在的一些虛榮。由上層政府精英到低下階層，娛樂圈成為大家唯一的文化場所，所以香港年輕人的Role Model，來去都是一些明星歌星，這種文化現象就是香港目前面對各種危險的病源。
香港人的價值系統和行為指標完全被娛樂圈和傳媒操控，而香港政府和商界一方面在背後投訴，批評傳媒怎樣不道德，但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下苦功去檢討自己可以做甚麼，能怎樣改善。別的不說，香港連一個像樣點的圖書館也沒有，我們哪有資格成為知識社會。

STAR FERRY

這是我最後一次到天星小輪碼頭乘天星小輪拍下來的幾張相片

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在九十年代以前，仍然有著一種文人電影的傳統，所謂文人電影當然就是有著「文人」背景的人士拍攝的電影，又或者是知識分子拍的電影。

這類電影牽涉的不只是票房，而是透過電影帶出作者希望表達的一種想法。國泰拍攝的一系列電影就有著這種精神。

像《空中小姐》一片本身就是一種對摩登（Modern）的探討，由美術指導、服裝和編劇都是非常精緻的，也是一種對當時荷里活大片的「模仿」，一種對品質的追求，可惜這種文人電影的傳統已經在香港失傳。

香港電影的主題到現在都是一種黑白兩道的幻想，沒有太大的變化，就算是《無間道》，也是一種拍攝精美、劇本有點文路的黑白兩道片。
那天看《》，感觸很深，覺得香港電影的主題在過去二十年的路愈走愈窄，題材都是黑幫片、搞笑片兩種。
這種題材上的單元化，反映了香港電影界不能成為一門工業的困局。
原因是投資香港電影的都不是「知識分子」背景，而創作人才難出現有知識分子背景的，而香港電影圈已習慣了文人知識分子等同於沒有市場的偏見。
美國電影的強盛，主因就是人才多元，劇種多元，編導演也十分多元，有銀行基金、有大企業、有非牟利基金、有政府。香港電影的融資十分局限，老闆的背景也局限了香港電影的可能，這是十分可惜的。
《PTU》是很好看的電影，但就是一種形式美學的表達，王家衛的電影也是有這種形式主導的情況，但劇本沒有太多思考的可能，只是一堆感覺。

海運戲院
海運戲院是唯一仍然有著舊式香港大戲院感覺的，現在的海運就是以前舊海運超等位置的空間，可想而知，以前海運是一間很大很大的戲院。
大戲院在香港已經失落，這是十分可惜。從前，普慶、嘉禾、新聲、麗宮、碧麗宮等，滿街都是大戲院。大戲院的消失其實是八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也就是高地價政策的後果。政府當時也沒有任何古跡保留政策，很多具歷史文化建築價值的大戲院就此消失了，這是十分可惜。
香港白白失去了很多文化旅遊的資源，北角的皇都戲院還未拆掉，但已被改成一些不三不四的商場加桌球城。皇都戲院的設計十分有特色，是一種蘇聯二十年代前衛風格建構主義的作品，非常值得保留。
以前的舊普慶是左派戲院的龍頭，設計風格就是史太林古典主義的風格，像人民大會堂那種的古典簡約再添上一點點中國民族設計的色彩。
土瓜灣的珠江戲院也是十分巨型，小時候在那裏看了很多三十年代的革命電影，印象最深的是這些電影的顏色，像一種寫實主義的油畫。
現在香港的戲院一點特色也沒有，愈來愈像家庭影院，都是小小的，音響也是不太理想。
美國近幾年是大戲院翻生，戲院商投資大量金錢up-grade戲院的投影和音響系統，座位設計也是十分講究，故九十年代再次開始成為美國人的主要文化消費活動。
香港辦戲院的，就是缺乏了這種喜愛電影的誠意和生意頭腦。
現在家庭影音產品愈發達，大戲院的需求便會更大，因為這是唯一看出電影力量的空間。電影是應該在大戲院放映的，這才是真正的電影經驗。

電影辦公室
每個國際城市的市長辦公室都有一個專門負責電影的電影辦公室Film Office，職責是負責處理電影拍攝和電影相關的事宜。電影是對外影像的重要媒界，所以每個城市的市長都十分重視，香港有點奇怪，首先電影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文化產業，是香港的文化傳統cultural heritage。但殖民地時期從來不重視香港的電影工業，政府只把電影當作為一種不正當的工業，沒有好好的發展香港的電影工業。
香港電影是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資產，由六十年代開始已經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媒界，可惜的是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好好的看待香港電影，把它當成一個正規產業看待。
香港政府其實在回歸以後，已在盡力協助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但始終是不夠重視，現在負責電影的也只是政府部門裡面的一個部門，層次不夠高，負責的官員也是不太懂電影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香港政府的電影政策是不能配合香港電影工業的需要，香港的法例也是遠遠落後於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由於法例的不完善，導致香港電影工業不能走向多元化的道路，投資電影的來來去去都是帶著社團的色彩，導致香港電影不能多元化發展，例外的是成龍和王家衛，投資者都是歐美日的財團，投資的方式比較正規，也注重所謂工業的標準。
現在香港電影的困局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沒有好的電影投資者，另一方面是香港的電影觀眾水平愈來愈低，大家都不會冒險嘗試一些新的題材。要提升香港電影的地位，才能吸引好的投資者。若董建華特首在其辦公室設立電影辦公室，必能提高電影的地位，可惜有人會認為這樣對其他工業不公平，但電影和其他工業不一樣，電影是對外影像最好的媒界，是一種意識形態工具，香港必須更重視電影，電影是香港經濟的一個可能性。

香港電影工業
香港人有一種壞習慣，就是只會從金錢角度看事物。
香港電影工業目前面對的困局，來自政府和商界對電影工業的誤解，政府負責提供法規和政策，商界負責投資和營運，政府的責任是建立一個健康的營運環境、人才培訓、研究與開發以及對外代表業界保護其產權利益和開拓市場，商界的責任是建立專業的投資模式和經營方法。在這些方面，政府和商界都不及格。
美國電影工業的興盛，在於政府政策和法規的完善，政府明白電影工業不光是有經濟效應，而且也扮演著身份認同建立和民族意識的培育，以及創意的開發。是娛樂也是教育也是實驗。美國電影工業興盛是因為美國有著很強的文化欣賞文化及重視實驗的傳統，電影的投資者也是喜歡電影和具備深厚電影知識的專業投資人和機構。
建全的工業需要有創作、研究和開發、製造、營運與管理、市場網絡、市場推廣、財務和投資等部分，工業必須建基於標準和理想，像SONY、賓士這些大企業，質素和利潤是雙生子，缺一不可。香港電影工業要能建立為一個「長期工業」，必須以質為本，質不單是指創作方面，而是每一個環節都會以「質」為目標。創作、製作、市場、營運要配合，以前香港有很多大電影院，高地價完全把他們消滅，現在小電影院其實和在家看VCD/DVD沒有太大的分別，經營戲院的都不太重視放電影的影音效果，歐美的情況就是：經營影院的人都知道要吸引觀眾進戲院，必須要和在家看不一樣，要突出電影的特性，就是「大」的力量，另一個香港電影衰落的原因，是因為觀眾的水平愈來愈低，電影知識大都很膚淺，電影只是精神上的Junk Food，而沒有甚麼更高的要求，真正的電影觀眾愈來愈少，大家都在家裡Fast Forword看VCD和DVD。

市建局為什麼由林中麟領導？

陳安琪、香芍如 , E+E


誰是林中麟？

現任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林中麟雖被陳婉嫻和黃英琦強烈批評，不過原來他的仕途從來都一帆風順，甚受政府器重。

翻查資料，原來這位林總監在加入市建局前，曾於1993年3月至1998年1月期間獲委任為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後接任為機場管理局副行政總監。若果大家還記得赤鱲角新機場於1998年7月啟用後在運作上發生的一連串失誤，相信都認為他一定責無旁貸。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根據立法會就調查新機場事故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他雖被批為「身為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並未充分履行監察的職能。他對新機場工程的進度所涉及的危機沒有充分提高警覺，亦沒有充分提醒機策會」 ，但他「並不需要為機場啟用當日的混亂、欠缺溝通協調或失實陳述等問題負上責任。」 原因是他負責的「大型搬遷行動」並沒有收到任何投訴，而且在98年3月至6月間，他因受傷而未有履行副行政總監的職務。新機場事件並不減政府對他的信任，因為繼擔任機管局副行政總監後，他於2002年更上一層樓，被委任為市區重建局的行政總監至今。

政府用人唯「才」?
究竟他有什麼本領令政府對他如此器重？這當然與政府一貫的管治制度有關。政府一向奉行的政務官制度著重的是通才而不是專業知識，雖然在實行高官問責制後，部分局長也是專業出身，不過他們的下屬，即各部門的常任秘書長都是由通才的政務官出任。在這個制度影響下，政府常會委任一些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士擔任各個公營機構的領導層。因此，林中麟以其三十多年服務政府的經驗，及其對官僚系統架構與運作模式瞭如指掌的「優勢」下，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建築、城市規劃或市區重建的專業知識，就可以當上市建局的CEO。

以錢為主的領導
退下公務員火線轉戰市建局，林中麟的「豐功偉績」莫過於在接任兩年內令市建局的帳面轉虧為盈，將一貫以來只會負上虧損之名的重建項目，變成能夠帶來龐大收入的來源，解決了土地發展公司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在2003年，他便獲得年薪三成，共港幣998,000元的花紅作為獎勵。然而，這個轉虧為盈的功績，到底是怎樣發生呢？在關乎民生、文物保育與城市規劃等市區重建的問題上，我們是否只需要一個以錢為主的領導人物？不過，對於這個官僚出身，缺乏專業知識的CEO，我們又可以有什麼期望？結果有目共睹，他除了把舊區以最低成本剷除，最高利潤賣給發展商外，其他工作只惹來民間怨聲載道。

為什麼香港不是由專才負責市區重建？
其實，觀乎目前與城市規劃有關的政府部門與公營機構，由主席以至行政總監，大部分都沒有相關專業知識。其中，擔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局長孫明揚，與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即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劉吳惠蘭均不是建築或城市規劃專業出身。這種做法與其他國際城市的做法大相逕庭，以新加坡及倫敦為例，它們都請來具備城市規劃經驗的建築師來處理市區重建。前者的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行政總監由具有城市規劃碩士的Cheong Koon-heng擔任，而她轄下負責市區設計策劃（Physical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 Urban Design）的總規劃師兼副行政總監(Chief Planner &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都持有大學建築系的學位。至於倫敦，其市長則邀請了在國際建築界享負盛名，擁有豐富建築與城市規劃經驗的建築師Richard Rogers，擔任其顧問內閣成員，就倫敦的城市規劃出謀獻策。

本文雖然沒有資料證明具建築或城市規劃學歷與經驗的專才，在處理市區重建的工作上定較沒如此資歷的人優勝。不過，值得質疑的是，以行政主導的方法來管理市建局是否合適？以灣仔利東街為例，市建局運用強橫的《土地收回條例》把整條街的業權奪回，拒絕與居民討論其他可行性，這種管理方法只是純粹講求行政效率而不顧市民需要。畢竟市區重建講求的是長遠發展及全面配套，若政府執意任用一個毫無專業知識，著眼於短期金錢利益的前政府高官來執行市區重建工作，得益的除了是發展商外，可能就只有那位每年享有一百萬（或更多）花紅袋袋平安的行政總監。


林中麟
香港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70年代畢業於香港大學，後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商學院取得管理學碩士學位。服務政府多年，負責房屋、環境、地政、金融、採購及基建項目等工作，曾任香港政府駐三藩市經濟貿易事務處處長、副金融司、政府物料供應處處長、新機場工程統籌署署長，並於1998至2000年間借調機場管理局出任副行政總監。林先生現為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2002年起獲委任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Cheong-Chua Koon Hean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heong-Chua Koon Hean以優異成績於澳洲完成建築學位，後獲取倫敦University College的城市規劃碩士。2000至2004年期任新加坡國家建設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副秘書長。隨後被委任為任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她曾參與新加坡土地長期用途與交通設計藍圖（Concept Plan），及國家社區規劃細則方案（Master Plan）的設計。





Richard Rogers
倫敦市市長顧問內閣成員（城市規劃）
Member (Urban Strategy)
Mayor's Advisory Cabinet, London

Richard Rogers為世界著名建築師。先後於1959年及1962年畢業於倫敦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及美國耶魯大學。1971年與Renzo Piano合作設計法國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1977年創辦Richard Rogers Partnership建築公司。2000年起出任倫敦市市長顧問內閣成員（城市規劃）。同時擔任巴塞隆拿城市規劃部顧問、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董事等職位。

吸煙

身邊所識愈來愈多朋友吸煙，年紀也是愈來愈年輕。吸煙對健康不好是真是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吸煙所帶來的一種感覺。

現在政府的反吸煙運動效用不大是因為太過說教，反吸煙這三個字已經是一種「成見」，正確的做法是把「反吸煙」，改為「認識吸煙」，讓大家知道更多有關吸煙的知識，讓個人作出決定。但我十分贊同吸煙的朋友是應該尊重不吸煙的朋友。但重要的是雙方也要互相尊重。
現在的反吸煙運動是有點過了頭，美國尤其嚴重。可笑的是美國的煙草商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企業之一，吸煙的習慣和形象都和自我的投射有關，對於低下階層，像體力勞動的成年人，「飯後一枝煙，快活過神仙」是一種十分實在的享受。觀察一個人的吸煙姿勢和表情，像如何拿著煙，如何點煙，如何吸煙和吐煙，也是一種人類的重要觀察，有些人是一吸煙就變了另一個人。
吸煙吸了差不多二十多年，但我就是那種可以隨時不吸煙，不會上癮，也不會覺行不舒服的人。但有時候也會一天抽三包，面不改容。

喜歡吸煙，是因為煙的味道，與吸煙的視覺效果。最近迷上了大陸的廉價煙，像牡丹、桂花都是三元一包，包裝雅致，煙味很濃。

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美國煙最受歡迎。三個五、萬寶路，都是送禮佳品。
這幾年大陸的煙草事業十分發達，出現了很多新品牌，當中有一些是復古的，把二三十年代中國曾經流行過的牌子，以原先的包裝，重新推出，很受歡迎。

鄧小平是煙不離手，可能是因為鄧小平，中國對吸煙有著一種正統意識，但近年的領導人都不會像鄧小平般隨處抽煙，不知道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位是不是煙民？

香港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國際城市” 以消滅的方法處理小販和市集.


東京、倫敦、紐約、上海、新加坡，均有一套「管理」商販, 小販和市集的政策和機制，小販和市集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產物，任何城市不同的市集和小販均是經過長年的演變產生，小販和市集反映了一個城市的歷史和生活型態的演變，香港作為一個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城市，必然在其城市發展的演變之中，產生了一系列富香港特色的小販和市集. 街頭修理火機手表、修補衣服、手工藝（如麵粉公仔），各種小食小吃涼果，主題市集、花市、玉器、觀賞魚市場等等，這些在香港存在近百年的小販和市集，在1995年兩個市政局消滅小販大排檔政策通過以後，以小販大排檔不發牌, 街市搬上樓的形式進行消滅, 在95年至2005年間, 這些富有香港特色的小販市集幾乎全被消滅。現在女人街廟街甲度街觀塘裕民坊市集也有很大可能在市建局重建以後被消滅.

在這個政策以前，香港其實已經有一套完善的小販分類發牌制度，規管不同類型的小販，但95通過的消滅小販，完全是一次沒有視野的政客和官僚的大合作，以公共衛生安全為名，以不文明不人道和不合理的一刀切消滅手法，取締和消滅這個香港文化傳統，在97政治化的情況下，小販市集這種民生問題，根本沒人關注。

香港小販和市集的討論，總是停留在兩個題目，第一是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第二是對「街舖」和商場商戶產生不公平，關於第一點公共衛生和安全，完全可以透過設計和規劃的方式解決，如小販車的設計以及其他配套水電設施.

老實說, 我在香港吃了街頭小吃二十多年也沒有遇過什麼，發生問題，社會上也沒有出現過任何大型事件. 東京街頭的麵檔，紐約街頭的熱狗檔也是一種小販模式, 也成為一種城市特色. 第二點的「街舖和商場」爭利，更是一種誤解小販和市集這一種有機的非主流經濟型態，小販和市集是低收入人士以及民間社會的一種有機非主流經濟活動，和商場街鋪那種經營模式完全是兩回事，小販和市集的商業活動和商舖的是一種互補，鴨寮街就是明顯的例子。

香港目前的街市小販和市集政策只是「食環署」的一個管理項目，而不是香港中小企政策的一部分，近幾年爭議的扶貧政策最大的困局在於以再培訓行政手段製造就業，而不是以有機手段製造低收入人士創業和就業的有機生態，市集和小販正正是最有效的方法，為低收入人士製造一個自力更生的經濟環境，而不是像目前一樣，只是成為香港政府外判制度和大企業的被利用對象。

從前在香港當窮人，求生機會比現在多，可以當學徒，學打金，造菜，三行，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師徒制度，現在香港政府辦的官僚式幾個月再培訓，根本沒有真功夫可學，得益的只是一大班處理行政程序的官僚和公司。

香港近十年（1995—2005）變化實在驚人，遍佈香港/九龍的大戲院完全消減，小販和大排檔和市集也在被消滅之中，香港愈來愈失去了原有豐富的特色，只有一個一個大商場，大樓盤，小販和大排檔的消失是香港的巨大損失，小販和市集正正是屬於香港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像以前的旺角先施百貨小巴站街邊小吃，公共泳池外面的各種小食，麵粉公仔師傅……都在這十年消失。

一個正常的政府，是不會用消滅的手法處理小販的問題，這完全是一種積極干預政策，一種大政府小市場的行為，消滅小販政策反映了香港特區政府完全沒有注重中小企的概念，目前香港的高租金經營環境，根本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的中小企營商環境，以前香港店舖種類繁多，藥店、食店，各適其適，近幾年的高租金，大量富有香港特式的店舖結業，酒樓，洋飯店，取而代之的是一式一樣的大型連營店。

香港街道不再是多元，而是來來去去的電器連鎖店、化妝品連鎖店，以前雖有房署房協的商業空間，但領匯出現以後，香港的小市民營商空間也有被太古廣場化，APM化，IFC化，小市民的商場空間，成為上市公司玩財技的遊戲，而不是製造有機的社區經濟.

小販市集在未來的香港應該有重新的機會，其實現在的港式冷氣商場設計已經走進了死胡同，APM的成功是在巨大的宣傳效應下的產物，中小型商場根本不能競爭，中小型商場要建立自身特點才有生存空間，但困局在於香港業主大晒的租務管制，業主根本沒有興趣培養好的租客，發展特色，老店大批結業是因為高租金回報的利誘又或者是高地價的吸引，但一些中小型的店舖，像咖啡店根本沒有太大生存空間，香港的商舖愈來愈「單一」，就是因為只有大財團才能有條件生存下去，大家樂大怏活麥當勞Starbucks, Pacific Coffee遍地開花，有性格和特色的咖啡店街邊茶檔愈來愈少，

這種情況沒有在高地價的東京發生，大和小可共存，原因正是日本有著一種尊重中小企業的經濟和規劃政策，如小敗是沒有像香港那樣只會消滅，而是透過一系列的安排和規劃讓其生存下去，新加坡的小販政策也是以管理和發展的方法，把其富有歷史和特色的市場和小販保留下來，像唐人街的街邊小吃區，以及分佈在不同地區的戶外小吃區和多層街市.

香港是有多層街市，但其設計和管理卻是不留人情，衛生卻不一定是好了，像以前富有潮州特色的上環潮州巷仔內大排檔區，幾年後被迫上樓進了一個設計奇差的地區，以前的特色沒有了，以前的風味也好像消失了。香港近幾年被這個大政府改變成為一個官僚城市，香港人其實也是有點袖手旁觀，只有嘆息沒有行動，而年輕一代根本不會有著我們這種三十多歲的香港成長經驗，而不會明白小販所帶來的種種生活情趣。以前灣仔修頓球場有一個二手電器家俬市集，十分有趣，修頓重建後也被消滅了，現在灣仔舊區重建也是在消滅街市市集小販，代之而起是一幢幢的豪宅、高樓大廈，舊灣仔是香港人的文化遺產，但香港政府卻不珍惜, 其實舊灣仔作為旅遊景點比什麼二百億的迪士尼有效得多。

迪士尼


政治催生的迪士尼一如估計未見成效，無透明度的政策如盲人騎瞎馬，今天還不建立防止重蹈覆設的方法，那麼人還是盲，馬還是瞎，只能望天【中央】打救。


這個由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一手推動的二百億港元項目，意願良好，香港市民大眾指望香港迪士尼能如政府宣傳那樣能提升香港的吸引力。但開幕以後的一系列負面消息，正好說明目前香港迪士尼的營運模式及發展需要進行徹底的檢討。數碼港、維港巨星匯到迪士尼，都是由特區政府一手推動、策劃的大手筆「計劃經濟項目」，然而結果都是一律令人失望，暴露特區政府形塑未來能力之弱；在今天國際競爭白熱化的時代。光是「高效」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如何以最高效律執行最對的策略，快步走歪路只會註成更大的錯，有作為的政府要能認真檢討錯失，對問題公開及透明處理以圖改善方案減低錯誤及爭取回市民信心。


令公眾最為困惑是有巴黎迪士尼的前車之鑑，香港之失誤為何同出一轍？特區政府當初是根據什麼標準評估迪士尼的財務方案？特區政府實際負責與迪士尼談判條件的官員，當初的談判原則是如何設定？二百億的投資有什麼回報、風險、各種形勢估量和其最差情況應變的計劃？如若香港迪士尼長期虧本下成為「白象」，香港納稅人要納多少銷售稅才何補虧損？更遑論失去的資金成本效益。負責參與迪士尼決策的香港官員是誰？其權責是如何界定？這些積極干預型的項目，沒有商業經驗的「通才政務官」能否撐握其精髓，是否有能力參與商業的決策工作？目前這種大型公共投資的決策過程是怎樣的？特首曾蔭權常常跨其98年積極救市的成功，但負責任的政府那能用資產作賭本，聰明的政治家成功賭了一鋪也會噤若寒蟬及馬上制定新設機制掩飾。


迪士尼、數碼港是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最大型的公共投資計劃，強差人意的成績和原計劃已是大相徑庭，但若特區政府不痛定思痛反而欲蓋彌彰，愚已愚人，香港這幾百億的納稅人血汗錢，便是真真正正地被浪費掉。海洋公園近年的成功，正好說明香港自身建立的團隊也不會比國際級的迪士尼差。有危機意識，靈活和有破困能力，能結合抽象的藝術設計、具體的各種工程科技，以及講究實效的市場經營管理學問，最重要的是一種不斷透過研究和學習的自我更新和創新的態度。公務員的政務官系統，強項在於執行官僚程序，研究學問和創新能力不是政務官的強項，因此，處理迪士尼和數碼港這種講求創意創新的產業，失敗是必然的事。



但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政務官並沒有面對自己弱點的勇氣，根本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推行新政，碰上又偏偏愛作為又欠落實能力的董建華，掉進越做越錯，越錯越做的惡性循環。多年來都是香港天之驕子的政務官系統，在九七之後仍然未明白自身的定位，遑論主動推動自我改革。不少政務官仍然懷念殖民地時期的「光輝歲月」，有錯事出現，便只會當作沒發生，或把自己做錯的事推在所謂中央政府身上，做對一件事就無限放大。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應該針對迪士尼樂園的失誤，進行一次徹底的調查，目的不是清算，而是尋找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保護香港納稅人的利益。



長遠來說，政務官的專業化才是改善香港管治效率最有效的方法。通才政務官常常都會是好心做壞事，事半功倍。從這一點來看，新加坡的「政務官系統」比香港進步，新加坡官員有更多空間進行進修和學習，他們都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執政能力，尤其前線的政策官員，都比香港優勝，學歷大都比香港高。

專業

香港的「專業」，如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律師、醫生，說目前面對很大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地產泡沫破滅的後遺症，九七年前的香港環境經濟，生了一種「反專業」的專業文化，像律師只會做樓契，建築師只會設計一種樓。

導致香港的專業愈來愈單元化，專業只專在賺快錢，而不是把專業做好。記者也是一樣，薪金炒得很高，但對專業記者的要求並沒有相對提高，大家都是在鬥賺快錢，而忘記不同的專業都應有著不同的專業操守。

九七前的香港專業是完全內向型，沒有開拓香港以外的發展空間，那時香港的錢實在太快可以賺，太容易賺了，沒有人願意走出去，現在香港的經濟低迷，最大的關鍵是由以前的內向型地產主導經濟，轉化為外向的工業專業化所講的知識經濟。

香港的專業需要重要定位，重要的是專業的操守，和專業的水準，要多元化，像建築師不可以學以前一樣的做樣辦設計，要發展專長，要積極參與建築專業的多元發展。醫生好一點，因為是必需品，但現在的醫療改革是行政主導專業，醫生專業的地位也在下降，中層的行政坐大。律師已經不可以沒有專長，做樓契也沒有太多空間，因中國發展是一種方向，但需要的專門知識也不一樣。

專業的改革應由大學課程開始，現在香港大部分的專業課程只著重「職業培訓」，而缺乏對「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的認識，像律師都是在學一些經濟上的技術而不是在問為甚麼要當律師？律師的社會責任是甚麼？律師的道德操守和專業的關係，香港要成立專業服務輸出中心，是有可能，但要改變以前的反智快餐模式才有出路。

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是關於生命意義的，探討人類生存面對的問題。故事都是圍繞一個家庭的，母親與子女、父親與母親、父親與女兒、及女兒的丈夫或者男朋友。

家庭是社會的單元，但自從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家庭的定義和功能已經變質。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其模式是演變出來的，不像現在的中國，資本主義是突然高速發展，傳統被消滅了。

日本目前仍然保留著一種對傳統的執著，這種傳統可能就是以前香港在中國存在過的。日本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支流，小津的電影就是有著中國傳統人文精神風貌的作品：簡約的構圖，精練的對白，具備中國傳統文人書畫的精神。故事和情節是探討現在社會對於人存在的命題，年老的父親看著年輕的女兒，感懷人生的事物，年華老去，回想著人生的旅程；女兒是剛開始人生的旅程，對甚麼事物都感到好奇，要知道愛情是甚麼、生命是甚麼，要知道五色繽紛的世界。父母總是擔心這些好奇會變成誤入歧途，人生從此走錯了路。

日本是歌頌青春的民族，青春就是人生最美麗的日子。日本的娛樂文化也是在歌頌青春的，歌頌青春的好奇，讚嘆青春的活力，青春就是生存的意義。

小津電影不是在盲目地歌頌青春，而是在說明青春面對各種生命課題。彩色的小津電影該是十分美麗的，是一種油畫和工筆畫。

搵食教育

胡恩威

一直都想寫一個關於香港教育的喜劇，因為香港的教育實在有太多奇怪而可笑的地方。這幾年的補習天皇明星化熱潮就是十分有趣的材料，也反映了目前香港制度的一些主流怪異現象。香港教育近年有一個特點：就是完全由封閉的官僚系統主導，學者專家只是一種顧問的角色；故此香港教育在文字上是十分亮麗而富理想，但執行的後果就是一種官僚形式主義。母語教育完全是一種笑話，連「母語」是白話還是港式廣東話的定義也未弄清，便草草執行。香港的優勢從來建立於香港的「英語」能力與及中文文化背景，兩者不可缺！現在香港的教育語文政策是四不像，而最重要的「教師」培養更是沒有太大改善。

香港教育的精神沒有太多的理想，目標都是為了培養學生的「搵工作(食)」能力。所謂以人為本、具備國家民族、公民意識、創意教育、開心學習之類的教育理念口號都是門面功夫。在香港政府和大部分香港人的心目中，教育就是為了「搵食」。九十年代開始的移民潮和高地價經濟，令香港走上了短視和投機的經濟之路。職業市場需要的只是反應快、醒目的畢業生，而不是具備硏究和原創性的人才。而香港社會在後八九的悲觀影響下，也慢慢由一個多元性的社會走向以反智犬儒單一平庸為本的社會。

香港並不是孔子所說的「中庸」社會，而是一個「平庸」社會。而香港教育制度本身的官僚性正好是一個反映。歧視和忽視體育和藝術教育本身正好說明香港政府異化了教育的核心人本精神。香港教育成為了一種自我弱智化的反智教育。香港的教育制度並沒有讓小孩子在學習過程中認識自己，尋找自己的理想和人生。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一種否定自我的過程。

我記得十多年前我第一天到港大上課，建築系的學生會辦了一個迎新活動，所有新生必須參加。學生會要求每一位新生必須稱呼高年級的同學為師兄師姐，否則在迎新活動中便沒有發言和參與權。我提出疑問為什麼要「必須」？為什麼不可以自然一點的「自發」？我馬上在人群中被隔離，由兩位「師兄」帶到另一個地方，他們用類似黑社會般的口吻對我說：「喂！唔好攪事！建築師呢行行頭咁窄，你唔叫師兄師姐呀？你咪使旨意畢業之後搵到工！」我聽了之後笑了一笑就離開了這個港大建築系的迎新活動。後來在港大的幾年學生生活，更明白同學和同學之間關係、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大都是以功利為本。師兄師姐不可以得罪是因為畢業的設計功課需要師兄師姐幫助，老師不可以得罪因為他們決定了你的分數，而學生也不可以得罪因為老師怕學生投訴。這樣的環境會是一個求學問的地方？在這裡可以有學術氣氛嗎？我知道我一個人不能改變這種情況，所以我選擇去圖書館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到哲學系、比較文學系聽自己喜歡的課，找志同道合的同學和老師交流討論。最後，我也沒有去找一份建築師的工作。

這種教育制度之下滋生出來的會是一個平庸和功利主導的社會，平庸可佈之處是他破壞了整個社會的Intellectual Capacity，保守社會追求的一種「標準」的保持。「自由社會」所追求的是一種多元價值的互動，而「平庸社會」因為大家都平庸，對標準沒有太大的要求，人際關係是決定因素，原則不重要。故此，香港的主流是「識做人」！「識做人」才是在香港能成功的最關鍵條件。而平庸帶來的是一種社會的腐化，而香港的平庸教育制度正正是一個腐化的教育制度，所以近幾年的教改成功之處是下放權力至民間。但由於教育官僚權力過大，這個下放過程並不容易，而最大的困擾就是香港的教育專業並未形成一個具視野具能力的Critical Mass，所以教育改革只成為了教育資源利益分配的遊戲。每次和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香港人談香港教育，大家都怨聲載道！但都好像有著一種無力感，所以香港的中產階層和精英大都把子女送到外國讀書，香港的高官精英階層和立法局議員的子女也都在外國昇學，這些負責香港教育的精英其實也看不起香港教育，也沒有視野和志氣去改變香港的功利教育制度。

香港教育制度下最大的得益者，就是現在每天賣全版全版廣告的補習天王，教育被他們異化成一種「投機」活動、一種娛樂經驗，這是十分可悲的！

喝啤酒

啤酒從來都不是我的最愛，但喝得最多的也是它。喝啤酒要像喝汽水，要大口大口的喝，而且要喝很多才有醉意，而那種醉就是有點不上不落。
喝啤酒喝過頭是非常痛苦的經驗，滿肚子都是水，吐起來特別辛苦，破壞力也特別強。
最怕的是英國人喝啤酒的方法，大大杯像小水桶一樣的倒到肚裏面，怪怪的。
美國啤酒水份比較多，喝不了多少就要到洗手間方便。德國的啤酒種類十分多，而酒杯有著很多不同的形狀。
也有一種沒有酒精的啤酒，是十足十的汽水。
台灣啤酒其實很好喝，口感很好。
青島啤酒就是一種經典了，但近年的味道變淡了些，包裝也是以前的比較有風味。
我最喜歡日本人喝啤酒的方法，小小的一個小玻璃杯，喝前要放在冰箱，喝酒時把冰凍的小玻璃杯拿出來，再把冰凍的啤酒倒到冰杯裏面，入口就是真正的冰凍入心。
喝啤酒最重要的是凍，但不是結冰，冰點之前是最理想。喝暖啤是十分可怖的經驗，死也不喝。
喝啤酒必須配合吃才有意思，空著肚子喝不太舒服；像吃著日本的爐端燒、喝著冰凍啤酒就是絕配，但要慢慢喝、慢慢吃。
日本人也是啤酒狂，品牌和品種十分多，但來來去去都是那兩三家大廠製作出來。
日劇裏面很多主角回家都在冰箱拿出啤酒來喝，好像是一種指定動作：先是開鋁罐的聲音，喝一口啤酒，呼一口氣。最經典當然是《悠長假期》木村和智子，回家就是喝啤酒，之後就是開始說話說個不停了。

消滅香港

胡恩威

消滅香港是香港城市規劃的唯一目標

消滅香港的歷史
消滅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消滅香港人的社區
消滅香港人的家庭
消滅香港人的個人意識

消滅海港
消滅街道，消滅街市
消滅小販，消滅大排檔
消滅老商店，消滅戲院
消滅樹木

香港成為了一座八百萬人的石屎監獄，不是石屎森林
全香港佈滿著一式一樣的大型商場
一式一樣的樓貼樓大型樓盤大型豪宅
香港不需要社區，不需要鄰居，不需要家庭，不需要有個性的個體
需要的是更多的消費，更多的信用卡，更多的名牌，更少的人情味，更少的清新空氣
街道佈滿的是巴士，更多的巴士，比火車地鐵還要長的巴士鐵路
香港的春夏秋冬都是冷氣，室內四處都是冷氣，室外四處都是廢氣
小市民不可在街作小販，大企業可以在街邊推銷信用卡，推銷寬頻，推銷樓盤
不正常的在香港成為正常

香港只可以有現在，沒有未來
租金可以無止境的上昇
投資只可以是投機
沒有人會安分守己
沒有人會腳踏實地
沒有人會做好學問
沒有人會相信未來，相信理想

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對於現在的香港人，人情味是笑話
認真是一種謊言
狗仔隊是神是真理
香港人沒有人相信人可以是好人
憎人富貴厭人窮
講權利但不相信義務
假道學成為主流

城市的規劃影響著我們的價值
個人的價值
家庭的價值
朋友與朋友之間的價值
社區的價值
人類存在的價值

以金錢為唯一指標的香港規劃政策
令短期金錢效益成為香港成功的唯一指標
香港成為了一個沒有賭場的賭城
短視
功利
投機
膚淺

造成這種以錢為本的價值
是香港政府的責任？
是香港政黨的責任？
是香港傳媒的責任？
是香港教育界的責任？
是香港文化界的責任？
是香港學者的責任？
是香港市民的責任？

這是香港人的命運？
還是中國未來的命運？
命運可以改變嗎？
我們會認命嗎？